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七十年，日本許多藝術活動也圍繞著這個話題，而藤田嗣治正好是許多美術館或策展人期望碰觸的話題。這位東京藝術學院畢業，1920年代在巴黎十分活躍的巴黎畫派代表，幾次進入秋季沙龍競賽，把日本浮世繪的工筆畫風帶入巴黎，更與莫內、畢卡索等重要藝術家平起平坐，號稱當年最活躍的藝術家之一。當年他創下所謂「乳白色肌膚」油彩畫，畫筆下的女人肌膚更顯潔白，並且頂著娃娃頭瀏海的造型。藤田嗣治活躍於巴黎大小重要聚會，比常玉早10年到巴黎，外放的個性讓他如魚得水。二戰巴黎淪陷後，他回到日本，因為軍醫父親的緣故，開始為軍國主義繪製戰爭畫，戰敗後，一度被認定為軍國主義分子。這批戰爭畫之後流入美國政府手中，直到美國退出日本，這批作品又回到MOMAT手中。
國立東京近代美術館展出的「特集：藤田嗣治，全部收藏展示」橫跨極大的領域，從1918年起的巴黎浪漫派裡的《五人裸婦》及《自畫像》，回東京後1935年的錄像作品《現代日本，子供篇》，以及1938年起的戰爭畫，包括《南昌機場攻擊事件》、《武漢進擊》、《哈爾哈畔之戰鬥》、《珍珠港事變》、《新加坡最後一日》、《索羅門海域敵軍命運》、《阿圖島玉碎》、《血戰瓜達運河》、《神兵到來》、《大柿部隊之奮戰》、《新加坡奮戰》、《塞班島民最後固守》和《轟炸後的激烈登陸》等，這些戰爭畫都有極大的尺寸。其中，瓜達運河位於菲律賓，圖中的英勇皇軍，來自台灣的高砂族，這些超過兩公尺的巨型油畫，細緻卻蓋滿泥土色油料，看著心中不舒服。一代大師為軍國主義作畫，歌頌戰爭。
小澤剛的「歸來的畫家F（The Return of Painter F）」系列。
戰後結束那年，藤田嗣治已經快60歲，他以戰犯身分待在日本五年，後段涵蓋1940至1960年代的藤田嗣治，重回到工筆時期浮世繪的筆鋒，主題以動物為主，那時他已經超過60歲。他短暫停留紐約之後，還是回到巴黎，之後受洗，以服事教會為主，而後以81歲的高齡病死異鄉。以《泥之河》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導演小栗康平所拍攝的日法合作電影《藤田嗣治 FOUJITA》，已於今年11月14日正式上映。同時間，銀座的資生堂美術館展出小澤剛的「歸來的畫家F（The Return of Painter F）」，我剛走入畫廊時，還以為看見小澤剛的醬油油畫，然而不是，雖然顏色近似，但那應該是他故意使用的顏色。他手繪七張當年藤田到印尼的素描，然後委託印尼畫家完成，現場也展示一支錄像作品。
日本當代藝術獎金最高的「Nissan Art Award」今年邁入第二屆，提名藝術家在布展時，透過主辦單位得以先睹為快，米田知子的計畫「記憶之外與不確定性（Beyond Memory and Uncertainty）」，其中一件鏡片系列作品，讓我駐留很久。米田擅長研究尋找舊的鏡片與文件，例如榮格與佛洛伊德的絕交信件，然後透過佛洛伊德使用過的鏡片，閱讀這封書信。她找到藤田嗣治的舊鏡片，以及當年皇軍政府發給他的電報，藝術家就像藤田嗣治般閱讀這封電報，重現了一段遺失的歷史。
2015年11月，氣候反常，北京下了第一場雪。與此同時，梁慧圭的「雨奇晴好」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會開幕。在北京待了快十天，見識幾位年輕新藏家，這群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將左右未來的當代藝術市場。接著趕到東京參加為期三天的CIMAN國際年會，與會者來自全球各地，包括策展人、藝評者、藝術家以及學者，為期三天的年會，探討「美術館還是不是一個可以提出辯論的地方？」和「美術館的現代主義（Modernism）發展」，以及「美術館是否永垂不朽？」
這三天裡，有幾位教授發表嚴肅的論文，勾畫不同地區的美術館發展，主題包括：遺失的記憶與歷史、戰爭與人為天災下的美術館運作、政府對於美術館的干預、美術館的自我審查制度等。會內超過250位專家，一同參與簡報與開放討論。這次還參觀了東京當代美術館（MOT）、國立東京近代美術館（MOMAT）、森美術館（Mori Art Museum, Tokyo），以及原美術館（Hara Museum）。首夜歡迎會，森美術館出面作東，在參觀完村上隆100公尺長的巨型新作後，與其他貴賓應邀前往49樓的俱樂部；第二晚，由杉本博司規畫的能劇，在原美術館的咖啡廳進行，來賓在草地上，手持剛出爐的清酒，屏息看著能劇樂師精彩的演出。
最後一天，逢週一美術館公休，但國立東京近代美術館特別為我們開放，欣賞一批收藏許久、很少展出的藤田嗣治戰爭畫作品。最後，在明治紀念館裡舉行歡送晚宴。
米田知子的作品。她找出藤田嗣治的舊鏡片，以及當年日本軍政府發給藤田嗣治的電報。藝術家像藤田嗣治般，閱讀這封電報。此為「記憶之外與不確定性（Beyond Memory and Uncertainty）」計畫中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