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臺南藝術節在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外的通廊牆面上，懸掛著一方液晶螢幕，循環播放耶路撒冷MASH舞蹈中心（Machol Shalem Dance House）製作的影片《戰爭中的藝術家》（Art in Israel during wartime）。摘錄臺南藝術節的節目介紹，這部影片呈現去年以色列遭受「恐怖攻擊」以來，藝術家如何在艱困的情況下持續創作，以撫慰人質事件與戰爭造成的創傷。並且「臺灣與以色列都是面對周圍有強敵的小國家，在這樣的時候，透過文化交流帶來打氣，就更彌足珍貴。」（註1）
由於藝術節的任何官方說明裡，都找不到「巴勒斯坦」四個字，因此可以合理推斷，策展人有意跳過這場戰爭的各個複雜面，附會以色列政府所使用的「恐怖」一詞，來簡化——如果不是污名化——巴勒斯坦，以及去年10月從加薩走廊發動攻擊的伊斯蘭組織哈瑪斯（Hamas）。並且，策展人的這個重大決定，背後的市政府不可能毫不知情。
也就是說，當聯合國國際法院裁定，以色列對加薩地區巴勒斯坦人的攻擊，實屬「種族滅絕」；當國際刑事法院因戰爭罪和反人類罪，通緝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atanyahu）；當以色列為了報復「恐怖攻擊」中死亡的1,200名以色列人，在加薩屠殺43,000名巴勒斯坦人，並在黎巴嫩策劃數起暗殺行動，造成無辜民眾死傷上千人；當聯合國大會通過表決，要求以色列結束對巴勒斯坦的非法佔領，這時候，臺南市政府仍然透過臺南藝術節，公開選擇站在以色列的一邊。
因此，雖然很不起眼，但是《戰爭中的藝術家》參與臺南藝術節，絕不只是一則地方新聞而已。它是偽裝成藝術節的一個小角落，偷偷發生的一起國際事件：臺南市政府為了挺以色列，不惜槓上臺灣一直想加入的聯合國。
作戰的藝術
不過，令人訝異的倒不是臺南為以色列兩肋插刀的友好關係。畢竟臺灣的主流民意，就是對以色列較有好感，可是對以巴衝突無感，因此這種好感從一開始就不需要跟巴勒斯坦做比較，彷彿那裡不存在。前總統蔡英文曾在衝突爆發的第一時間，向所有以色列平民表達哀悼；今年四月，立法院長韓國瑜接見以色列國會議員訪問團時，也對以色列遭受外來攻擊表達慰問。兩邊都遺忘了巴勒斯坦。
令人訝異的是臺南藝術節所扮演的角色。
站在文化中心的外廊上觀看《戰爭中的藝術家》，會發現內容相當空洞。這支大約二十分鐘的影片，介紹了九件作品，其中大多數是舞蹈，或是前往以色列災區、陪伴受害民眾的舞蹈工作坊，其餘的有動畫片，以及在加薩／以色列邊境、哈瑪斯屠殺音樂節民眾的雷姆農場（Kibbutz Re’im），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在德國佛萊堡街道上發起的表演裝置和藝術行動，悼念戰火中無辜的死者，要求哈瑪斯釋放以色列人質。
然而，二十分鐘對於九件作品來說，實在是太塞了。以巴衝突綿延超過半個世紀，可是觀眾根本無從得知，入選的這幾組藝術家們各自的歷史思考是什麼？不，剪接之後，彼此應該存在差異的藝術家，不但看起來彼此高度同意，而且同意的還是納坦雅胡的官方說法：哈瑪斯要為恐攻負起完全責任，以色列純屬受害者。那麼，藝術家們是否也同意，在這之前和之後，以色列對於加薩的屠殺，屬於「正當防衛」？我們不知道。
今年九月，以色列士兵在加薩的地道中發現六名人質的遺體，引發特拉維夫五十萬人上街抗議，要求納坦雅胡即刻與哈瑪斯展開協議，讓人質儘速獲釋。那麼，影片中那些看起來像是在控訴哈瑪斯的示威群眾，會不會其實抗議的是以色列政府？我們還是不知道。
於是，《戰爭中的藝術家》變成了「作戰的藝術」。影片中根本看不到任何藝術家的戰爭意見，你不知道他們是反對還是支持戰爭，以至於藝術家對於同胞的哀悼，自動變成對於國家屠殺敵人無條件的默許。甚至，那種令人在哀悼中產生同情，進而反戰或止戰的可能性，也會被導向在憤怒中報復，越報復越憤怒的憂鬱。在此，沈默被武器化了，藝術被國家用來分配誰該被弔唁，誰該被殺，誰的死亡令人心碎，而誰的死亡只是統計數字，誰值得而誰又不配活下去。
更令人吃驚的是，結尾的字幕寫著，「影片為2024年臺南藝術節邀請創作，由耶路撒冷MASH舞蹈中心製作」。
為了無感於界外的死亡
這下子嚴重了，容我重複一次：這支影片是臺南藝術節的委託製作。為什麼臺南藝術節要委託製作這樣一支，對於戰爭中的一方充滿同情，卻對另一方充滿無知的影片？
要知道，作為個人，策展人及其背後的文化官僚，完全有權利支持他們想要支持的，無論那是以色列或是巴勒斯坦，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納坦雅胡或哈瑪斯；但是作為發起藝術節的公民，他們有義務平衡地並陳各種聲音，特別是那些非公民、無人哀悼者、持不同意見的異己者，經常被消音的聲音。否則，藝術節所涉及的任何議題，要如何成為「議題」呢？議題之所以有一個尚未結束的議程，就是因為其中的各種意見，哪怕是沒意見，都是有爭議的。藝術家和藝術節的任務，就是讓議題保有持續受爭議的能動性。
反過來說，觸碰議題，卻不沾手議題的爭議性，藝術品或藝術節就會淪為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說的「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我們知道，所謂「外框」並非內容的附屬品，它是決定了什麼東西可說、可聽、可見，什麼又是不准說、不該聽、不可見的邊界。之於戰爭，這道邊界尤為重要，因為戰爭要獲得民眾的支持，特別是這種支持是以民眾的死亡為代價，首先必須在該活的和該死的、具有被哀悼的資格和不夠格的人之間，也就是在人和非人之間，劃定界限。為了保護界限內的生命，界外的就必須死，無感地被殺死。日常生活中的媒體報導、政客辭令、戰爭攝影，現在還加上了藝術節，都提供了非常時期所需的戰爭之框。
因此，巴特勒才會提醒，我們總以為戰爭工具指的是槍砲飛彈之類，直接具有殺傷力的東西，卻忘了如果沒有框架去框定目標，這些工具根本無法使用。換句話說，正因為語言和圖像看起來那麼不像武器，才會成為最有效的戰爭工具。它甚至可以把人對死亡的哀憐和恐懼，改造成無感，使得人不再是能夠反思戰爭的主體，人本身成為推向無限戰的武器。
在《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一書中，有一個動人的時刻，巴特勒問：「如果有人逝去了，但那人並不是個人，那麼，這個逝去是什麼？」（註2）生命消逝了，卻不值得同情，因為他們早在死亡之前，就被取消了存在。已經不存在的，就無法被戰爭殺死，也不用戰爭來殺死了。
比起戰爭的暴力，戰爭的框架並沒有更不暴力，因為比起殺人，框架的效用就在於將某一群人「去人類化」（dehumanization），讓他們的死亡無法被記憶，讓他們在生前就被遺忘。作為戰爭的框架，臺南藝術節選擇和以色列一起哀悼的同時，也製造了對於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的遺忘，讓他們還沒被殺死，我們已經感覺不到他們還活著。
聽覺的獨裁
上面批判以色列的論點，很容易被指控成反猶。矛盾地，這種指控很方便，很容易說，卻很難對話。誰都能察覺這裡頭簡化的二元對立——彷彿所有猶太人都認同以色列政府，聲援巴勒斯坦等於支持恐攻——完全是謊言，但謊言就是比事實更有力，以至於反以色列政府但不反猶、支持巴勒斯坦但譴責恐攻的聲音，難以被聽見。為什麼？很可能，所有方便的指控，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方。它會夾帶眾多的民意，但並不是為了敞開公共的對話，反而收窄了公共的邊界，決定了什麼東西可說，什麼不可說。
因為那其實不是「說」，而是一種「聽」。巴特勒提醒，這種指控之所以令再多的辯解都是徒勞，因為它讓言說的意圖不屬於講者，而取決於聽者。在你發言之前，一個決定感知的框架，已經決定你如何被聽了，使得發言者不是在面對另一個發言者，而是在面對一種聽覺的獨裁，一種令某些聲音被排除，讓另一些意見被擴音的、聲響的框架（acoustic frame）。如果我們還期待藝術節不淪為一種認知作戰的動員，那麼藝術節正應該挪動，而不是固守這個框架。
也許還是會有人說，難道以色列人不可憐嗎？同情他們不對嗎？對，但正是因為每個生命的犧牲都帶來遺憾，犧牲更應該讓我們珍惜每個生命；而珍惜每個生命，就不能容許我們的遺憾被利用，來掩蓋他人的犧牲。否則，同情就會變成鄉愿，而鄉愿就像孔子說的，是「德之賊也」。我們必須很小心，不讓戰爭偷走道德。
註1 見臺南藝術節官網。（2024年12月20日瀏覽）
註2 朱迪斯．巴特勒著，申昀晏譯。2023。《危脆生命》。香港：手民。頁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