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園：臺灣首次精心設計的在校墓園
1950年12月20日，任臺大校長近二年的傅斯年先生，於臺灣省參議會報告時，因長期健康不佳又過度操勞，不幸於議事臺上因腦溢血昏迷而辭世，享年55歲。雖然他帶領臺大的時間不長，卻樹立了重要的學術典範和自由風氣。經各界及傅夫人討論後，決議安葬於臺灣大學校門旁的熱帶植物園，另在行政大樓前鑄造紀念鐘。
當時的副總統陳誠率領國家要員及臺大重要成員，組成「斯年堂籌建委員會」（圖1），經向各界徵圖後，決定了目前傅園中可見的樣式：以可茲紀念的「斯年堂」為中心，堂中砌長方形墓一座，並以篆書題寫「傅校長斯年之墓」。堂前立有羅盤儀、方尖碑，以及圓形噴水池。
綜觀傅園的設計概念，雖有如為了致敬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創辦人、同時亦為開國元老傑弗遜總統之墓，而設置仿古埃及的方尖碑，然而更多凸顯希臘文明的意義，不僅「斯年堂」直接仿效帕德嫩神廟，16根立柱亦選用希臘古建築中最早的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傅園路徑亦如參訪帕德嫩神廟，需從唯一的入口「衛門」進入後，沿著蜿蜒路徑仰望神殿的背立面，繼續前行才能在最後看見神殿的正面，使瞻仰者在步行中產生期待與崇敬之情。
希臘作為民主制度與西方哲學的發源地，傅園取法大量希臘元素，其實呼應了傅斯年重視民主自由與他自身中西融合的生命經歷與文化意識。在國民政府甫遷來臺之際，能有如此細密設計與龐大建築，可見對傅斯年的重視與尊崇。
「傅園」墓碑為何人題寫？
在如此精心設計的墓園中，墓碑為何人題寫，卻未留下紀錄。
墓碑以篆書題寫「傅校長斯年之墓」，二側並用小楷書，以臺灣大學名義立碑，並誌年月而已（右排：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左排：國立臺灣大學敬立），書家並未署款（圖2）。校史相關文獻中，亦無記錄當時敦請何人書寫墓碑。
揆諸當時國民政府甫遷來臺，為了彰顯傅斯年對黨國的學術與政治貢獻，即使在兵荒馬亂之餘，仍舊全力打造傅園。無論在大陸階段，或是來臺之後，傅斯年墓園的規格之高，已超出任何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學術名流。故此，能邀請為墓碑題字者，定為身分、輩分，均能與傅斯年相埒者。
細檢1950至1951年間已來臺的成名書家，其實不過寥寥數人，如于右任、吳稚暉、溥心畬、臺靜農、曾紹杰、王壯為等。然而諸公之中，輩分足者不長於篆體；長於篆體者，風格又與傅園墓碑不似，或輩分晚於傅斯年。
若從傅園墓碑篆書風格來看，乃以三國吳〈天發神讖碑〉（圖3）風格題寫。此碑風格獨特，以方筆寫篆，收筆成懸針狀。雖然晚清徐三庚以此名家，然而近代臺灣卻少有以此風格聞名者。唯臺靜農曾於1970、1980年代戲刻過一方「天行健者」（圖4），即以〈天發神讖碑〉風格為之，且時為臺大中文系主任，有深厚的校緣關係，故筆者一度猜測傅園墓碑書者與臺靜農有關。然而臺靜農於1950年時，書名尚不彰顯，至1970年代才逐漸形成成熟的個人風格，故亦難肯定為臺靜農。多年以來，對於傅園墓碑究竟何人所書？筆者總不得其解。
臺大哲學系陳康教授之父─揚州宿儒陳含光
近年筆者以「文化掃墓」為題，陸續於《典藏．古美術》發表過二篇文章。期間亦回到傅園，面對多年不得其解〈天發神讖碑〉體的墓碑篆書，卻在二行楷書邊款意外獲得靈感。
二側邊款為「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國立臺灣大學敬立」，小楷用筆勁利，尤其起筆、轉折處壓筆動作明顯，整體呈現出唐代「小歐陽」之稱歐陽通〈道音法師碑〉（圖5）的風格。此楷書風貌，正是當年曾來臺的揚州名士陳含光（圖6）的標準書風！
1950年代，陳含光的篆、楷二體頗受臺灣書壇重視。其楷書脫胎自歐陽通〈道音法師碑〉。若將傅園墓碑二側題款與陳含光1950至1952年間的作品相比，書風如出一轍（圖7至9）。至於陳含光最負盛名的篆書，風格寬博勁利，論者多以為脫胎自〈天發神讖碑〉。目前亦可見到陳含光早年曾臨習過〈天發神讖碑〉的作品，與傅園墓碑亦彼此相承（圖10）。
右 圖9 陳含光1952年作〈江南水竹村〉落款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陳含光實與臺大有深厚的校緣關係。1948年夏天，陳含光以七十歲高齡來臺，與方東美應臺大校長莊長恭之聘，與政治大學沈剛伯一起赴臺大任教有關。當時臺灣大學正值光復之後人事紊亂時期，故校長莊長恭央請沈剛伯出任臺大文學院院長，方東美任哲學系主任，而方東美亦邀請中央大學時期的得意門生陳康一起赴臺。當時，國共二黨徐蚌會戰方殷，揚州正處戰場，陳含光只能放下家業，隨子來臺，寓居於臺大宿舍。期間因與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居止接近，也常到臺家觀所藏古代名畫，並多次畫贈臺氏，臺靜農亦多以「含老」、「康翁」尊稱之。
陳含光為揚州宿儒，且有前清功名，來臺之後深為政界文壇所重，曾多次為國民政府要員的重要場合書寫序文。如《金鼎臣六十壽序》（1949，圖11，註1）、《陳勤士八秩壽言》（1950）、《贈周至柔惜別序》（1952）等，皆敦請陳含光領銜作書，黨國要員、社會賢達簽名於後。連隨政府來臺的中國石油公司，亦敦請陳含光題榜「中國石油」（圖12），皆可證明當時陳含光為臺灣社會與黨政人士共所推崇的賢達耆碩。
因此，即使在缺少校史直接文獻證據下，無論從書法風格、臺大校緣關係、社會地位三方面來判斷，筆者認為傅園墓碑應該出自陳含光之手。
陳含光屬「清遺民」否？
在1940、1950年代渡臺文士中，年高德劭的陳含光是少數擁有前清功名者。14歲（光緒十八年）即取得秀才，24歲中舉人（光緒二十八年），31歲（宣統元年）考取拔貢，殿試入京。據載，陳含光與京師人物接觸，見宣統朝廷紛亂，「知其必亡」，故進士朝考列為教諭，並未就職，返歸揚州。三年後，民國成立，陳含光即「剪辮改裝」，以江蘇代表身分出席民國第一屆議會。
當時「剪辮」與否，成為民國初期重要的政治、甚至文化認同的問題。民國代清而立，與過往改朝換代最大不同之處，不僅在於滿漢的民族問題，而在於政體不同。宋元明清之間的朝代興替，皆屬於帝王專制體制內的政權轉移。然而晚清以來，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引進，使民國代清有了另一層的含意：以民主體制取代傳統帝王專制，婦女、貞操、禮教、君臣父子倫常等社會問題，都因此產生劇烈的觀念變化。即使歷經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以及北洋政府走馬看花式的輪替，也未改變當時社會多數對於帝制的揚棄，與對革新的共識。
陳含光家族四代簪纓，曾祖與祖父皆為殿試及第，乃為揚州著名世家。然而陳含光入民國後即「剪辮改裝」，其實已強烈說明他個人的政治態度。同時他也因學識淵博，被薦入清史館，與繆荃孫、楊度等忠貞前朝、敵視民國的清遺民共同纂修《清史》，卻不到二年即辭館歸鄉，再度說明陳含光與清遺民之間的政治認同，終究有所差異。
1956年，國民政府頒發給陳含光該年度的教育部學術與文藝獎金（國家文藝獎前身）。隔年（1957）陳含光逝世之後，又由總統蔣中正親頒以「博文清操」輓額。證明國民政府對陳含光不以清遺民自居，抗日期間又堅拒偽職等「清操」之行的認可。或許也因此緣故，陳含光逝世當年由師大國文系教授李辰冬所興起對其遺老自居、蔑視民國的詩案，方能在當時政治高壓年代順利落幕。
與溥心畬的在臺交誼
1949年，國民政府正式撤退來臺。雖處戰亂之時，來臺政府諸公不少都是古典詩文者，陳含光有不少唱和，如于右任、賈景德、洪蘭友、張默君、李漁叔等，皆是其詩友。隨著臺灣局勢日漸穩定，詩社逐漸成立，臺北藝文活動更顯頻繁。陳含光以宿儒身分，往往為其中主角。如丙申年（1956）的生日壽宴，與會者就達百人之多！其子陳康便曾回憶，需時常陪伴年事已高的父親參與這些文會。陳含光也因此遍遊臺北近郊的不少景點，並留下《游臺詩草》等豐富詩作。
在陳含光這些詩文書畫唱和中，和溥心畬的交誼最顯特別。二人於大陸時期並未相識，乃是赴臺後才於詩會上認識。陳含光渡臺之際，年已七十古稀，序齒長溥心畬十七齡。溥心畬不僅少見地敦請陳含光為其畫作題跋，為其《慈訓纂證》書前作序，更命長子溥孝華拜陳氏為師，皆可見溥心畬的敬重之心。這份敬重，論者多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駱駝圖〉（圖13）與陳含光的唱和，論證溥、陳二人追念前清故國的遺民情懷。
如前述，陳含光與忠貞前朝、敵視民國的清遺民，其實二者有別。溥心畬雖為不食周粟的舊王孫，然而亦非敵視民國的那群清遺民。如1932年，日本於東北扶植溥儀成立滿州國，滿清遺老親貴前往投靠者絡繹於途，連溥心畬之弟溥僡，亦屬其中一員。然而深居恭王府的溥心畬，卻作〈臣篇〉（圖14）以表心，並厲言：「未有九廟不立、宗社不續、祭其非鬼、奉其非朔，而可以為君者也」。
接著，對日抗戰期間堅拒滿州國與日本的拉攏，使其在抗戰結束後，得以滿族代表身分參與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期間更多次直接上書蔣中正（圖15，註2），希望為深受社會歧視的滿族正名並爭取參議權。溥心畬的訴求也獲得蔣中正的正面回應，不僅順利在北平成立「滿族文化協進會」、增加滿族國大代表之名額，他也於1948年順利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
溥心畬此次破格「出山」，乃是為了爭取滿族同胞在社會上的平等待遇。他與蔣中正之間的良好互動，或許也是在國共內戰最激時，選擇渡臺的內在原由。即使在臺逝世之後，其墓碑僅題「西山逸士之墓」，碑後更以滿文題寫「大清國皇族溥儒」，表明他「舊王孫」的血脈認同。他在對日抗戰時的國族認同，以及國¬、共二黨不同政治價值的選擇之間，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已難用簡單的「清遺民」概念來解釋溥心畬的中晚年行跡。
如果細細檢視陳含光與溥心畬在民國代清而後的出處選擇，其實十分相似。溥為王孫，陳為傳臚世家；異代之後，溥選擇深居西山與恭王府，並未參與清遺民的復辟與滿州國；陳雖有前清功名，然「剪辮改裝」，自絕於清史館那批清遺民之外，詩文徜徉於揚州。對日抗戰時，二人都堅拒日本攏絡。以至於國共內戰之時，都選擇了國民政府下的臺灣。
或許就是異代以來多方經歷的重疊，才造就二人意氣相投、惺惺相惜。1957 年，陳含光病故，溥心畬特撰誄詞、悼詩，用表痛失知友的哀傷。此外，亦曾在陳含光畫作上，提及何以珍視此一長輩的緣故：「含光丈工駢體文，善篆書，工詩五言，近少陵。尤工繪事，在倪黃之間。志高意遠，不慕榮利。布衣策杖，嘯傲林泉。海上相逢，遂與友善。此幅幽靜，如見其人」。
陳含光的篆書絕技
陳含光除了詩與駢文，尤以書藝聞名，以晚年篆書成就最為昭顯。在臺時期，曾與之從遊的包明叔曾記陳氏自述：「我于篆書龐雜無所宗，因為我不問古今好壞的篆書都喜歡收買臨習，一無成就」，這當然是長者廣學博納的自謙之詞。從目前陳含光留存的書蹟來看，大陸時期就廣泛臨習當時蓬勃發展金石學中的各式篆體。從傳統以秦碑〈嶧山碑〉與唐代李陽冰諸碑為主的「玉箸篆」，到民初流行一時的大篆〈石鼓文〉，以及晚清吳大澂、黃士陵一路以金文入篆的新體，無一不俱。且約從1940年代（約60餘歲左右），就已逐漸形成後來在臺灣最為成熟的勁挺尖拔的篆體。
過往多半將陳含光這類篆書，視為脫胎自〈天發神讖碑〉。不過重新檢閱陳含光的篆書歷程，他獨特的尖筆特色，除了〈天發神讖碑〉，應該與大量臨摹金文有關。從1948年〈臨齊侯罍〉（圖16），就可以發現青銅金文上獨特的尖筆痕跡對於陳含光篆書的影響。
陳含光融會金文入小篆的作法，其實導源於晚清吳大澂。陳含光曾表達過他對吳大澂的服膺之意：「王錢孫洪以上為舊體，鄧吳以降為新體，而於晚出之吳愙齋最為服膺。謂愙齋以鍾鼎籀法納入小篆之中，樸厚無倫，當時無兩，其尊之幾欲居石如之上」。吳大澂始終以〈石鼓文〉的史籀筆法融會金文與小篆，故能「樸厚無倫」，黃士陵即是承此一路。陳含光別出心裁，將金文中獨特的尖筆特徵強化發揮，既呼應了傳統篆史上如〈天發神讖碑〉、〈詛楚文〉、唐代〈浯臺銘〉等少數的尖筆篆書，也在晚清至民國蓬勃發展、名家輩出的金石書法中，建立起獨樹一格的個人面貌。
最為可惜的是，陳含光在臺十年，少有門生，其精絕一時的篆書書藝並未開枝散葉。至於1960年代之後臺灣陸續出現幾位篆書名家，如李猷、丁翼等，皆非陳氏法脈。陳含光的書法成就與聲名，也就逐漸消融在臺灣的歷史中了。
不過有趣的是，從溥心畬極少數曾書寫的篆書作品，卻能發現陳含光的影響。溥心畬書法以行草與楷書最為知名，二體俱為當時臺灣書壇一絕。至於篆、隸二種古體，則甚少書寫，至今所見，篆書不過寥寥數件而已。然而，從臺北故宮所藏〈篆書七言聯〉（1963，圖17）卻可發現直接師法陳含光那種堅挺勁拔的本家篆書（圖18）；故宮所藏另一件〈臨開母闕篆書四屏〉（1961），線條亦以尖筆作收。陳含光實曾臨摩此碑，故亦讓人思考，溥心畬是否也是在陳含光的影響下而有此作。
無論如何，溥心畬書此二件篆書作品時，陳含光已逝世數年。或許出自對知交的懷念，才有此追擬故友書風之作。
小結
國民政府播遷來臺之後，書壇活動大約至1957到1958年之後才逐漸活絡，乃因當時臺灣局勢漸趨穩定，藉由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書法社團交流，才進一步刺激臺灣書法團體如「十人書會」、「八儔書會」等紛紛成立，此時陳含光早已逝世。即使他在生前擁有偌高的社會名望，卻逐步消失於日後更趨活絡的臺灣書壇。及至今日，不僅題寫傅園墓碑之事為臺大校史失載，連臺灣人每日街頭所見的「中油」二字，亦已少人知為陳含光所寫。
回顧陳含光渡臺與溥王孫之間的唱和，雖仍傷悼回不去的故國與故土，與大時代下的種種不由自主。然而筆者卻仍慶幸，終究於一隅海島安享晚年。拙文作為筆者「文化掃墓系列」第三篇，誌此數語為記。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余玉琦、張毓庭、李定恩〈探索傅鐘〉，《臺大校友月刊》第66期，2009。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
張維達〈1946－1948年溥儒政治活動述略〉，《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04年2期。
蔣孟如《陳含光書法研究》，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羅啟倫〈文化掃墓─尋訪那些民國大師在臺灣的歸葬之所〉，《典藏．古美術》，2021年5月號，總344期。
（本文出自《典藏．古美術》389期〈臺大「傅園」傅斯年校長墓碑為何人題寫？ 兼談陳含光與溥心畬間的遺民情懷雜想〉，作者：羅啟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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