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三碑與其衡方碑風隸書試析：趨訪董作賓、英千里墓與沈剛伯紀念亭

今年（2020）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臺靜農（1902-1990）溫州街25號故居險被臺大拆除的消息，震撼藝文界。賴一時藝文界人士奔走串聯，總算保留下來，於2020年5月登錄為紀念建築。然而臺靜農真正的故居「歇腳庵」（或名「龍坡丈室」，溫州街18巷6號）早在90年代就已被拆除新建為五層樓公寓。也因此，臺靜農才抱著89歲高齡，於1990年搬離居住長達45年的「歇腳庵」，住進目前爭議的溫州街25號，不到一年，同年11月因食道癌病逝。「真正故居」歇腳庵既已不存，這住不到一年的「最晚年故居」溫州街25號與他使用20餘年的臺大中文系主任辦公室（文學院二樓第三研究室），竟是最後僅存可供憑弔的場所了。

臺靜農作為臺大中文系延續北大五四精神的指標人物，並被公認為港臺首屈一指的代表性書家，其相關遺跡與書蹟不僅具有書法史上的文化意義，也具有1949年前後渡臺文人的大時代歷史意涵。除了紀念故居與實際書法作品，臺北街頭的招牌匾額如「國立臺北大學」（隸書）、廈門街上當年五小文學出版社「洪範書店」（隸書）、師大附近書畫用品店「龍瑞宣紙」（行書）、古亭「文林堂畫廊」（行書）、新店「悅寶齋」（行書）、臺大校名「國立臺灣大學」（集字行書）、臺大文學院「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集字隸書）、外雙溪張大千故居「摩耶精舍」（行草）；以及書店尋常可見的一些書籍雜誌封面題字，如《國文天地》（隸書）、《常春》月刊（行書）等，都是臺老書澤。然而較少為人所知曉的是，臺靜農書法遺存中的墓碑銘刻之屬。

墓碑或墓誌銘，是保存書蹟的重要媒材，賴其刊刻上石，得以抵擋歲月洪流而流傳後世，且墓誌銘這類作品篇幅長、字數多，又是為逝者而書，更顯端謹，向為習書者臨摹拓本的重要來源。漢代如〈曹全碑〉、〈孔宙碑〉，北魏隋唐如〈張黑女墓誌銘〉、〈董美人墓誌銘〉、顏真卿〈郭虛己墓誌銘〉等皆是。1949年前後渡臺的大陸名士過世後，家屬尚有倩請當世名家撰文書丹的習俗，臺靜農因此數度書寫墓誌。他曾在《龍坡雜文》序中感嘆「死生契闊」皆在落戶與歇腳的暫居之所，何能不說是大事？至於同渡赴臺名士的那些生死哀樂，何嘗不也因為臺靜農的書藝而流光後世？作為一名小小「臺迷」，臺老師遺留下來的任何片楮零箋，都是那段大時代下的重要記憶而格外令人珍惜。

筆者目前所掌握臺靜農留下的墓誌銘有三例，分別是63歲所書〈董作賓墓誌銘〉（1964）、68歲所書〈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1969）、80歲所書〈剛伯亭獻詞〉（1981）。三碑碑主均於1949年前後渡海來臺並任職臺大文學院，與時任中文系主任的臺靜農皆為院內領導人物，且四人同寓大安區青田街附近的臺大日式宿舍，舉止接近，關係密切。故即使來臺文士中並不乏書家名手，倩請臺靜農為三人書寫墓誌銘，允為最佳人選。

此三碑臺靜農皆以隸書書寫。作為莊嚴肅穆的墓誌銘，其勁拔飄逸的「倪元璐體」行草並非合適書體，楷書亦非臺氏所慣，故選用不失端肅且為臺氏精擅的隸書來書丹，實是最佳選擇。

關於臺靜農在隸書方面的學習，據記載，其於北大學生階段即臨習〈華山廟碑〉，並與後來成為故宮副院長的莊嚴同受業師馬衡影響，蒐羅北京故都諸家收藏東漢〈熹平石經〉拓印成冊；抗戰時期也曾因重慶白沙女子學院同僚的緣故而親睹明拓〈武榮碑〉，可知臺靜農對漢隸的興趣起自甚早。目前可掌握臺氏隸書作品，最早約在1960年代，至1970、1980年代而大盛。且隸書風格多元，能擅數體，不過仍以〈石門頌〉與〈衡方碑〉二種風格為大宗。

寄意遣興之作，臺靜農多半以〈石門頌〉的蒼勁筆意為之，用筆線條抖動搖擺，筆勢恣縱不拘常法，如名聯〈守斯寧靜，與君大年〉等。晚清以來〈石門頌〉經何紹基等名家提倡，風行一時，百年來從習者眾，然格調多半不能出原碑藩籬。臺靜農利用長鋒羊毫的軟毛特性，無論筆法結字，變化奇絕已超〈石門頌〉之外，將摩崖石刻風蝕雨泐之感表現淋漓盡致，一般對於臺氏隸書的認識，也多半停留在此摩崖隸書「石門頌」風格。然而此三墓誌銘書風端正嚴謹，有別於野逸肆恣的石門摩崖，顯然書家別有所宗。

除了用以表現性情、寄托興懷的〈石門頌〉風格，臺靜農因應正式應酬的需求，逐漸融會出〈衡方碑〉一類結構方整、不求長筆拖曳擺盪的正格書風。如1978年作〈大千居士八十壽序〉、1982年作〈禮運大同章〉等亦屬此類。此種書風取其廟堂氣象、端正肅穆，而不求文人逸興。並且長篇文章，多暗用界格以顯整齊，因此筆勢拘然，限於方塊格內，無法左伸右張。然臺靜農面對此種應用書作，選用筆勢方整的〈衡方碑〉風格，亦可見其通變之舉。1964至1981年間為董作賓、英千里、沈剛伯所書三墓誌銘皆屬此風。

清代以來，以〈衡方碑〉聞名者，僅伊秉綬一人。伊氏取鑑〈衡方碑〉，發展出方嚴整飭、筆畫平直的獨特面貌，風從者不少。細究臺靜農〈衡方碑〉一路風格，外貌看似不同，然不少起筆、轉折處皆有伊氏筆法。臺靜農浸淫清代各家書名家筆風，如清代隸書名家鄧石如、何紹基之書風，下筆每能貌襲似真，尤其何紹基「逆入平出」之獨特筆法，也往往為臺氏潛用。因此，臺氏化用伊氏筆法於自身〈衡方碑〉一路，亦可理解。

臺氏曾自言：「余藏有明拓衡方碑，昔年曾喜臨之。」也留下不少臨習書作。若將臺氏〈衡方碑〉一路之書作紀年排序，可發現大抵於1970年代用筆結字才漸趨成熟，此前實經一番融合揣度的階段。目前臺靜農1960年代的隸書書作留存不多，僅存1964年〈董作賓墓誌銘〉、1968年〈壽張大千七秩華誕〉與《名家翰墨－臺靜農法書集（一）》收錄數件等。論者多認為〈董作賓墓誌銘〉似以〈衡方碑〉筆意為之，然而細究筆法與體勢，與臺氏後來成熟時期的〈衡方碑〉風格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至於1968年〈壽張大千七秩華誕〉，更可看到明顯的〈石門頌〉風格，尤其此乃賀張大千70歲生日賀詞，精打界格，可知鄭重。雖然結字亦趨方正，與〈董作賓墓誌銘〉有相應之處，然用筆卻一仍〈石門頌〉之左張右伸，難免破格過線，可知其於1960年代書寫正式應用書作，仍在〈石門頌〉與〈衡方碑〉的融合揣度之階段。

臺靜農衡方碑風的正式出現，應屬隔年（1969）〈隸書南田語〉之作。此作雖猶稚嫩，然無論結字、用筆皆與後來1970年代成熟〈衡方碑〉一路之書作相通。如橫劃起筆乃肖楷書起筆直下切入，而後向右略帶偏鋒顫掣抖筆帶出橫劃；且橫劃行筆之際微幅下沉至筆劃中央又略微上揚，呈現出中間下凹、二端上揚特殊筆勢。加上右肩轉折、左撇收束之處特別方飭整齊的作風，都更強化了整體字勢的平穩方正之感，與臺氏詮釋〈石門頌〉橫劃慣走上弧曲線截然有別。這種詮釋〈衡方碑〉的新筆法和方正體勢也反映在同年所書〈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橫劃多屬下沉弧線、結構方正、稜角分明，已與1964年〈董作賓墓誌銘〉和1968年〈壽張大千七秩華誕〉有顯著差異。因此，或可將1969年看作是臺氏衡方一路正式出現的關鍵年份。此後，臺靜農正式應用書作無疑都採用這種書風，1981年〈剛伯亭獻詞〉可說是其最成熟的衡方碑風之代表作。

董作賓（1895-1963）字彥堂，號平廬，河南南陽人，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並稱「甲骨四堂」。抗戰前參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小屯的考古發掘，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五期斷代、十個標準，至今研究甲骨文者仍奉圭臬。抗戰間於四川李莊刻苦整理《殷曆譜》。1949年國共內戰方熾，奉中央之令，傅斯年率領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隨同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外交部等五機關聯合遷臺。董作賓隨同李濟，連同所藏書籍、儀器、文物標本一齊渡臺。遷臺後第二年傅斯年腦溢血病逝，董作賓轉為史語所所長。時兩岸情勢未定，臺灣社會普遍貧乏，董作賓為家中十餘口生計，1955年赴香港大學之邀出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至1958年胡適由美至臺出任中研院院長力邀方才返國。在臺北期間，董作賓居住於青田街11巷（現已不存），與監察院長于右任鄰居一牆之隔。1963年因心臟病逝世，與夫人合葬於臺北南港中研院旁胡適公園。墓旁是臺大中文系聲韻學課本《漢語音韻學》「東董宋屋冬宋渥」作者董同龢墓。

〈董作賓墓誌銘〉為1964年5月所立，臺靜農書丹，史語所同事陳槃撰文，全文並收錄在陳氏《澗莊文錄》。臺氏在落款處謙稱「同學弟臺靜農敬書」，則因兩人1920年代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共窗之誼。來臺之後，也都在臺大中文系服務，情誼深切。

英千里（1900-1969），出身滿族老姓赫舍里氏，正紅旗。名驥良，字千里，以字行，聖名依納爵（拉丁語：Ignatius）。英氏畢業於倫敦大學，返回中國後協助父親英斂之創設私立輔仁大學，其父逝世後，以輔大秘書長身分領導校務20餘年。時在外國語文學系開設「英國文學」課程，轟動北京學界。抗戰開始，英千里以其學界領袖地位成為地下抗日代表，折衝學界師生日常生活、援救抗日同志，被日人二度逮捕下獄，英千里也因獄中折磨而健康大損。1948年底，國共平津會戰之後北平遭圍，英千里與其他學界名士如胡適、毛子水、錢思亮、陳寅恪等人為蔣介石特令以飛機搶救出城，孤身赴臺，妻與七名子女皆滯留北京。他居住在臺大教職員宿舍，即今溫州街內與殷海光故居一牆之隔的「大院子」。1950年英氏接掌臺大外文系，直至1968年辭去系主任之職，隔年病逝。1963年輔仁大學在新莊復校時，他也出任副校長，後任顧問，始終關懷輔大校務。與家人分隔兩岸的英千里，教學之餘寄情英語教育，與梁實秋等人編纂了大量中學英語教材，國中一年級至大學四年級之英文教材全出自其手。當時英千里與臺靜農分別為臺大外文系與中文系主任，在二位系主任開明兼蓄的作風領導下，兩系學風交融尤多，帶動當時臺大文學院內現代文學的風潮。

1969年英氏逝世，葬於臺北大直地區通北街後方的「天主教大直公墓」。墓誌銘為臺靜農書丹、沈剛伯撰文，全文錄於《沈剛伯先生文集》。筆者二度尋訪墓區，終在主坡終點靈骨塔再上方中區第8排第1位覓得，也意外發現前方即歷史博物館館長包遵彭 之墓。除了墓誌銘為臺靜農書丹，英氏墓碑之「顯考英公千里諱驥良之墓」與「中華民國前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八日歿。聖名依納爵」、「孝男若聰、若誠、若勤、若識、若智敬立，孝女若采、若嫻」等書法，雖無款識，就書風揣度也應出自臺靜農之手。

沈剛伯（1896-1977），名汝潛，字大烈，湖北宜昌人。自幼受留日歸國的父親沈莘庵教誨，後考取官費留學，赴英國倫敦大學專攻英國史、憲政史、埃及學。返回中國後任教於多所大學，講授世界各國文明史，為學界所重。1948年受教育部長朱家驊之邀，與將任校長的莊長恭赴臺灣大學，執掌文學院兼任歷史系主任。期間設立考古人類學系（今人類系）、圖書館系，成立文學院各系研究所，也被遴選為中研院院士，桂冠之榮，顯耀其身。1969年頒布的臺大校歌「臺大的環境鬱鬱蔥蔥」，歌詞即出自沈氏之手。1977年，沈氏因心臟衰竭過世，其門人在風光明媚的南投溪頭建立沈剛伯先生紀念亭。其與妻曾祥和的故居在青田街9巷4號，至今猶存，並被指定為歷史建物。

溪頭的沈剛伯紀念亭內立有1981年8月臺靜農書丹〈剛伯亭獻詞〉，碑後為臺大中文系教授陳瑞庚 所書〈剛伯亭記〉，碑座為當時臺大校長虞兆中 所題「名山勝流」。此外，亭眉題字「沈剛伯先生紀念亭」亦是臺靜農手筆，署款於前一年（1980）春天，亭外有當時救國團主任李煥所立〈沈公亭記〉，皆為紀念這位臺大文學院資歷最深的院長。

筆者漫遊於溪頭林間時，於神木步道先後看見二處刻於路邊石上的隸書「風雨中的寧靜」與「堅貞」。雖未署款，然風格、用筆與「沈剛伯先生紀念亭」等字宛若一轍，亦當出自臺靜農手筆，是臺氏少見的大字隸書摩崖。

近來臺灣社會開始注重保存名人故居，背後多半有觀光因素參雜其中。若是觀光效益低落，就更容易在土地、商業諸方利益的折衝下被犧牲了。我們已失去了臺老師真正的故居「歇腳庵」，最後短暫居所也因藝文界的串連爭取才劃為紀念建築，對於更加沒有觀光價值的墓地、墓碑、書法遺存，恐怕更易消失於怪手之下。

東西舊了要淘汰，房子老了要拆建，都屬情理。然而一如搬家整頓舊物，斷捨離中總有些紀念回味之物想要珍惜留存。誠然，文化資產的保存擺脫不了權力與政治因素，然隨著時代不斷向前邁進，對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是否應該有更前衛的思考？

近現代建物如王大閎建築師的作品已是人們爭取保存的項目，這樣的關注是否可以擴及更多元的物件？共同生活在臺灣島上，走過大時代政治起伏後而逐漸凝聚公民意識的「我們」，想留下哪些作為文化資產？希望有朝一日，文化能成為整體社會意識的共識、知識和常識，尋墓訪碑會如古代文人登臨憑弔，能在臺灣成為一股時尚的文青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