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蔡耀慶談陳澄波的畫中點墨、翰墨交遊

陳澄波以西洋畫入展當時重要美術展覽，重視藝術教育，終其一生努力不懈，深受藝壇肯定。在他過世數十年後，有關他的相關資料與檔案才陸續被整理，難得可貴的是陳家以三代之力，將他的作品與文物仔細保存，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些文物，認識這位台灣傑出藝術家。在陳澄波諸多收藏物中，藏有為數不少的書畫作品，這些作品與陳澄波的藝術生涯相關聯，探究其中可以獲知藝術家的各種生活樣態。

1934年陳澄波接受《台灣新民報》訪問時，表示自己「特別喜歡倪雲林與八大山人兩位的作品，倪雲林運用線描使整個畫面生動，八大山人則不用線描，而是表現偉大的擦筆技巧。我近年的作品便受這兩人影響而發生大變化」。這段文字看得出陳澄波有意識地審視水墨畫傳統，從中觀察到不同畫家處理線條的特色，進而受其影響，體現在作品之中，意即陳澄波在進行油畫創作之時，保留著書法練習的經驗，重視線條的表現方式。這種將線條美感作為處理肌理的手法，委實是討論陳澄波的繪畫美學不可輕忽的重點。

本次以陳澄波所藏的書畫作品為主，從筆墨表現梳理其中三條主要脈絡：嘉義、上海、東京。以線條連結形成網絡的概念，將陳澄波所藏資料為經，其交游狀況為緯，經緯交錯中，呈現陳澄波與台灣、中國、日本三地的書畫家的互動。希望能從中探索陳澄波重視線條的因緣，也嘗試探究陳澄波在台灣美術史的意義價值，藉此發現在近現代的美術運動中，筆墨趣味如何在這些藝術家間相互傳遞，而後交織成一個藝術網絡。

書法傳承
陳澄波雖不以書法名世，但是對書法學習卻也非常重視。線條美感，對書畫藝術而言，正是來自書法的練習與體認。顯然在他一生經歷中，書法並不只是在學校受教時的經歷，而是在他一生繪畫創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影響。這與其生命歷程的重要影響者有關，其一，是來自其父親的影響；再者，是受到學校的課程安排，尤其是在東京美術學校時期的訓練。

陳澄波的父親陳守愚為前清秀才，擔任私塾教師，可能也曾在嘉義縣的兩所書院執教。陳澄波與其父雖不親近，但仍長期保存父親遺留的試帖與手札，顯示他對家學典範保有一定的敬重。家藏《真草隸篆四體千字文》的書末，留有1909年陳澄波簽名，應該也可以佐證他早年曾受漢學教育影響。家中所藏《格言》有四屏，雖為印刷品，其內容乃是匯集清代舉人純以端正楷書，錄寫各式格言。此以科舉人物之字懸於廳前，或是以此為書法學習，或是將此中賢達作為師法對象。

陳澄波的書法收藏中有李種玉（1856－1942）所書《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部分）》。李種玉，字稼農，臺北三重埔人。光緒十七年（1891）參加臺北府試，取進縣學；二十年（1894）列選為優貢生。明治卅三年（1900）入國語學校擔任教務囑託，教授漢文、習字，提攜學子甚眾。另外還有鄭貽林（1860－1925）的《文行忠信》、《心曠神怡》兩件作品。鄭貽林，字登如，號紹堂。原籍福建泉州，清光緒年間渡臺至鹿港設席，遂定居當地。自少即喜臨摹漢、魏碑帖，並受清代金石學家呂世宜影響，以隸書見長。公學校辭職後，更是專心致力於書法上，是臺灣少數碑帖派書法家之一，與當時鹿港另一位書法名家鄭鴻猷並稱，霧峰詩家林朝崧更以「板橋書法兼工隸」讚譽之。

此二位都是舊學教育者，陳澄波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期間，得以認識兩位前輩書法家。顯見從嘉義公學校到總督府國語學校，陳澄波繼續接觸日本從台灣傳統教育內容當中吸納「漢文」、「習字」等科目的訓練。從陳澄波所遺留的國語學校「學業成績表」來看，他的「漢文」成績並不特出，但「習字」一科卻有很優秀的表現。或許正基於這一緣故，陳澄波有不少書法作品的收藏，也讓自己小孩在書法上多有練習。日後，他的子女在成長階段，也都有書法方面的訓練與獲獎紀錄，如陳紫薇所書《李嘉祐詩句》、陳碧女《春風秋月》、陳重光《川流不息》等，可以看出他們在學期間對書法的重視。

陳澄波留有一件完整的書法作品《朱柏廬治家格言》，由於作品沒有落款，未能明確斷定其年代。在所藏書法作品中，適有一件羅峻明所寫的《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該作品寫於1921年，當時陳澄波正在水堀頭公學校湖子內分校任教。觀察兩件作品安排布置及細節，推測該件作品應是陳澄波在公學校任教時期以羅竣明作品為範本所進行臨摹的作品。可以想見他對書法還是持續不斷自我練習，也努力向當時的名家學習。

之後他到東京美術學校，考取的是「圖畫師範科」，這意味著他必須接受各個方面的美術訓練，在他的遺物當中，保存了這一時期大量的書道、水墨畫、膠彩畫等東洋美術課程的習作，部分還留有批改痕跡。他在東京美術學校時期，日本畫科目指導教師是平田松堂，書法的指導教師則是岡田起作。當時日本正流行六朝書風，便見到他以鄭文公碑為範帖的習作。可見這一時期的陳澄波仍然熟悉墨硯，並持續練習書法。

書法是一種極為特別的藝術門類，既是文字傳播的工具，也是視覺美術的一環，檢視陳澄波相關資料，可以發現他的學習歷程中，書法練習具有相當意義。台灣的書法教育，自明清以來逐漸啟蒙，作為童蒙養正、識字科考等寫字之教育。日治時期，在國民義務教育中，將書法列入教育項目之一，並由台灣總督府頒布《國民習字帖》為教科書，然充其量只是通俗實用的訓練工具而已。台灣光復後，書法仍列入學校教育課程，只不過後來受到聯考的影響，各級學校只能在國語科中作時間短暫的書法教學，甚或根本將上課時間挪予其他智能科目，直到民國五十七年（1968），政府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小、國中的教學才逐漸步入正軌，可以依照課程標準所定，正常實施各科教學。時至今日，學校課程幾無書法教育，希冀未來還能再度列入課程。

諸羅文風
今嘉義市所在地在清代稱為諸羅山，為平埔族一大族社諸羅山社的位置，也是清代諸羅縣治與縣城的所在地，其地位於嘉義平原與丘陵的交界，又有八掌溪與牛稠溪環繞，形勢優越，並有北控台灣中北部、南護府城台南的功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地歷經漢人社會建立的過程，由平埔族社會演變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該地早自清朝乾嘉時期以來，就陸續有些書畫家活躍於嘉義地區，較重要者有馬琬、朱承、丁捷三、林覺、郭彝、許龍、蔡凌霄、余塘等。至日治時期，更因當時有一群書畫家在這塊土地努力耕耘，而贏得了台灣「畫都」的美譽。例如東洋畫的徐清蓮、張李德和、朱芾亭、林東令、林玉山、黃水文、盧雲生、李秋禾等人，西洋畫則有陳澄波、翁焜輝、林榮杰、翁崑德等人，雕刻藝術上亦有蒲添生，這些均是台灣藝術史上重要人物，他們為嘉義藝壇樹立了優良的典範。

1933年6月，陳澄波返回嘉義，雖近不惑之年，但在鄉人的眼中，仍然是一位文化英雄，也因此有不少嘉義藝文界人士受到他鼓舞而陸續在藝壇上有所成就。作為嘉義士紳，陳澄波與許多漢學素養深厚（特別是嘉義地方）的士紳、文人，往來密切，在其家藏書畫中可見許多名人的字畫。如徐杰夫、林玉書、林玉山、羅峻明、蘇友讓等人嘉義地區藝術家的書畫作品。《孟子．公孫丑下（部分）》條幅書法作者徐杰夫（1871－1959），號楸軒，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曾祖徐元星於乾隆間渡台，營賈為業。祖台麟遷嘉義。光緒十八年（1892）中秀才。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被任為山仔頂區庄長，1912年授佩紳章，1913年10月任嘉義廳參事兼嘉義區長。

昭和三年（1927）台灣教育會因應社會上的需要，舉辦首屆台灣美術展覽會，「台展」之前嘉義地區只有幾位寫四君子的文人，如釋頓圓（約1850－1949）、蘇孝德（1878－1943）、林玉書（1881－1964）、蘇友讓（1881－1943）、施金龍（1899－1986）等人。其中蘇孝德、林玉書、蘇友讓，都與陳澄波有所交往，家中也藏有他們所寫的書法作品。《畫中八仙歌》作者林玉書，號臥雲，又號雪庵主人、香亭、六一山人、筱玉、玉峰散人，嘉義縣水上人。當年第七回台展於1933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教育會館開展，推測林玉書在得知多位嘉義畫家同時入選，便立即作詩並書寫以賀，由此可見當時以琳瑯山閣為中心之嘉義藝文界交遊的確相當熱絡。以詩文內容而言，除了優美文辭顯示出作者深厚文學基底，林玉書還評述八位畫家不同的創作傾向及藝術成就，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就書法書蹟的流暢雅緻，也頗令觀者賞心悅目。

陳澄波藏有一件林玉山1926年作《竹林與水牛》，描繪湖邊的牧牛場景。畫幅的右側雖然已有部分損壞，仍可見到一片枝葉繁茂的竹林，以及林子在湖面上的倒影。在這幅水墨畫上，後補題一段話：「此畫乃五十三年前初以水墨寫生風景之試作，自覺無筆無墨，稚拙異常。難得重光君保存不廢，於今重見，感慨之餘，記數語以留念。時己未孟夏，玉山。」

林玉山和陳澄波的關係十分密切。林玉山就讀嘉義第一公學校（即今日嘉義「崇文國小」，也是畫家陳澄波的母校）期間，課餘就在家裡幫忙父親裱褙，後來裱畫店聘請的畫師辭職，對畫圖很有興趣的林玉山也曾代理畫師工作。當時，陳澄波回到嘉義第一公學校擔任訓導，常帶著學生包括林玉山到郊外寫生，更堅定了林氏學畫的決心。後來林玉山也在陳澄波的建議與鼓勵之下，朝著專業畫家的道路邁進，並遠赴東京習藝。留學期間，他還曾與陳澄波一同住在東京上野公園附近的宿舍。及至1929年林玉山回到嘉義，前往上海教書的陳澄波每年暑假返臺時，還會不斷帶回中國近現代名家的畫冊，讓林玉山等後輩能接觸到海外資訊。
 

陳澄波收藏的書畫作品中還有曹容（1895－1993）的條幅及橫幅《挽瀾室》。曹容，本名天淡，字秋圃，台北市大稻埕人。18歲即設塾為師，往來於台北、桃園兩地。35歲曾組「澹廬書會」，研究、教授書法，參加日、台兩地書展，屢獲大獎。41歲獲日本美術協會展無鑑查推薦參展，隔年（42歲）任日本文人畫協會委員，活躍於台灣、日本、廈門等地，亦多參與文藝活動。曹容是參加1934年成立的「台灣文藝聯盟」時接觸到陳澄波，在其所寫〈挽瀾室〉有款云：「澄波先生為吾台西畫名家，曾執教於滬上。嘗慨藝術不振。於余有同感。故題此以名其室冀挽狂瀾于萬一耳。」可見陳澄波在當時的藝壇受到相當尊重，並有崇高地位。

東瀛求學
1924年陳澄波赴日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東京美術學校是一所充滿理想的美術學校，於1887年由岡倉天心所成立。岡倉天心是20世紀初推動日本美術復興、保存與教育推廣的重要推手，在所著之書《東洋的理想》中，說明了他個人對亞洲美術的看法，是以整個東亞美術發展為其視野，讓中國傳統美術在日本再次受到重視。在19、20世紀交接之時，吸引諸多日本收藏家到中國收購文物。

陳澄波家中藏有一件題「拓開國運，蘇息民生」、款「政友同志會創立紀念，犬養毅」的扇子。作者犬養毅（1855－1932）為中日書畫交流中一要角。當時，隨著日本憲政運動的展開，愛好中國書畫而且是犬養毅支持者的博文堂第一代主人原田庄左衛門，在犬養毅引介下成為中國書畫進口商。1911年滿清滅亡後，羅振玉帶著女婿王國維和家族成員，連同自己擁有的多件文物寓居京都。此時大量的中國書畫作品流入日本求售，其流通的窗口便是位於大阪的出版社博文堂。

陳澄波遺物當中，還有幾件繪於畫仙板上的短幀作品，一是《竹犬圖》，畫面清新，保有日本南畫的氣息，惜款識未能清楚辨出作者。還有朝鮮畫家李松坡的兩件水墨畫，一件《歲寒三友圖》，另一件《山水》，前者有款：「丁卯冬於東都客中，玉川山人李松坡寫意。」丁卯年即1927年，當時陳澄波在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畢業後，入同校研究科繼續學業。

另外，在家中還藏有不少日人所畫的水彩、油畫作品，這些作品與陳澄波在東京美術學校的學習背景息息相關。由於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擔任台展與府展的評審次數頻繁，無形中，東京美術學校的藝術品味，也影響著台灣西洋藝壇。

上海交流
陳澄波的上海時期，即1929至1933年，是其「畫家生涯歷程最大的轉折點」，一方面是他以留日身分至上海任教開啟他正式藝術生涯，再者也是他可以直接接觸中國藝術，不是轉引自日本的中國美術概念，透過研究這些與之交往的朋友作品，其價值不局限於個人範圍，而是近現代美術的重要記憶和縮影。

上海於1843年開埠，逐漸躍昇為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經濟發展造就了新富階級，各種文化思潮、藝術觀點在這裡彙聚、碰撞和交流。此外，近代學校美術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美術人才，也為美術社團的勃興提供了豐富資源。美術學校與美術社團的發展雖不完全同步，但在美術社團發展的鼎盛時期，學校美術教育發展也約莫到了高峰期，美術社團集中的區域，同時也是美術學校集中地區。

1929年3月，甫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陳澄波前往上海任教。前後在上海新華藝術大學專科學校（1926年設立，1930年改為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藝苑繪畫研究所及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等校擔任西洋畫的教學工作。在上海這幾年時光，他與曾經留學歐、日的中國藝術家交往密切，除了積極參加美展，並與決瀾社及其他上海現代藝術社團藝術家社員互動，希冀以新技法表現新時代的精神。

1929年8月，陳澄波被聘任為新華藝術大學西畫系教授。1928年冬，學校更名為「新華藝術大學」，學校行政由委員會制改為校長制。推俞寄凡為校長，張聿光為副校長，潘伯英為教務長，屠亮臣為總務主任。1929年秋，改校名為「新華藝術專科學校」。

「藝苑繪畫研究所」是近現代美術史出現於上海的重要西畫團體。1928年，上海的一批西畫家王濟遠、江小鶼、朱屺瞻、李秋君等人，組織一個非營利性的繪畫學術機構，取名「藝苑」。藝苑位於西門林蔭路，是江小鶼、王濟遠兩位畫家提供其合用的畫室做為該所的活動場所。1931年4月，陳澄波油畫〈人體〉參展藝苑第二屆展覽會，而與許多書畫名家有所往來。所藏字畫中有王濟遠（1893－1975）《陸游．夏日雜詠》書法。王濟遠與陳澄波的相識時間，雖尚未明確，但兩人確實保持良好關係。

在陳澄波的所藏書畫中，有張聿光、潘天壽、俞劍華、諸聞韻、江小鶼、王賢等人贈送的書法與水墨畫作。還有一件由張大千、張善孖、俞劍華、楊清磐、王濟遠等五人合筆創作的彩墨作品。在上海任教時期，結交了多位當時畫壇名家，彼此之間諸多活動，雖然西畫與水墨在使用材料上有所不同，但是若干觀念與領悟卻是可以互通、比較與借鏡。同時，上海多元開放的環境讓他也有機會接觸到歷史上的名家之作，這段經歷顯然讓陳澄波在審視油畫創作、評析畫作技巧時，找到可以援引的對象，更加擴展陳澄波畫作的可讀性。

線條美感是書畫藝術重要的元素，而線條的錘鍊，諸多來自書法的練習與體認。雖然陳澄波以油畫受到世人矚目，但在他的學習歷程中，書法一直與之為伴，更寄望他的小孩能在書法上用功，體現他對書法的重視。

作為一位傑出的藝術家，陳澄波未曾離群索居，而能結交多位畫友，彼此之間交流互動，透過信件、書畫作品的相贈，更加緊密了彼此的情誼，讓藝術創作這條路可以相互砥礪與扶持。在這些收藏中，不只保存了許多藝術家的作品，也看到了藝術家所形成的交遊網絡，藉此可以回顧當時的藝術社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