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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評論】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一個內向者的自白

【documenta評論】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一個內向者的自白

【documenta Critique】documenta 15: Confession of an Introvert

這麼著才意識到是我搞錯了。「Collective」(集體的)和「Collaborative」(協作的),這兩個字是不一樣的。會讓我覺得喜歡的那種是後者,是由藝術家和其他人一起做作品;而本屆文件展講的前者,則是藝術家之間會一起合作,但藝術家以外的人能不能參與?我覺得他們不是很關心。

我記得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簡稱「文件展」)傳統主場館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Fridericianum)地下,有一塊色彩繽紛的壁布板,或者說像港式連儂牆。最上面的標題寫著:「COLLECTIVE THOUGHTS?」下面就是觀眾的「thoughts」。一張告示貼寫一個想法,一個人在粉紅色的紙片畫上許多心心,寫道:「YOU ARE NOT ALONE」;又有人用綠色紙片寫上政治性的話,「Palestine AS The Collective」;也有人關心實際問題:「SUSTAINABILITY? $$$」;還有一些話我不大明白:「Plant an apple tree」。為什麼要集體種蘋果樹?不可以自己一個人種嗎?

我仔細看,一張又一張,想像寫下那些字句的人下筆時心裡會想甚麼。

卡塞爾文件展傳統主場館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Fridericianum)地下,有一塊色彩繽紛的壁布板,或者說像港式連儂牆,集結著大家的「集體想法」(collective thoughts)。(攝影/楊天帥)

然後,在壁布板的左上角,有一張藍色的:

“CAN I SURVIVE IN THE COLLECTIVE?”

其他告示貼多是一張緊貼一張的。只有這張心情和顏色的小紙,附近沒有其他,好似一堆人在那裡鬧哄哄,唯獨他一個,仰著頭,在人群外遠遠地張望。

在壁布板的左上角,有一張藍色的「Can I Survive in the Collective?」。只有這張心情和顏色的小紙,附近沒有其他,好似一堆人在那裡鬧哄哄,唯獨他一個,仰著頭,在人群外遠遠地張望。(攝影/楊天帥)

 *

我是一個內向的人,就是說跟他人相處時會消耗能量,而不是像外向者那樣增加。我也早知這一年的文件展講很多「集體性」(collectivity)。策展人ruangrupa本身就是一個十人左右的「collective」。來自印尼的他們說,在家鄉,穀倉叫作「lumbung」,村裡的人收割了稻米,留下自己一份後,會將剩餘的放進去,讓整個村子享用。堆到像山那樣高,村裡的人就高興了,過豐年。

ruangrupa就用「lumbung」這概念來做展覽。他們是策展人,卻不挑藝術家,只在起初邀請14個藝術團體參與,讓這些團體邀其他人,其他人又再邀其他人,全部人一齊參展。據說加起來人數有1500之多,而且直到預展那天名單還在長。我在卡塞爾市內走來走去和搭車,常常看到很多人脖子掛著一張「documenta」的塑膠卡,都寫他們是「artist」。

卡塞爾文件展主展場之一的弗利德利希安農博物館(Fridericianum)外觀。(攝影/楊天帥)

展覽什麼,也是用「collective」的方式決定。ruangrupa將藝術家分成一個個小「議會」(稱為「majelis」),給每個議會一筆錢,像穀倉存貨,讓他們自己討論怎麼用。大多議會的討論都是多而密集,好些參展人的對話會花上兩、三年。因為各個藝術團體基本上可以自行決定展出內容,而不同人想法又不一樣,所以最終出來的展覽有點亂糟糟。也不是說完全亂透,許多團體還是會努力在分配好的空間裡面做脈絡清晰的展示,但團體和團體之間則通常沒甚麼可見的關連,令整個文件展看起來像一堆各不相干的小展。

此外還有許多活動。真是非常多,有時一天可以有二十個。大多是不具實際目的的對話(conversing)和聚會(gathering),也有些比較特別,像BDSM的玩意兒,只在晚上進行。本來我也想是不是應該要去看看,但終究也沒去。我不喜歡晚上跟陌生人喝酒聊天社交。要喝就跟熟人喝,不然就自己喝。

雖然只是個人印象,但我也感覺今年展覽內坐位特別多,沙發或者木椅之類。有些展覽場地弄得像進了別人的家,只有注意到茶几上擱著某團體的小刊物,電視播放著某人的訪談,你才會重新被提醒,這裡仍然是個展覽。

有些展覽場地弄得像進了別人的家,只有注意到茶几上擱著某團體的小刊物,電視播放著某人的訪談,你才會重新被提醒,這裡仍然是個展覽;圖為「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展場一隅,2022。(攝影/楊天帥)

總的而言,我不大喜歡參與,但我喜歡參與式藝術。有人問過我說,這不是很奇怪嗎?曾經我也為此困惑,後來才漸漸了解:我喜歡的是觀看,像那張藍色的紙片,在人群外遠遠地看。這有時會讓我想起《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將來要當一名麥田裡的守望者。有那麼一群孩子在一大塊麥田裡玩。幾千幾萬的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幹這樣的事,我只想做個麥田裡的守望者。」

書的內容已經忘了,只有這段總是記住。我不參與,但我喜歡看人參與,喜歡看人合力幹出甚麼成果,像那些亂跑的小孩忽悠坐在地上堆出沙堡。看著看著會讓我覺得安樂,我可以瞇起眼睛微笑著看許久許久。

貫穿今年卡塞爾文件展合作主題的四人棋盤遊戲。(攝影/楊天帥)

但這一年的文件展,雖然強調「collective」,但不知為何總覺得不好看。原因不在展覽沒有交流和合作,畢竟整個展覽本身就是由許多人合作搞出來的。一個在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的朋友就告訴我說,他們與ruangrupa以及展場就在毗鄰的「The Black Archives」有過許多對話,也交了許多朋友。只是,這些交流不是我在意的那種交流。

「香港亞洲視覺文獻庫」於「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展場一隅。(攝影/楊天帥)
「The Black Archives」於「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展場一隅。(攝影/楊天帥)

這麼著才意識到是我搞錯了。「Collective」(集體的)和「Collaborative」(協作的),這兩個字是不一樣的。會讓我覺得喜歡的那種是後者,是由藝術家和其他人一起做作品;而本屆文件展(documenta 15)講的前者,則是藝術家之間會一起合作,但藝術家以外的人能不能參與?我覺得他們不是很關心。

搞錯這兩個概念完全是我自己的問題,若這篇文章不是「自白」,我也不好意思把誤解掏出來與人分享。不過我想這兩個字的差異不是只有我弄錯。比如《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有一篇寫得很長的報導,就用兩件文件展的舊作說明集體實踐(collective practice) 「不是新事」:2002年(documenta 11),赫胥宏(Thomas Hirschhorn)與卡塞爾居民合力建造小食店和圖書館等;以及2012年(documenta 13),蓋茲(Theaster Gates)翻新當地一家廢棄酒店舉辦音樂會之類。這些作品,我想應該是「collaborative」多於「collective」。如果你嘗試在今年的展覽尋求類似赫胥宏和蓋茲的那種東西,你一定會失望死。

湯瑪斯.赫胥宏(Thomas Hirschhorn),《巴塔耶紀念碑》(Bataille Monument),「第11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1),2002。(攝影/Ryszard Kasiewicz,© documenta archiv & VG Bild-Kunst)
西斯特.蓋茲(Theaster Gates),《致胡格諾會所的12首民謠》(12 Ballads for Huguenot House),「第13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3),2012。(© Theaster Gates

ruangrupa自己又有沒有搞錯?讀了他們寫的展覽介紹,我想這還是很清晰的:本屆文件展的「lumbung」是藝術家的「lumbung」,策展方針強調的是藝術家之間建立關係,而非藝術家與社會和公眾建立關係。至於觀眾的角色是甚麼?ruangrupa也有個說法:展覽開幕後,這個藝術家的「lumbung」就會自過千名的參展人再度延伸開去,將「共享」的邀請發給每個觀眾、每個人;我覺得這樣說是有點言過其實的:觀眾聽聽講座或者與其他人聊聊天,跟藝術家們一起花時間做事、分享資源、用創作表達自己,是兩回事。ruangrupa這麼關心策展人與藝術家之間的平等,那他們應該也會清楚看見,在本屆文件展中,藝術家和觀眾之間是極不平等的。藝術家的「lumbung」仍是藝術家的「lumbung」。

在本屆文件展中,藝術家和觀眾之間是極不平等的。藝術家的「lumbung」仍是藝術家的「lumbung」;圖為「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展場一隅,2022。(攝影/楊天帥)

我想起他們唯一一次畫廊個展(已是二十年前):當時ruangrupa在印尼一家畫廊開派對,來了二百人,大多是藝術家。他們在畫廊唱歌跳舞、塗鴉、扔食物,狂歡至凌晨4點。結束後,畫廊猶如被龍捲風蹂躪過,地上滿是煙灰和食物渣滓,不知是誰脫下的衣服隨意地掛在椅上。ruangrupa沒有收拾,因為這杯盤狼藉的場面就是他們展出的作品了。他們讓觀眾看的就是這些。藝術家開派對,觀眾看他們開派對。我想,在ruangrupa心目中,藝術與觀眾的關係可能從來都是這樣,二十年前如是,二十年後在文件展也沒有改變。

「RURUKIDS」於「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展場一隅,供兒童遊戲。(攝影/楊天帥)

《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一篇文章有個片段很讓我印象深刻。作者說,本屆文件展強調「collective」的過程多於展示實際成品,是為試圖推翻國際藝術展覽的一貫模式。只是這種手法卻令很多期望看到藝術品的觀眾一頭霧水。對陷入混亂的觀眾,ruangrupa成員Farid Rakun說:「他們(觀眾)被雙年展的幽靈所糾纏。」而展期內密密麻麻的活動,則可達到策展團隊的目標:「讓藝術團隊在這100天的展期內,仍會在卡塞爾找到驚喜。」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意思,但在我看來,這幾乎等於在說觀眾都是未開竅的傻瓜,他們對展覽的期望並不重要,因為策展人的目標不是配合他們,而是滿足自己。

在我住的酒店,店老闆問我覺得今年文件展怎樣。我不好意思講得太白,「明白他們想要百花齊放,可是,有好有不好啊。」店主反說得直接,說他想在文件展中看好看的作品,但這一屆幾乎沒有。「以前我都會看的,今屆我想不會了。」他說。我心想要不要告訴他:「喔,策展人說,都是因為你『被雙年展的幽靈所糾纏』……。」最後還是不大好意思,就沒有說了。

這幾乎等於在說觀眾都是未開竅的傻瓜,他們對展覽的期望並不重要,因為策展人的目標不是配合他們,而是滿足自己;圖為「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展場一隅,2022。(攝影/楊天帥)

不過有這些想法,也許都因為我是個內向的人。說到底,展覽不是有很多坐椅和沙發嗎?如果你夠主動,還是可以興高釆烈地與鄰坐的某君打招呼,並在閒聊間發現他或她原來就是那千多名藝術家一員,你甚至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成為整個「collective」的一部份。對,這是絕對有可能的。只是我,只能如同此時此刻的許多其他人,坐在那些所謂交流空間中,各自翻弄自己的手機。

楊天帥( 2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