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亮點與願景 聖地牙哥美術館的亞洲藝術收藏

2011至2012年，聖地牙哥美術館迎來新的領導階層。羅姍娜．維拉斯奎茲女士（Ms. Roxana Velasquez）與時任亞洲藝術研究員的索尼婭．莉艾．金塔尼亞博士（Dr. Sonya Rhie Quintanilla），開始著手亞洲藝術展區的翻修，以東亞藝術（現在的第7與第8陳列室，圖1）為焦點，並且懷抱專題性與區域性的分類意識。2012年，另規劃了兩間陳列室展陳印度／南亞藝術（第9陳列室，圖2）與伊斯蘭藝術（第10陳列室）。副館長阿尼妲．費爾德曼（Anita Feldman）到任後，立刻為這兩間陳列室帶來積極正面的改變。他與時任南亞與印度藝術副研究員的瑪麗卡．沙達博士（Dr. Marika Sardar）合作，使原先展陳南亞與伊斯蘭藝術的第9與第10陳列室改頭換面，轉成所謂的「視覺展覽庫（Visual Vaults）」（圖3），著重於呈現日本浮世繪版畫、印度蒙兀兒手抄本、青花瓷、高麗青瓷與日本根付（譯按：精雕而成的和服掛墜）等。此外，館方創設了一間用以展示伊朗藝術（波斯藝術）的新陳列室（13N陳列室），並擴建專門展陳南亞藝術的陳列室（12N陳列室），展出分別借展自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印度教與耆那教造像）與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近東藝術）的眾多精品。前述的四間展室與陳設，皆在副館長阿尼妲．費爾德曼的領導下，於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間完成，在筆者就任館方東亞藝術副研究員並轉任亞洲藝術副研究員之後。

雖然聖地牙哥美術館的亞洲藝術典藏歷史不足50年（1975至2017年），然而，其包含中國、日本、印度、韓國與伊朗的作品，是館方最大宗的典藏，並且展出了其中的7％至10％。前述的革新意在與觀眾分享館方亞洲藝術典藏的生命力與多元。筆者接下來會分別依文化與數量，將這批泛亞洲典藏劃分為數個單元。綜合而言，聖地牙哥美術館與捐贈者之間的關係，對於館方如何獲得與建立其收藏十分重要，並且特別顯現在亞洲藝術方面。

日本藝術常設展區著重於立體的裝飾藝術，例如花瓶、牙雕，以及包含神道教與佛教可攜式神壇的宗教文物。其中一些佛教淨土宗造像，來自19、20世紀之交一位聖地牙哥當地最負盛名的慈善家。聖地牙哥是美國重要的海軍基地與面向亞洲的主要港口，許多海軍將士與他們的家人居住於此。當中有不少將士曾派駐日本，歷經當地文化洗禮，可能因而促使他們收藏日本藝術。聖地牙哥美術館的一部分日本藝術典藏，即是他們熱切收藏的成果，並且多得自20世紀中期的日本。這也是為何江戶時期浮世繪版畫及20世紀中期新版畫，成為館方日本藝術典藏的強項。由於日本藝術陳列室的空間局限，在過去數年促成了不少日本版畫特展。最近開放的「視覺展覽庫」則展出了喜多川歌麿、歌川國芳（圖4）與川瀨巴水的版畫作品，呈現浮世繪木版畫更多的面向。（註1）2017年，20世紀日本版畫展：「現代日本─大正年間（1912～1926）的版畫」由館方典藏組成，嘗試讓更多館藏能公諸於世。

中國藝術典藏中著名的作品之一為北齊時期響堂山石窟的佛教造像，曾於2010至2011年由芝加哥大學斯馬特美術館（Smart Museum of Art）與賽克勒藝廊（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策劃的巡迴展中亮相。（註2）這些造像自2012年起便陳設於展出佛教藝術的第7陳列室（圖5）。諸如商代青銅器、周代與漢代玉器以及唐三彩等古文物，也都陳列於常設展廳。

館藏中國繪畫主要來自埃弗里特．莊來德大使（Everett F. Drumright，1906～1993）夫婦的捐贈。莊來德曾於1950年代後期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退休之後與夫人定居在聖地牙哥郡，並參與1948年於聖地牙哥美術館創立的互助團體：亞洲藝術理事會（Asian Arts Council）。莊來德捐贈了一件內裝逾20幅的繪畫名家集錦冊頁，包含多位從中國大陸移民的書畫家的作品，如溥儒（1896～1963）與傅狷夫（1910～2007）。這本冊頁提供了深具意義的脈絡，即在現代中國的動亂年代裡，中國政府與美國的政治關係。另一件莊來德捐贈的書法名家集錦冊頁，包含胡適（1891～1962）與蔣經國（1910～1988）書蹟。莊來德亦將一對由書法名家于右任（1879～1964）所書的對聯贈予聖地牙哥美術館。除此之外，多件20世紀重要藝術家與當代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如趙無極（1920～2013）、劉國松（1932～）、蔡國強（1957～）與劉丹（1953～），亦為館方典藏增添重要性。（註3）

此方面館藏為聞名遐邇的埃德溫．賓尼三世（Edwin Binney 3rd，1925～1986）的印度（莫臥兒與德干）抄本及繪畫收藏。（註4）這批藏品由賓尼三世於1990年遺贈的1400件作品所組成（圖6），多件作品曾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巡迴展中展出。其亦為印度本土以外規模最大的單一收藏。新擴建的南亞藝術陳列室規劃了一個展區陳列這批印度抄本典藏，並且展出雕像與其他立體作品。

雕像展區的明星展件為〈菩薩立像〉和〈吉祥天女〉。〈菩薩立像〉（圖7）為典型的犍陀羅風格，結實的身形、披掛長袍（draperies）與對立平衡的站姿（contrapposto），皆展現出羅馬影響的痕跡。這些特色顯露出希臘羅馬對於人體形態的理解，以及印度河流域受到西方傳來的希臘羅馬風格的影響。〈吉祥天女〉是印度教保護神毗濕奴的妻子，這件作品展現出典型的注輦王朝風格。注輦王朝於10至13世紀間統治南印，並以印度教為信仰。注輦王朝的印度教神祇青銅造像，以柔和而富於官能性的女性造像及雌雄同體的男性造像聞名於世。這尊象徵財富、豐饒與許多其他特質的女神〈吉祥天女〉像，呈現了注輦青銅造像的精美與特色。

韓國藝術陳列室於2012年設立，主要展示青瓷（圖8）、青銅佛教造像、漆箱以及各式雜項，年代跨度為9世紀統一新羅時期至朝鮮時代的20世紀早期。聖地牙哥美術館藏年代最早的一件韓國陶瓷是一件器蓋碗，很可能出自8至9世紀的統一新羅時期。雖然受到唐代的影響，新羅陶器仍保留自身不同於唐三彩的獨特技術與特質。新羅灰釉器以劃花和印花為飾，再施掛以自然灰製成的釉。蓋面上的重複紋樣，顯示其是在素坯完全乾燥與入窯燒造之前壓印而成。一件高麗青瓷執壺以釉下鑲嵌紋樣（龍與花草）為飾，是館藏中十分特殊的作品。由於其創新的技術與獨特的形式之美，高麗青瓷大約可以說是韓國藝術中最為著名的一種。龍紋雖在東亞藝術中普遍帶有吉祥意涵，然而在此很可能與高麗國王有特定的連結關係。

〈金剛山十景〉作於19世紀朝鮮王朝，是一件署名「喜帆」的十曲屏風畫。每一曲上的題詩皆呼應畫中地景與山水。畫題推測為金剛山，（註5）該地自古即以風景優美聞名，在韓國藝術中時常作為各種形式藝術作品的主題。金剛山自古與韓國佛教、道教與薩滿信仰相關，顯示出其在韓國的重要性。此畫題對於韓國山水畫的藝術史研究極具意義，源自韓國17世紀末盛行的「真景」山水畫傳統。朝鮮時代的宮廷畫家鄭鄯（1676～1759）是將金剛山作為韓國山水題材的第一人，（註6）將親身遊歷過的韓國地景與風物以實景入畫，他的「寫實」手法影響後代畫家，省思韓國本地的山水與日常生活，以他們對「真景」的詮釋入畫。聖地牙哥美術館所藏的這件屏風畫的作者，繼承了中國文人畫的傳統，然而其遊歷金剛山的概念很可能是受到鄭鄯的啟發。（註7）

伊朗陳列室的設立是為了回應聖地牙哥郡內廣大的伊朗社群的需求。陳列室中的重要作品，年代介於後薩珊帝國（Post-Sassanian Empire，224～651）時期與卡扎爾王朝（The Qajar Dynasty，1785～1925）之間。搭配借展自洛杉磯郡立美術館的作品，總體而言依照時代順序提供了各帝國與各文明的樣貌。聖地牙哥美術館的藏品主要為來自16世紀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的立體作品，且以陶瓷為主，呈現出鮮明的伊斯蘭藝術風格，如書法、幾何式的紋樣及設計。這些陶器的製作目的大多數是為了世俗性的功能。館藏尚包含一些19世紀的古蘭經和宗教經典，未來亦將展出。陳列室中數件引人注目的文物諸如飾有古蘭經文的鏡台、盛肉盤與壁磚，特別展現了波斯生活的財富、豐饒與歡樂。（圖9、10）

從研究員的角度而言，對於亞洲藝術部門的期許與願景有許多面向。典藏、保存與徵集是身為研究員的基本責任與未來規劃中的主要目標。達成前述三項目標的第一步，是調查與評估每一項典藏，需要時間、精力、經費與專業的投注。一名研究員同時負責數個文化雖然不甚理想，但已經成為常態，特別是在亞洲藝術領域。然而，評估亞洲藝術範疇內的每一項典藏是必須的。

調查與評估每一項典藏，能將其強處與差距分析清楚，同時能識別出須註銷的潛在作品。2017年，聖地牙哥美術館已著手評估中國與日本繪畫。一旦作出識別，研究員便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加強現有的典藏，以及聚焦於如何建構未來的收藏。此外，這項程序有助於研究員從館藏出發，以籌畫常設展與特展。這些評估也時常提供館員重新檢視文物的機會，確認是否需要保存修復。文物修護實驗室能提供必要的保存修復措施，以延續文物的壽命。此外，為了展覽需求，文物也必須維持在穩定的狀態。

由於館方沒有修護實驗室，對聖地牙哥美術館而言，保存修護計畫是重要的挑戰，並且需仰賴巴爾博亞藝術修護中心（Balboa Art Conservation Center）的協助。該中心為聖地牙哥美術館與巴爾博亞公園其他博物館，提供紙質文物與油畫的修護服務。然而，巴爾博亞藝術修護中心並未提供亞洲絹本繪畫的修護與裝裱，因此聖地牙哥美術館必須將相關畫作轉移到其他城市的合作修復師，為此花費許多時間、經費與精力。這些任務大量倚靠外部贊助。

眼前雖有許多任務與挑戰，聖地牙哥美術館仍有望透過一些基金會和組織機構的協助，強化其亞洲藝術收藏與未來計畫。例如日本基金會協助導覽手冊的出版，現代日本版畫展便曾獲頒獎助。韓國基金會與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亦對海外博物館投注大量心力與資源，以推廣韓國藝術。包含筆者在內的許多研究員，皆曾得益於這兩個機構所舉辦的研討會及提供的獎助金，以學習韓國藝術。

除了內部的逐步積累，另一項重要的願景是拓展聖地牙哥美術館的國際能見度。館長維拉斯奎茲積極參與美中博物館高峰會，該會為美國的藝術博物館提供了與中國博物館合作的機會。在館長維拉斯奎茲的熱切努力下，聖地牙哥美術館也獲得墨西哥與西班牙的肯定。

今天，美國藝術博物館研究員的角色已被重新定義，且擴增多重責任，涵蓋培養潛在的收藏家、參與教育課程、募款、科技與社群媒體等；研究員已不再像過去一樣，擁有僅需專注於現有典藏的奢侈。19世紀時由大英帝國所建立的最古老的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目的是為了提供百科全書式的資訊，很顯然是源於18世紀歐洲啟蒙時代的產物，而如此影響在英國與歐洲國家的博物館仍十分顯著。基於此一概念，研究員僅被定義為「研究、保存與展覽文物」的管理者。以筆者為例，負責管理約8000件亞洲藝術品，占了聖地牙哥美術館典藏的45％。光是想像這些數字已令人卻步，更不用提研究這整批典藏所需耗費的時間與心力。儘管如此，推廣亞洲藝術確實是筆者職責所在，不僅是因為身為研究員與教育者，也由於諸如韓國與伊朗等國家，在歷史上與當代文化風景上已生出重大的發展與影響力。

註1：Diana Y. Chou《Modern Japan：Prints from the Taisho〈1912～1926） & Beyond（brochure）》，The San Diego Museum of Art，2017。

註2：《Echoes of the Past：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Xiangtangshan》，Smart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2010。

註3：筆者目前正在籌備由聖地牙哥美術館藏中國繪畫、書法與版畫組成的展覽，預定於2020年夏季展出。

註4：多年來已數度舉辦展覽及出版圖錄。B. N. Goswamy & Caron Smith《Domains of Wonder：Selected Masterworks of Indian Painting》，CA：San Diego Museum of Art，2005。Sonya Rhie Quintanilla《Visiones de la India》，San Diego Museum of Art &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hropologia e Hisoria，2013。《Epic Tales from Ancient India：Paintings from the San Diego Museum of Art》，San Diego Museum of Art，2016。

註5：該畫之識別研究由故高以理博士完成，時任聖地牙哥美術館亞洲藝術研究助理（2005年）。

註6：1734年所作的〈金剛山圖〉是鄭鄯的重要作品之一，收藏於韓國湖巖美術館。

註7：其他可供比對的作品包括〈金剛山〉十曲屏風，見《The Collection of Korean Folk Paintings》，Kyonggi University Museum，2000；澗松美術館藏鄭鄯〈楓嶽內山總覽圖〉（掛軸，水墨設色，絹本）；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藏金昌業（1658～1721）〈金剛山明鏡臺〉；美國紐華克博物館藏〈金剛山十二曲屏風〉（見《Korean：Highlights of the Newark Museum’s Collection》，2016）。

聖地牙哥美術館的前身為1925年創立的聖地牙哥藝廊，是由多位財力雄厚的投資者和生意人所贊助的美術協會發展而來。聖地牙哥藝廊於1950年更名為聖地牙哥美術館。館內的亞洲藝術典藏始自厄勒．格蘭特（Earle Grant，1890～1971）的捐贈，其在1965至1971年任職董事會主席，並於1971年將全部的財產與收藏贈與館方。然而，直到1975年，為了慶賀聖地牙哥美術館成立50週年，亞洲展廳才在威廉．湯森．史蒂文斯（William Thompson Stevens，1913～1985）館長的主持下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