文件展做為一個方法論　專訪第14屆文件展策展人佛克茲（Hendrik Folkerts）

做為外來者，尤其面對希臘當前複雜的情勢，不免會被批評為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但我們值得進一步去釐清這些恐懼和激烈反應背後的真正動機。我認為這更多是在質疑文件展於當下歐洲政治景觀中所具有的公共性。首先，文件展被視為一個德國機構；另一方面，今天的德國和希臘不論政治和經濟都處於對立面，兩國關係劍拔弩張。文件展因其本身的歷史，一直與戰後德國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創立者柏德（Arnold Bode）試圖通過舉辦文件展將1910到1930年代的前衛藝術和戰後西歐與美國的前衛藝術建立聯繫，而卡塞爾也成了西德重建的象徵。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文件展逐漸發展成一個規模龐大，具國際格局的展覽，尤其是第十屆和第11屆之後。儘管如此，這種歸屬感，所有權仍舊存在，德國人似乎認為文件展是屬於德國的。當藝術總監史齊默齊克提出「向雅典學習」做為展覽框架，將一半展覽移到雅典並在當地構思組織時，他感興趣的問題包括：一個公共機構是否該與某個國家身分性捆綁在一起。換言之，因為文件展主要仰賴德國官方資金（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經費）運作，是否就意味了文件展是一個「德國」的公共機構，抑或，它是否也可以做為「希臘」、「歐洲」或「全球」的公共機構？文件展到底屬於誰？公共性，歸屬感在今天具有哪些意義？這對策展團隊來說是一個深具挑戰的問題。

當然我們對此有許多討論，但不只侷限在我們策展團隊內部，而是在過去三年來透過所展開的一切活動如公共項目、教育項目以及展覽本身，讓這些議題成為公共論述的一部分。做為客人，尤其在目前的雅典，我們處在一個很脆弱的位置，或許也犯了一些錯誤。人們認為我們在談論一段不屬於我們的歷史，但這又回到了公共空間的涵義？無論如何，我們的確試圖了解某些議題的敏感度，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學習曲線，你只能靠嘗試去學習。

這次文件展一個主軸是，在金融和市場之外不同型態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 我們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下，不僅希臘瀕臨破產，世界許多地方都受到嚴重波及。我們希望展現不同價值體系來做為回應。另外，向來是不同文化穿梭交會的希臘，過去幾年成了敘利亞等難民進入歐洲，並因羅馬尼亞邊界關閉而困留之地。當受邀參展藝術家自2016年開始來到雅典，在這座城市四處閒逛時，觸目所及的是難民景象，因此許多藝術家的作品是對難民問題做出回應。所有藝術家都認為雅典是目前政治社會許多危機的溫床，並思索該如何回應？我們的工作是讓他們思考創作的過程順利展開，讓他們的作品融入成一個展覽──但不必然是一個連貫一致的展覽。我們的工作方式是拋幾個問題給藝術家，介紹他們認識雅典一些人和地方，邀請他們思考和做出回應。

這屆文件展對我們策展人來說也是很棒的邀請，就我而言，將我先前已知和學習到的一切界線推得更遠。做為政治的藝術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幾乎出現在我們一切的對話和討論中，因為我們邀請的藝術家也直接或含蓄地採取了同樣的政治立場。我們所做的某些選擇和決定，比方說邀請許多原住民藝術家和談論不同價值系統的作品（例如澳洲原住民畫家胡奇(Gordon Hookey)20年來描繪歷史，記錄他的民族每天承受的不公平待遇、種族歧視、壓迫），即是表達一種政治立場。我們的策展框架導致我們邀請某些藝術家，但他們對政治，社會，文化情況所提出的各種回應，我們不會介入干涉，這同時也擴展了所謂「政治藝術」的定義。政治藝術不必然是要說什麼樣的社會才是對的，而是對在身處這個世界的立場和回應找到新的方式。

我認為應該換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當觀眾以不同形式和展覽產生互動時，他們會因所見所聞，所理解或不理解的一切啟動了自身的改變。因此，並非藝術作品會掀起革命，而是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在同一艘船上，我們並不是這個生命共同體的局外人；換言之，是大家能夠意識、領悟到這點，而促成改變發生。我們策展團隊本身就有許多聲音，有不同的觀點，這次文件展同時也是測試大家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練習。 同樣的，我們通過藝術家的作品和不同實踐，向觀眾提出這樣的邀請：改變必須來自內部。

大家都認為我們保密，但其實沒有；因為我們過去兩、三年來一直在介紹參展藝術家，不過採取另一種宣傳方式罷了。如果留意我們過去兩年來編輯的《南方做為一種思想狀態》（South as a State of Mind）雜誌，裡頭早已出現許多藝術家的名字，他們的文字和作品。2015年9月展開的公共項目裡頭也有許多參展藝術家。我們不想做的是僅僅公布藝術家的名字，因為名字不能告訴你任何關於藝術家的一切，他們的創作思維和實踐；只是名字，沒有內容。因此我們做出一個很獨特的決定，就是在籌備過程中透過不同項目陸續介紹一大部分的參展藝術家，而不是像多數雙年展或國際大展一樣只是公布藝術家名單。

它更多是一個方法論，呈現了某些特定的思考方向。它首先是一個實際運動的方向，亦即從卡塞爾到雅典再回到卡塞爾。其次，「向雅典學習」的標題牽涉到一個複雜的學習和拋棄成見的方法論；在一處你身為外來客的地方組織一項展覽意味著什麼？這涉及到主人和賓客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是關於重新思考當代藝術典範和市場角色所依據的方法論。凡事沒有既定的答案或可因循的準則，因此必須隨時調整，改變，傾聽，表達，包括犯錯，這正是學習的核心。

展期：2017.04.08-07.16

展地：documenta 14 and 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thens (Metsovou 25, GR-10682 Athens, Greece)

展期：2017.06.10-09.17

展地：Fridericianum and venues (Friedrichsplatz 18, Kassel, Germany)

第14屆文件展由現年46歲的波蘭策展人史齊默齊克（Adam Szymczyk）擔任藝術總監，並由巴爾－布朗克（Pierre Bal-Blanc）、佛克茲（Hendrik Folkerts）、法勒（Hila Peleg）、 若斯查特（Dieter Roelstraete）、茨維克（Monika Szewczyk）、霍普金斯（Candice Hopkins）六位策展人組成的策展團隊，以及多位策展顧問共同規畫和組織。筆者特別於4月8日文件展在雅典開幕後，採訪了策展團隊之一的佛克茲，就本屆文件展的不同面向做進一步說明。佛克茲出身荷蘭，於2010到2015年間擔任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Stedelijk Museum）行為／展演、影片和論壇項目策展人，這次在文件展團隊中著重研究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當代藝術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