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當代：當代如何轉了彎？】淺談2010年代雙／三年展，國內、國際多面映射中的若干趨勢

雙／三年展過去二、三十年間在全球范圍內蔓延與興盛，與更早期相比，愈發與地緣政治、資源整合與分配、文化投資及文化資本擴張等方面因素緊密關聯。尤其到了全球化突飛猛進的2010年代，已完成一定程度公式化、模組化的雙／三年展及各種不同變體，在亞洲地區的部署業已成熟，共同加入某種奇觀式的極致。與此同時，就本次專題設定為重點考察的時期（2011-2020）而言，巧合的是2020年開始的全球新冠疫情為這樣的國際大展趨勢稍稍踩了減速閥，為在這之前已於各地出現的反思和實踐提供了新的生長縫隙。

雙／三年展在亞洲地區的迅速發展，與亞洲在現當代藝術脈絡中長期以來並不位居核心的狀況有一定程度上的關聯，透過集中資源舉辦大展來獲取思想與知識、文化與資本乃至產業和市場體系上的交流與對話，成為可超越時空及社會現實之限制的一種策略和方法。就國際上的許多經驗來看，若操作得當、長期堅持，確實可為相當正面的文化品牌之形成帶去很大助益。

臺灣當代藝術領域最具代表性的雙年展均由公部門主辦。由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主辦的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北雙）成型於1998年；由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舉辦的亞洲藝術雙年展（以下簡稱亞雙）和臺灣美術雙年展（以下簡稱台雙）則分別從2007年和2008年開始。它們分別在整個2010年代中歷經一系列成熟與轉型，伴隨著的是「策展」意識的落地生根及策展問題在地化的明確趨勢，以及對於主題性策展的偏好。

主題與精神，觀念與政治：策展問題的在地連動

非裔美籍策展人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於世紀之交，藉1997年第二屆約翰尼斯堡雙年展提出全球視野與在地脈絡結合的策展模式，也在不久後透過2002年第11屆卡塞爾文件展，正式將「後殖民性」、「解殖」等認識論納入藝術史框架，當代展覽前所未有地與當下的社會性思潮和運動結合在一起。這一方向很快成為當代藝術界的普世價值，對於全球范圍內雙／三年展的重大影響至今未褪，也在潛移默化中形塑著如今我們所見「當代藝術」在創作、展演及論述上的主流樣貌。

在臺灣，幾個雙年展的策展主題中廣泛納入結合了歷史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在地現實與多重經驗的視角與論述，也在那個十年內成為臺灣最為主流的雙年展策略方向，而其中又可辨識出不斷嘗試勾勒出文化主體性輪廓這樣的線索。北雙在2008、2010年兩屆以無特定主題的策展方法舉辦後，2012年由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策劃的「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開始以明確的主題作為整個雙年展的指引。這樣的路徑在2014年和2020年兩屆北雙中達到巔峰，身為國際知名學者的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和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分別為這兩屆北雙注入其各自的研究課題，使北雙成為當代思潮與藝術相碰撞之下最為直接的實驗場和展示台，但因此產生的空降感也引發爭議。這種爭議本身也在全球雙／三年展發展中並不少見，如何更為細膩地處理普世議題之在地化策展中的各種接合工作，則在此進程中愈發受到重視。

與此同時，亞雙走過的路徑也與之有某種呼應。繼2007年、2009年兩屆以廣泛意義上的溝通、對話為主軸的亞雙後，2011年有了明確的策展主題「M型思惟」，藉用日本趨勢觀察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有關「M型社會」的經濟及社會觀察，將當代社會遭遇的普遍困境置於雙年展展開論述和策展的起點。亞雙因其本質定位而專注的「亞洲論述」，則使之有了更明確的主題範圍。同時相較於北雙，分別立足亞洲和臺灣的亞雙和台雙在歷年策展主題中，對於文化主體及認同的辯證顯得更為突出。2010至2014年的三屆台雙以兩年為跨度、對臺灣藝術發展狀況作小結式的展示，而2016年台雙「一座島嶼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透過策展主題指出在文化認同探討上更具未來想像的空間，又與2008年台雙「家」形成呼應。亞雙到了2019年「來自山與海的異人」和2021年「未至之城」，進一步跨出框架，取徑人類學、神話傳說、科幻文化等，也表現出對新的詮釋方法、乃至新的藝術史框架的探索。某種程度上來說，作為本就設定為探討亞洲問題的雙年展，亞雙也在不斷形塑著認識論般的自身輪廓。

相較之下，這一時期也有更為「行動派」、實踐大於理論的雙年展，廣泛探討社會現實與歷史及其宏大敘事，與環境以及個別文化、個人經驗之間的關係，並在此間尋找創新的視角、形式、介入方法等等。以亞雙為例，2013年「返常」直接提出回歸日常生活的「接地氣」呼籲；2017年的「關鍵斡旋」更進一步探討當代藝術介入社會、甚至改變社會的可能；2015年的「造動」（Artist Making Movement）則回應亞洲內部的社會運動能量，凸顯對藝術家社會能動性的關注。這幾次亞雙都蘊含了濃厚的社會學取向和調研精神，將對人如何回應社會劇烈變化的觀察置於重要位置。2018年北雙「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以下簡稱「後自然」）稍顯特別，環境運動、本土化運動的公民團體受邀參與、直接展現其活動或工作切面，是這屆北雙的一大亮點。

在策展主題脈絡的討論中，值得一提的是同樣藉由雙年展、約從2010年後開始在臺灣方興未艾的「人類世」課題。僅以北雙為例，至少就歷經不同程度圍繞這一課題的四屆，從2012年探索多重而多變的現代性表現，到2014年「劇烈加速度」明確將「人類世」概念納入策展主題，2018年的「後自然」與2020年「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接續以環境生態作為支點，從在地行動和行星尺度切入具有普世性的當代問題。同樣分別同期於那兩年舉辦的台雙「野根莖」和「禽獸不如」，前者在臺灣本土歷史與現況中挖掘與自然、與社會形成不同形態互動的意識與實踐網絡，後者則在人與非人動物之間建立起辯證關係、並藉以開闢面對當下危機的新想像。有感於（來自西方為主的）全球「人類世」思潮於2010年代在臺灣生成的這種「接合」態勢，本刊曾於2020年12月刊藉專題《人類世、在地化及其台灣路徑》探討，其中楊成瀚〈人類世在台發展的三個區段〉一文有詳細梳理（註1），文中也論及年間包括但不限於幾次雙年展的一系列發生在臺灣各地的策展實踐，於此不再贅述。

對於始終在本土大展中尋找縫隙的臺灣策展力量而言，無論是對於全球主流思潮的回應，還是努力挖掘原生論述、打開新的藝術史框架，在這座並不佔據任何文化強權位置、卻在特殊地緣情境與歷史累積下宛若全球問題多重縮影的島嶼，兩個方向都有持續深化的可能與必要。而「多元」也在此過程中成為關鍵字，其中至少就包含有地緣取向（向東南亞、南島地區的深度延伸）、知識體系來源（取徑民間傳說與神話的泛靈文化）、史觀建構（非線性、去西方中心）等方面上的新探索。

雙年展反思自身機制中的趨勢與亮點

2010年北雙以無主題的姿態對雙年展機制及其意義提出反思，進而為美術館的當代角色與自身發展引入新的思考，其中包括對過往北雙的回顧與再訪，也有著大量的委託創作與遍佈臺北的眾多衛星展場、民間藝術合作機構，同時也初步形塑後來不斷發展與演變的社群性雙年展策略。2016年比利時策展人柯琳．狄瑟涵（Corinne Diserens）策劃的「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在前後幾年的「人類世」雙年展之間呈現鬆動的「碎形動態結構」（註2）；值得一提的是「朗誦／文件：台北雙年展1996-2014」也同期在北美館展出，形成對雙年展與機構以自身頗具意味的兩種反思。到了2018年，「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以當時在臺灣公立美術館展覽中仍屬激進的觀點，將環境議題與美術館在實體與抽象層面都結合起來，思考美術館作為平台與體系中頗具積極性的角色。就雙年展跨屆之間的延續性而言，針對雙年展、針對機構自身角色的思考可作為這些年間的一條線索，然而在雙年展內部、尤其是機構內部進行這樣的反思本身便非易事，從整體上來看，議題性仍是策展方向的主導。

北雙和亞雙將基調明確定位在「國際」，從策展人到藝術家都兼顧國際與本土。2010年代無論是在亞洲還是歐美都出現了策展制度和策略上的新趨勢，包括策展團隊人數增加、權力分散和協商精神增強等，例如光州雙年展（Gwangju Biennale）曾在2012年以六位女性策展人策劃、2018年邀請11位策展人做出了七個子展覽；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曾創紀錄地囊括27位策展人；到了2022年的卡塞爾文件展（Kassel Documenta），印尼藝術團體ruangrupa及其所採取的去中心式展覽組織策略都與眾不同。這樣的趨勢並未在同期的臺灣有明確呼應，但亞雙在此期間於策展結構的規畫上有了較為明顯的轉型，尤其是2017年第六屆亞雙「關鍵斡旋」打破了過去五屆均以國美館展覽組內的單一館內策展人的方式，由三位客座國際策展人與館內策展人林曉瑜組成策展團隊，也可從另一角度看到臺灣內部的雙年展試圖突破舊有格局的方向。

另一亮點則是藝術家作為策展人，開始在臺灣的雙年展舞台上出現：2020年台雙「禽獸不如」的策展人為姚瑞中，2019年亞雙「來自山與海的異人」則由許家維和新加坡藝術家何子彥策劃。這兩次雙年展也同時呼應了近幾年來臺灣當代藝術展演逐漸從過去一個時期的理論迷思中鬆綁的跡象。與此同時，這也與十多年來創作與策展之間分界的逐漸模糊、研究型創作在當代藝術界蔚然成風有關，創作者的視野與敏感為原本主題論文式的雙年展帶來了不同的氣息。換一個尺幅來看，以奧奎．恩威佐這樣足以創造策展層面重大變革的超級策展人為代表、從社會文化理論與藝術史框架處入手的雙／三年展架構也發生了變化，廣泛進入一個更為發散、更為流動和多義的語境。

篇幅及視野所限，僅能就若干切面來淺談雙年展在臺灣過去十餘年來的一些趨勢，也尚有許多在這十多年來發生在臺灣的雙年展未能納入觀察，並非其不重要，但就延續性和代表性而言，北雙、亞雙和台雙在過去20年內形塑了臺灣藝文領域不同層面上的交織，也與國際間產生呼應與映射。歷經過去三年全球疫情帶來的反思後，回看過去十餘年的歷程，令人期待雙／三年展模式接下來在國際和臺灣如何演變，能否在大至系統、小至個體處，激發新的能動性和創造力？

註1　楊成瀚，〈人類世在台發展的三個區段〉，《典藏．今藝術&投資》，第339期，2020/12，頁70-75。
註2　吳宜樺，〈觀視歷史，造形歷史：關於2016台北雙年展釋放與共振的策展方法〉，《典藏．今藝術》，第289期，2016/10，頁12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