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們結伴要去看「細菌」。
1903年夏天，德國德列斯登第一次舉辦城市大展，在一位販賣漱口藥水起家的企業家靈格納（Karl August Lingner）的組織之下，這次也包括了一個名為「民族疾病與其對抗」（Volkskrankheiten und ihre Bekämpfung）的展覽。在400平方公尺的展場中，主辦單位不但展示了一系列細菌圖畫、攝影相片、彩色巨大細菌模型、人體病徵標本、數據圖表、殺菌藥劑，更在走道邊架起了70多臺顯微鏡，讓觀眾能親見這些導致肺結核、傷寒、霍亂、瘧疾等傳染疾病的細菌。此外，展方也從巴黎運來了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的細菌培養罐，並對外宣傳這是第一次公開展示「活生生」的細菌。這個展覽最終吸引了20萬觀眾，更在展期結束後在德國各大城市巡迴展出。
1903年，德列斯登舉辦「民族疾病與其對抗」展覽大廳。走道兩旁可見展方架起的顯微鏡。（圖版出自：Wuttke, R. (ed.) (1904) Die deutschen Städte. Geschildert nach den Ergebnisse der ersten Städtausstellung zu Dresden 1903, Vol. 2, p. 318, no. 545.）
當20世紀初的普羅大眾還需要「親身驗證」才願意相信細菌的存在的話，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細菌早卻已成為了理所當然存在之物。我們不一定真的親眼見過它，但我們知道它的存在，熟悉它的面貌，也無時無刻謹防著它。作為實際上「不可見」的微生物，細菌透過「圖像」顯影在我們面前，時時中介著我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並徹底改變了「現代生活」的定義。
「民族疾病與其對抗」展覽中陳列出的細菌培養罐。（圖版出自：Wuttke, Die deutschen Städte, Vol. 2, p. 319, no. 546.）
細菌的「圖像」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現代細菌學在19世紀下半的發展不僅源於病因學上對於「傳染疾病」概念的轉變（將傳染疾病從「環境因素」歸因到一個特定、可以明確區辨、指認出來的病源——「細菌」上），而在很大程度上也仰賴於讓不可見的微生物得以顯現、並且定影下來的圖像技術。換句話說，細菌的「圖像」並非只是用來教育大眾、傳播科學新知的輔助工具或是實驗的副產品。相反的，「圖像」在科學家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往往扮演著主動且無可或缺的角色。
細菌學開拓者、德國著名醫生的羅伯特．寇赫（Robert Koch）即非常明白這一點。在他透過顯微鏡去區辨令人致病的微生物時，他除了發展出一系列不同的染色、照明技術，讓細菌得以從血液、培養液中離析、呈顯出來，他更要求科學家必須研讀現有的顯微圖鑑，牢記圖像中記錄下的細胞形貌，以便透過「排除法」將「其他非細菌的結構、物體」與「細菌」區分開來。
然而，圖像在細菌學中的功能並不僅是讓科學家在顯微鏡下的微觀世界中不致迷失。1876年，寇赫提出了炭疽桿菌（Bacillus anthracis）能夠以孢子的形式在土壤中存活下來的假設。不過，當他想向植物學家費迪南．寇恩（Ferdinand Cohn）展示他的實驗成果時，寇赫面臨的是細菌無法長久保存的棘手問題。最終，寇赫只能攜帶著所有的儀器設備，包括實驗需要的活體動物來到寇恩所在的城市，重新操作一整套實驗：從炭疽桿菌致死的老鼠身上取出血液培養，再將培養出來的桿菌注射入健康青蛙的表皮，並證明細菌是如何在上皮組織中增生、擴散。當時，寇赫花了一整天才完成整套展示。不過，當寇赫同一年在寇恩主編的《植物生物學》期刊上發表了第一篇關於炭疽病的論文後，實驗的過程即被轉化成固定、不受時空限制並且可以無限翻印、任意傳布的「紀錄」，而刊載在文章中的細菌圖片更在紙面上同時呈現了寇赫透過顯微鏡所見、細菌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樣態。這邊，細菌的不但取消了實驗過程中所需花費的實際時間，更讓細菌脫離了使其在顯微鏡下顯影的加工過程，成為了恍若從一開始就平行於其他日常物件，存在於宏觀世界的東西。
羅伯特．寇赫（Robert Koch）於1876年手繪的炭疽桿菌（Bacillus anthracis）圖像。（© Wellcome Collection）
比標本本身還要重要的「細菌相片」
如同許多其他19世紀下半的科學家，寇赫擔心的也是「轉譯」的問題。要如何將顯微鏡中所見的景象忠實地記寫下來？要如何控制負責描繪的繪圖師，避免他們在描繪的過程中添加入自己的風格或是「美化」描繪的對象？而最後，他擔心的甚至是科學家自身的介入：如何讓科學家不在圖像上投射自己的理論預設與個人的詮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寇赫很快將製圖的任務委予當時新興的攝影術，並期待藉由攝影讓細菌——不再透過任何人為的中介——自己將自己記寫下來。當初，他甚至刻意保留下在相片中意外留下的刮痕、灰塵等明顯的「瑕疵」，認為它們是圖像「未經加工、竄改」的保證。
早在1877年，寇赫就意識到，拍攝下來的細菌相片在許多時候甚至比細菌標本本身還要重要：許多照片上顯示出來的細節、特徵，在回到標本本身時卻難以被每個人透過顯微鏡辨識出來。於是，作為一種機械性記寫下來的圖像，細菌的攝影相片不僅被理解為細菌的「客觀再現」，它更讓在現實中必須透過目鏡窺看的細菌成為許多人可以同時去觀看、討論，以手直接指出，並且拿來互相比較、測量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攝影相片更排除了以不同照明方式與不同角度來觀看細菌標本的可能性，標準化了細菌的觀看方式，並且形塑出了一種科學界中集體性的目視。
羅伯特．寇赫（Robert Koch）於1877年展示的細菌攝影相片。（© Wellcome Collection）
「原來它長這樣」
上個月20日，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在flickr上公布了一系列最近肆虐全球的新冠狀病毒（2019-nCoV）的影像。隨之，各大新聞媒體也開始轉載這些散發著霓虹光芒、恍若海底世界景觀的影像，並嘖嘖稱奇於「原來它長這樣」。
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製造出的新冠狀病毒影像。（ © NIAID-RML）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製造出的新冠狀病毒影像。（© NIAID-RML https://flic.kr/p/2isTxqp）
和寇赫100多年前的細菌相片不同的是，這一系列電子顯微鏡影像是以「電子束」穿透（或是掃描）病毒樣本而並非仰賴「光」所製造出來的。就這點看來，它們基本上並不能被稱作是「攝影相片」（攝影一字的原意是「光的記寫」）。但與寇赫的細菌相片相同的是，他們都將原本位於我們視域之外的細菌、病毒，引入了光，使其顯影在我們的面前。而它們相似的地方也在於，即便它們都明晰地勾勒出了「病源」的形貌，但回到了日常，我們仍然無從辨識出它們，遑論知悉它們存在於何處。
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製造出的新冠狀病毒影像。這邊，我們必須知道的是，無論是以穿透式或是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製造出來的影像最初都是「無色」的，這些病毒的顏色都是科學家為了區分病毒與細胞，或是凸顯病毒結構所添加上的色彩。（© NIAID-RML）
於是，像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瘟疫肆虐的時期，我們只能持續地來回擺盪於可見（的圖像）與不可見（的病毒）之間，一邊憂懼著這些可見的不可見之物，一邊近乎歇斯底里地想像著這些不可見之物的無處不見、的無所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