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創作者陳儀霏，正於荷蘭鹿特丹范伯寧恩美術館展出其被收藏的作品《Tear Gun》，近年長居於荷蘭、往返臺灣與歐陸發表創作的她，擅以物件、機器、裝置來探索人類的內在經驗、文化差異與社會議題。
陳儀霏於2016年畢業於荷蘭埃因霍芬設計學院（Design Academy Eindhoven），她發表作品《Tear Gun》的那一天，該「槍」直直射向系主任，強烈的共鳴與張力使當地許多媒體關注，而後《Tear Gun》亦於荷蘭、瑞士、比利時、臺灣、杜拜等地展出，並在2022年成為荷蘭鹿特丹的范伯寧恩美術館典藏庫（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之館藏，2024年獲選為范伯寧恩美術館「南項目（Projecten Zuid）」的獎助計畫獲選者（Fellowship），美術館將持續透過收藏本件作品和獎助計畫獲選的契機，探索物件如何使人賦能。
我在2017年赴荷進駐的時候，第一次聽說《Tear Gun》，到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徵選」（由害喜影音策劃）更了解創作者的脈絡。時至2019年，我正好遇上倫敦橋襲擊案（原名為2019倫敦橋恐攻），跨過疫情，我去年再度赴荷修讀博士。這些年「如何在公共空間感到安全」變成我的日常課題。
於此同時，也因為在荷臺灣創作社群的交流、以及生活中的討論，在個人的層面上，我對於創作者們和機構如何探索和討論暴力感到興趣。另外巧合的是，在去年我學校醫學院槍擊案（註1）的那天，正好與儀霏在鹿特丹的中國城相約，後方多輛警車與救護車駛過，而我們到了分別返回自己的城市後一小時，才知道事件發生並不遠。
遂此似乎可以帶出另一個故事背景，鹿特丹，是荷蘭第一個外來人口多於「本地荷蘭人」的城市，在日常口語中，城市代表的是多元、包容，卻也面對著「風險」的標籤，在這篇訪談進行時，「槍案」是一個至少在筆者經驗到的大學同溫層裡彼此熟悉的話題。回到臺灣，作為長於臺灣的公民、創作者，我們對於暴力的意識因人而異、而日常生活中媒體或群體間談到暴力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在這樣的情境下，本篇透過《Tear Gun》的發展與展覽路徑，進一步探看收藏本件作品的范伯寧恩美術館、和曾經將作品納入展覽脈絡的框架，討論作品及創作者所觸及的經驗世界，一個明確有暴力意象的起點，討論文化溝通的衝突，以及物件被展覽詮釋的實例。
以眼淚作為脆弱的象徵，是視覺作品裡令人熟悉的意象，然而當這個描述脆弱的創作語言以一把槍來傳達，會是什麼樣的路徑？
為什麼是眼淚？文化溝通的暴力與脆弱
《Tear Gun》的形成是陳儀霏於荷蘭求學時經驗的轉化，隨著2016作品完成至今，作品延伸的意義和合作也隨著時空轉化。生長於臺灣，在具有權威感的教育氛圍度過學生時期，如同許多人的共同記憶，陳儀霏被教導「直接表達不同意老師的意見」是不禮貌的。當她來到埃因霍芬設計學院攻讀碩士，面對導師質疑、荷蘭直率的溝通習慣、以及師生間的位階關係，她感到提出自己意見之難。雖然當時她熟知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溝通習慣，然而某次課堂發表後，因與系主任多次爭論，仍忍不住在臺上情緒崩潰，她背對著其他人哭，「我的禮貌變成我的弱點，」當時她下意識不希望被人看見自己的眼淚（註2），也是眼淚這個概念明確出現的時刻。
時至畢業製作，陳儀霏創造了一把實體的黃銅製淚槍，發射她哭泣時收集的水，這件作品要「完成」有以下階段，首先，以面部裝置承接並收集眼淚，接下來，打開高壓氣瓶使眼淚快速結凍，最後，發射冷凍的眼淚。
相較於在臺灣，必須對人有禮、對位階較高的人保持安靜與禮貌，她在畢業作品發表時，安排了一個場景：將這把槍在臺上射向系主任：「當時他站在那等很久，看得出來他非常緊張，他突然說『No face！（不要射我的臉）』，那一刻，我感覺權力的位置完全被反轉。」這是一個雙方談好的演示，然而當下的情緒仍然緊張。創作者與老師的關係形成一個循環，社會地位的權力高於學生，而待畢業的創作者以肢體暴力的暗示來壓制回去，以展示個人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所經歷的掙扎與文化差異。
對當時的她來說，嘗試的是將自身文化的劣勢來創造優勢，使衝突形象化。「我認為眼淚是很有力量的，當時我想用這些眼淚來保護自己。要讓人流出眼淚需要很多能量和力量，當看到一個人在哭、也會對別人形成很強的感染力量。我想去討論的是，『看見／被看見哭泣』，而負面情緒也是有能量的。我想要打破、反轉『眼淚是脆弱的事情』這樣的概念，我認為有情緒不代表是脆弱。」
在2016年，埃因霍芬設計學院的年度報告中，我們也可以在其中「4.5 Hoogtepunten（Highlights）重點時刻」（註3）看到校方對這件事情的紀錄，記錄下媒體對該事件的關注，以及國際學生在校園可能遇到的文化處境。
不同展覽和各方觀眾看見的《Tear Gun》
在荷蘭社會裡，文化溝通是不斷隨著當代社群衍變的困難課題。隨著《Tear Gun》在歐陸不同藝文場館展出，眼淚的脆弱結合暴力的力量，也在不同的策展脈絡下讓不同地方的觀眾們看見。
在大部分的報導中，著重交代作品本身的脈絡。其中，在《DESIGN of Volkskrant Magazine》 雜誌的這篇文章〈Tranentrekker : Van Haar jankpartij voor de klas maakte ontwerper Yi Fei Chen de nodige munitie〉，則是細緻描述面對文化溝通和衝突的悲傷、以及轉化成創作物件、並後續效應的故事，提及在展覽中，荷蘭音樂創作人Blaudzun看見《Tear Gun》，而將這個敘事帶來的靈感轉化成同名歌曲，歌詞中寫到因眼淚模糊的雙眼、由特定對象導致的苦痛，以及這一段詞，把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溝通隔閡、以南－北方的對抗來作為譬喻：
眼淚槍
發射
撂下
所有北方的惡棍
音樂人Blaudzun在該篇採訪裡的回應「它很溫柔，但擊中了要害（Het is soft, maar wel raak）」，與展覽裡許多觀眾留下的字條相似，觀眾強調了他們在看完作品後，理解到「弱」轉變成「武器／利器」的能動性，以及對於「槍」能發揮的精準度感到印象深刻，並且「顛覆了恐懼的概念」。除了上述的回饋，觀眾也特別強調文化差異、以及文化認同與個人的關係。
而在臺灣「荷蘭設計100年」展覽中，我們也能從百張中文紙條中，發現幾個分類，有設計或視覺藝術相關科系的學生、展現對於荷蘭的藝術教育體系的嚮往；另也有觀眾同樣強調了上述的作品特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荷蘭的觀眾，臺灣觀眾出現了不少有關海外求學或生活經驗的字條，對於曾經經歷海外生活的觀眾來說，這件作品有另一層說出他們心聲的共鳴。
當作品來到2024年，值得觀察的是，作品在這幾年間於不同的展館展出並參與相關活動，又會是什麼樣的策展脈絡使《Tear Gun》出現在不同展覽場域？
首先以下列四檔展覽為例，2017年荷蘭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以《Change the System》為題，以創造性思考討論變革的可能性，同年荷蘭迪彭海姆的美術館（Kunstvereniging Diepenheim）以《最省力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為策展命題，匯聚多件裝置作品，多件作品出現機械性的、重複的運動，而《Tear Gun》在當中似乎也呼應著「以簡單的原理創造出所需」的概念。而在2018年瑞士洛桑的應用藝術設計博物館（Mudac museum） 的《Line of sight》展覽，則展出許多件以槍為創作題材的作品，包含攝影與裝置，透過看見相似的象徵、迥異的手法與意義，來勾勒暴力、與不止於表面的可能性。
又或者，跨於個人與集體經驗之間，2018荷蘭克拉嫩比赫博物館（Museum Kranenburgh）《裸（BLOOT）》 以現代社會在社群媒體和生活中、個人「裸」與脆弱的狀態、我們如何對待我們社會化的身體為策展概念，其中的策展論述中，提到這一段：
「在1960年代，裸體代表著自由與純淨的自然。現今，我們對公共空間中的裸露圖像表示不滿。這種新的保守傾向與網路的無界限開放性有何關聯？裸露是否仍代表開放和誠實？」
而《Tear Gun》作品在這檔展覽中，歸在「揭露（UNMASKED）」這一區塊，並以「我們是否可以透過機械更好的表達自己？」來提問。
除了在視覺藝術的美術館、博物館外，《Tear Gun》也受邀展於多項設計展覽。這或許和荷蘭的當代藝術、設計邊界模糊的背景有關，一件作品較不會馬上被歸類成「設計的作品」或是「當代藝術的作品」，而是依著該展覽的策展概念放置在不同的展示脈絡。《Tear Gun》是文化溝通與衝突的悲傷、是詰問是否得以「透過機械更好的表達自己」的探索、是「以簡單的原理創造出所需」、是變革也是「超越復仇的幻想」。我認為像這樣象徵性強的作品，經由不同的策展手法，可以打開我們對於慣常物件、尋常道理的想像，並且透過展陳和觀看讓其他作品相互呼應或拒斥、進而產生新的對話可能性，我認為這是不同策展人在這個層面上的意義。
進到博物館的眼淚槍
當我們站在此刻，2024年，回顧當時的創作概念、與後來作品歷經許多展覽，現在對陳儀霏來說，她期待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來談，跟不同的觀眾對話，有她的故事的版本、跟沒有她故事的版本。
也正好在這個階段，隨著陳儀霏《Tear Gun》於2022年成為荷蘭鹿特丹的范伯寧恩美術館典藏庫（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之館藏，是繼藝術家林壽宇（Richard Lin，1933-2011）之後，第二位被該美術館典藏的作品的臺灣人，今年四月的館藏展、以及日後的館藏品展覽亦會看見《Tear Gun》的身影。提議典藏的機構策展人Sue-an van der Zijpp在館藏展對這件作品的敘述中，形容道：「《Tear Gun》超越了復仇的幻想，並沒有為受傷的自我提供緊急的解決方案，而是一個挑戰道德反思的模糊物件。」展示上，將《Tear Gun》和Ted Noten的《Chastity Belt》與一些古羅馬玻璃製品如兩個淚壺（tear catchers）和一些古羅馬香脂盒（balsamarium）展示於同一櫃中。
當他亦於今年獲選為范伯寧恩美術館「南項目（Projecten Zuid）」的獎助計畫獲選者，館方透過收藏本件作品和獎助計畫獲選的契機，探索物件如何使人賦能。具體而言，在「南項目」計畫，也是館方重視在地社區互動的行動之一，館方不只邀請創作者開展新的相關作品，並安排了數場工作坊，邀請陳儀霏與鹿特丹當地教育機構合作、並邀請不同人們來參與，以《Tear Gun》的創作脈絡為引，邀請參與者們透過創作故事來設計自己的個性化物品，讓參與者們探索新的自我觀點，形塑屬於自己的故事。
個人的生存挑戰、暴力轉成另一個可被觀看的形式，在荷蘭當代社會，面對多元文化的融合，一直以來許多文化場館也都在探討相關的困境。而作品或許是需要在典藏後的公開活動合作、延展出新的創作計畫過程中，由館方與藝術家一同探索可能的未來與對話。可以看見的是，這個「個人層面」的文化溝通困難，轉化成賦能的工作坊，慢慢從不同層面發酵，而作為館藏作品本身的對話、當代荷蘭社會將怎麼繼續與這件作品互動，則是我們可以持續關注的。
在《Tear Gun》之後，藝術家的創作路徑
《Tear Gun》在荷蘭有許多相關報導，而在這間作品之後，陳儀霏也探索許多不同的主題，共通性都是與人有關。轉化個人經驗成為工具、社會設計、議題的推廣與個人連結是她一直以來的興趣，在藝術與設計間遊走的陳儀霏，試以將設計訓練裡養成自己方法論與換位思考的背景、和創作的全然專注在概念和實驗的兩個特性結合，「在概念發想時，我很依賴我的感受去創作。」
陳儀霏的近年作品圍繞在幾個關鍵字：文化（差異）、政治、生態、情緒、共鳴、疫情。如在疫情期間，她設計了《CoV19》，是一系列的穿戴物件，指出臺灣／東亞和荷蘭／西歐看待口罩的文化差異，以透明隔絕病毒，以透明揭示身分，讓可以反覆使用的「口罩」成為利他的物件，回應了「西方文化」對於「一個人遮著臉，等同遮掩身分」的不安並提出另一種行為模式。
在文化差異之外，人與物種的關聯和經驗差異，有什麼樣共鳴的可能？以鰻魚為題，2020年陳儀霏與羅晟文合作的作品《F/EEL》（註4），創造出「感知型密室逃脫房」，讓參與者體驗鰻魚生存的層層關卡，以身體感知溝通複雜的「非人」的經驗。在個人的生活經驗上，陳儀霏製作了一張「不能久坐」的椅子《Excuse Me》，若人坐在椅子上久了就會過度充氣而爆炸，給公開場合的使用者有藉口離席。
另外，對於政治和集體記憶，陳儀霏於2018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徵選」與後續展出，該計畫是標誌白色恐怖的地點、並邀請參與的藝術家們提出計畫構想。其作品《lim f(x) x→truth》（造雲計畫）回應臺灣白色恐怖的集體記憶，靈感是來自獄中的家書，陳儀霏在這件作品裡借用「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想法，在建築物上造出烏雲來阻擋陽光，暗喻因烏雲使神明看不見，架構一個沒有光也沒有神明庇護的場所，進而走進「曾發生發生不公不義的地方」的經驗，觀眾也會收到由藝術家傳送的家書內容的簡訊。以此將生活中的不經意和集體記憶串聯在一起。
回看《Tear Gun》，槍是創作者的延伸，原料是眼淚，並以三十秒使之結冰，因為這個簡易的物理特性、以及「觀眾很好讀懂／共情」的特性，「槍」作為視覺隱喻，扣上許多人的感官，在中、英、荷文語境中穿梭，是個人的，也是文化群體的。
如果可以，或許我們可以等待不同文化對於暴力轉化的感知與對話，在相對安全的美術館時空中，一探各種生活中所見或無法辨別的暴力與你、我的關係，與公眾的關係。
註1 Pjotr Sauer ，〈Rotterdam shootings: three killed including girl, 14, with man arrested〉，《The Guardian》，2023年9月28日。（2024年2月1日）
註2 陳儀霏於採訪時表示「我背對著其他人，因為我不想讓人們看到我在哭。」（2024年3月10日）
註3 校方紀錄翻譯：「Social Design畢業生Yi-Fei Chen因其帶有tear-gun的作品而受到媒體的關注，它展示了國際學生在DAE的文化差異和教學方式上可能面臨的挑戰。tear-gun是學生在試圖反駁她的教師並討論她的動機時遇到的困難的視覺隱喻。Yi-Fei在畢業典禮上發射了一滴凍結的淚水，並趁機對她的主要導師Jan Boelen提出了反駁。」
註4 李欣潔，〈在人類世重新想像與其他物種的關係：感知型密室逃脫《F/EEL》〉，《CLABO實驗波》。（2024年3月20日）
洪芷寧( 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