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諷喻和惡作劇見長的義大利藝術家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 1960-），於12月初在美國邁阿密海灘的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Miami Beach）當中，與法國的貝浩登藝廊（Perrotin Art Gallery）合作，在展位上發表了一根以銀色膠布固定在牆上的真實香蕉。這件名為《滑稽演員》（Commedian）的「觀念藝術」之作，迅速地因為定價高達12萬美元（超過新台幣360萬元）而引發物議。不可思議的還在於，這件作品原定三版，外加兩個「藝術家保存版」（A.P.），竟能全部售罄。據瞭解，前面兩版售價12萬美元，第三版提高到15萬，分別售與私人藏家與機構；另外兩個藝術家保存版，則有美術館購藏（參閱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9年12月9日的Brian P. Kelly專文）。
看到上述這則展訊時，我因病休養，正在閱讀美國藝評家湯姆金斯（Calvin Tomkins, 1925-）在1964年以法國當代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1942年定居美國紐約市）為專訪對象，整理而成的幾篇午後訪談錄（參閱Calvin Tomkins, Marcel Duchamp: The Afternoon Interviews [New York: Badlands Unlimited, 2013], 全書110頁；我讀的是Kindle版電子書）。訪談裡的杜象，以談笑風生，深入淺出，甚至四兩撥千斤的語風，應答湯姆金斯所提的各種與藝術家生存及創作相關的話題。儘管是55年前的談話，杜象的言說至今讀來，仍然讓我深感敬佩。
難得的是，杜象以看似輕描淡寫的口語敘述，表達自己無意於鬻畫維生的藝術家生存模式。他提到自己在1913年開始挪用現實物件創作之初，藝壇還沒有「現成物」（readymade）的說法；直到1915年，他才找到此一語詞作為描述。杜象認為，任何創作一旦系統化（systematized），很快就會失去生命力。他更坦言，當初若將「現成物」的概念系統化，他應可輕而易舉地在10年之間，生產出成千上萬的作品；但他也強調，「那樣的作品注定成為贗品（fake），因為出手太快，太輕而易舉，不出一年，我可能就會後悔，而且害了自己。」因此，他不希望太過重複，致使現成物的運用，乃至於藝術，變相成為他所稱的「一種依賴性的藥癮」（a habit-forming drug）。
杜象指出，藝術家想要有自己的特色，就必須忘掉自己所學；懂得遺忘，定能有所發現。在他看來，當代藝術明確地被金錢寵壞。藝術投靠金錢的結果，造就了既無未來性，也無歷史感，而純粹只為追逐一時潮流的藝術（art for the moment），也就是他所稱的「快速生產的藝術」（quick art）。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藝術市場，根據杜象親身的經歷，是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開始成型；此後，藝術走向商品化，專業或職業的收藏家逐漸蔚為風氣。
談到藝術史與藝術的價值，杜象的說法雖然弔詭，但也真知灼見：一幅畫能否在歷史中存活（alive），更多地取決於「觀眾」（onlookers）─尤其是畫商與收藏者─的品味。藝術家如何言說和創作，甚至與之無關，因為社會將自取所需。儘管收藏家或鑑賞家只是旁觀人士，但他們自有主觀的審美，最終反而主導了藝術家作品能否被收藏及流傳的命運。
明眼人不難看出，卡特蘭的香蕉作品除了與波普藝術家安迪．渥荷（Andy Warhol, 1928-1987）同一題材的版畫相關，前者對於現成物的使用，也令人想起此類觀念創作的先驅杜象。讓我倍感興趣而好奇的是，倘若杜象仍然在世，不知他對於這位也藉現成物創作，且積極多產的小老弟卡特蘭，會有何種看法或意見？尤其是，當藝術家與藝廊攜手，為一根以膠布固定的香蕉實物，堂而皇之地訂下超過新台幣360萬元的價格。如此「高貴」的「觀念」，實在很難不引人反問：藝術家惡作劇的企圖何在？再說，藝術家選擇以如此具有爭議的方式，藉由極度商業化的藝博會展售該作，也無怪乎引起各方熱議，甚至讓人直呼荒謬透頂。
無論如何，最感洋洋得意的應該莫過於名利雙收的藝廊。很難想像，這件以「滑稽演員」命名，實際卻看不出滑稽之處的香蕉現成物，基於藝術家的盛名，藝廊的聲譽，以及一時掀起的價值爭議，竟能快速地售罄給多位藏家和美術館。在某種程度上，此舉多少也驗證了杜象的反諷觀點：藝術作品自身未必能夠書寫歷史，反倒是收藏的品味與社會的價值觀主導了哪些作品及其藝術家最終得以續存。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0年1月號3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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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驥( 2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