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簡稱「文件展」）傳統主場館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Fridericianum）地下，有一塊色彩繽紛的壁布板，或者說像港式連儂牆。最上面的標題寫著：「COLLECTIVE THOUGHTS?」下面就是觀眾的「thoughts」。一張告示貼寫一個想法，一個人在粉紅色的紙片畫上許多心心，寫道：「YOU ARE NOT ALONE」；又有人用綠色紙片寫上政治性的話，「Palestine AS The Collective」；也有人關心實際問題：「SUSTAINABILITY? $$$」；還有一些話我不大明白：「Plant an apple tree」。為什麼要集體種蘋果樹？不可以自己一個人種嗎？
我仔細看，一張又一張，想像寫下那些字句的人下筆時心裡會想甚麼。
然後，在壁布板的左上角，有一張藍色的：
“CAN I SURVIVE IN THE COLLECTIVE?”
其他告示貼多是一張緊貼一張的。只有這張心情和顏色的小紙，附近沒有其他，好似一堆人在那裡鬧哄哄，唯獨他一個，仰著頭，在人群外遠遠地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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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內向的人，就是說跟他人相處時會消耗能量，而不是像外向者那樣增加。我也早知這一年的文件展講很多「集體性」（collectivity）。策展人ruangrupa本身就是一個十人左右的「collective」。來自印尼的他們說，在家鄉，穀倉叫作「lumbung」，村裡的人收割了稻米，留下自己一份後，會將剩餘的放進去，讓整個村子享用。堆到像山那樣高，村裡的人就高興了，過豐年。
ruangrupa就用「lumbung」這概念來做展覽。他們是策展人，卻不挑藝術家，只在起初邀請14個藝術團體參與，讓這些團體邀其他人，其他人又再邀其他人，全部人一齊參展。據說加起來人數有1500之多，而且直到預展那天名單還在長。我在卡塞爾市內走來走去和搭車，常常看到很多人脖子掛著一張「documenta」的塑膠卡，都寫他們是「artist」。
展覽什麼，也是用「collective」的方式決定。ruangrupa將藝術家分成一個個小「議會」（稱為「majelis」），給每個議會一筆錢，像穀倉存貨，讓他們自己討論怎麼用。大多議會的討論都是多而密集，好些參展人的對話會花上兩、三年。因為各個藝術團體基本上可以自行決定展出內容，而不同人想法又不一樣，所以最終出來的展覽有點亂糟糟。也不是說完全亂透，許多團體還是會努力在分配好的空間裡面做脈絡清晰的展示，但團體和團體之間則通常沒甚麼可見的關連，令整個文件展看起來像一堆各不相干的小展。
此外還有許多活動。真是非常多，有時一天可以有二十個。大多是不具實際目的的對話（conversing）和聚會（gathering），也有些比較特別，像BDSM的玩意兒，只在晚上進行。本來我也想是不是應該要去看看，但終究也沒去。我不喜歡晚上跟陌生人喝酒聊天社交。要喝就跟熟人喝，不然就自己喝。
雖然只是個人印象，但我也感覺今年展覽內坐位特別多，沙發或者木椅之類。有些展覽場地弄得像進了別人的家，只有注意到茶几上擱著某團體的小刊物，電視播放著某人的訪談，你才會重新被提醒，這裡仍然是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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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而言，我不大喜歡參與，但我喜歡參與式藝術。有人問過我說，這不是很奇怪嗎？曾經我也為此困惑，後來才漸漸了解：我喜歡的是觀看，像那張藍色的紙片，在人群外遠遠地看。這有時會讓我想起《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將來要當一名麥田裡的守望者。有那麼一群孩子在一大塊麥田裡玩。幾千幾萬的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幹這樣的事，我只想做個麥田裡的守望者。」
書的內容已經忘了，只有這段總是記住。我不參與，但我喜歡看人參與，喜歡看人合力幹出甚麼成果，像那些亂跑的小孩忽悠坐在地上堆出沙堡。看著看著會讓我覺得安樂，我可以瞇起眼睛微笑著看許久許久。
但這一年的文件展，雖然強調「collective」，但不知為何總覺得不好看。原因不在展覽沒有交流和合作，畢竟整個展覽本身就是由許多人合作搞出來的。一個在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的朋友就告訴我說，他們與ruangrupa以及展場就在毗鄰的「The Black Archives」有過許多對話，也交了許多朋友。只是，這些交流不是我在意的那種交流。
這麼著才意識到是我搞錯了。「Collective」（集體的）和「Collaborative」（協作的），這兩個字是不一樣的。會讓我覺得喜歡的那種是後者，是由藝術家和其他人一起做作品；而本屆文件展（documenta 15）講的前者，則是藝術家之間會一起合作，但藝術家以外的人能不能參與？我覺得他們不是很關心。
搞錯這兩個概念完全是我自己的問題，若這篇文章不是「自白」，我也不好意思把誤解掏出來與人分享。不過我想這兩個字的差異不是只有我弄錯。比如《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有一篇寫得很長的報導，就用兩件文件展的舊作說明集體實踐（collective practice） 「不是新事」：2002年（documenta 11），赫胥宏（Thomas Hirschhorn）與卡塞爾居民合力建造小食店和圖書館等；以及2012年（documenta 13），蓋茲（Theaster Gates）翻新當地一家廢棄酒店舉辦音樂會之類。這些作品，我想應該是「collaborative」多於「collective」。如果你嘗試在今年的展覽尋求類似赫胥宏和蓋茲的那種東西，你一定會失望死。
ruangrupa自己又有沒有搞錯？讀了他們寫的展覽介紹，我想這還是很清晰的：本屆文件展的「lumbung」是藝術家的「lumbung」，策展方針強調的是藝術家之間建立關係，而非藝術家與社會和公眾建立關係。至於觀眾的角色是甚麼？ruangrupa也有個說法：展覽開幕後，這個藝術家的「lumbung」就會自過千名的參展人再度延伸開去，將「共享」的邀請發給每個觀眾、每個人；我覺得這樣說是有點言過其實的：觀眾聽聽講座或者與其他人聊聊天，跟藝術家們一起花時間做事、分享資源、用創作表達自己，是兩回事。ruangrupa這麼關心策展人與藝術家之間的平等，那他們應該也會清楚看見，在本屆文件展中，藝術家和觀眾之間是極不平等的。藝術家的「lumbung」仍是藝術家的「lumbung」。
我想起他們唯一一次畫廊個展（已是二十年前）：當時ruangrupa在印尼一家畫廊開派對，來了二百人，大多是藝術家。他們在畫廊唱歌跳舞、塗鴉、扔食物，狂歡至凌晨4點。結束後，畫廊猶如被龍捲風蹂躪過，地上滿是煙灰和食物渣滓，不知是誰脫下的衣服隨意地掛在椅上。ruangrupa沒有收拾，因為這杯盤狼藉的場面就是他們展出的作品了。他們讓觀眾看的就是這些。藝術家開派對，觀眾看他們開派對。我想，在ruangrupa心目中，藝術與觀眾的關係可能從來都是這樣，二十年前如是，二十年後在文件展也沒有改變。
《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一篇文章有個片段很讓我印象深刻。作者說，本屆文件展強調「collective」的過程多於展示實際成品，是為試圖推翻國際藝術展覽的一貫模式。只是這種手法卻令很多期望看到藝術品的觀眾一頭霧水。對陷入混亂的觀眾，ruangrupa成員Farid Rakun說：「他們（觀眾）被雙年展的幽靈所糾纏。」而展期內密密麻麻的活動，則可達到策展團隊的目標：「讓藝術團隊在這100天的展期內，仍會在卡塞爾找到驚喜。」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意思，但在我看來，這幾乎等於在說觀眾都是未開竅的傻瓜，他們對展覽的期望並不重要，因為策展人的目標不是配合他們，而是滿足自己。
在我住的酒店，店老闆問我覺得今年文件展怎樣。我不好意思講得太白，「明白他們想要百花齊放，可是，有好有不好啊。」店主反說得直接，說他想在文件展中看好看的作品，但這一屆幾乎沒有。「以前我都會看的，今屆我想不會了。」他說。我心想要不要告訴他：「喔，策展人說，都是因為你『被雙年展的幽靈所糾纏』……。」最後還是不大好意思，就沒有說了。
不過有這些想法，也許都因為我是個內向的人。說到底，展覽不是有很多坐椅和沙發嗎？如果你夠主動，還是可以興高釆烈地與鄰坐的某君打招呼，並在閒聊間發現他或她原來就是那千多名藝術家一員，你甚至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成為整個「collective」的一部份。對，這是絕對有可能的。只是我，只能如同此時此刻的許多其他人，坐在那些所謂交流空間中，各自翻弄自己的手機。
楊天帥( 2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