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華夏文明　大英博物館中國展廳整修18月重現風華（下）

若從中國中心觀來看，短暫的隋代（581～618）統一亂世、完成大業，而長久的大唐帝國（618～907）則鞏固擴展國家版圖和社會機制，再次創造能與秦漢相比的輝煌盛世。此時的長安城，不但作為唐代的富裕首都，更是國際化的世界都市。來自西域和東亞的商賈、使臣、傳教士與留學生等，無不聚集在此體驗精湛的中華文明。他們透過學習詩歌創作、研究雕版印刷或購買陶瓷器物的方式，把中土的藝術成就和技術發展散播至鄰國。而唐人本身也對異地文物風采展開熱烈追求，誠如展品中的一組唐代〈三彩壺罐〉所示（圖12）。雖然這些作品的原料與技術原為中國所有，但其外觀形制與裝飾花樣，卻源自古代伊朗的玻璃與金工製品，顯示本土居民對於外國珍品的喜好與崇尚。

以典藏器物知名於世的大英博物館，本次為了突顯其豐富的平面作品藏品，特地開闢專區，以長期陳設相關作品；內容包括敦煌繪畫、傳統卷軸冊頁與明清版畫。在敦煌發掘的繪畫方面，該館的斯坦因舊藏舉世聞名，作品數量眾多且品質出色，可代表中世紀莫高窟宗教藝術的極致成就（圖13）。至於歷代卷軸畫部分，本期展出的宋代馬和之〈詩經陳風圖〉、元代謝楚芳〈乾坤生意圖〉與明代項聖謨〈秋林讀書圖〉等佳作，則引導觀眾領略中國畫的構圖方式與筆墨手法。此外，針對東西方繪畫的視點表現差異，館方也設立數位解說螢幕，以活潑的動畫影片來解釋箇中巧妙。最後在版畫藏品中，本回展出的清代蘇州丁氏版畫，其用色鮮豔明亮，線條精緻細膩，相當受到觀眾的讚許。

延續到展廳的另一側，館方是以「書寫漢字」為主題而展開敘述。作為古代東亞地區共同的書寫文字，漢字對於中、日、韓等國的文化影響力無遠弗屆。讀書人不僅藉此抒發己意著書立言，更能突破方言障礙與地域界限，讓彼此聯繫相互溝通。譬如展品《鐘鼎字源》（圖14），乃是由清代學者汪立名（1679年生）編輯，完成於康熙年間。雖然當中涉及古文字學的描述仍有待詳細考證，但人們依舊可藉此學習古代石鼓文、鐘鼎文和篆書不同的字體造型。另外，關於書寫工具，策展團隊也精心展示數組精良文物，來向觀眾詳細解釋文房四寶筆、墨、紙、硯等的性質與功能。

下一個展區主軸則是重回編年史脈絡，聚焦宋代及其鄰邦（如遼、金與西夏）的文化互動與藝術演變。從10～13世紀之間，中國在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上皆屬活躍階段。例如指南針、活字印刷和火藥的出現運用，以及瓷器的製作生產，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且因人口發達與城市擴展，亦造成商業都市化與專業分工的新興社會關係。尤其宋代強調以文治國的理念和政策，使得讀書人備受重用，一改前朝對貴族與武將的重視程度。這股追求文風士氣的雅緻美學，也可在宋瓷作品中清晰見到，例如著名的五大名窯──汝、定、鈞、哥、官等窯口（圖15）。若與往昔相較，此時的製瓷業更加多樣複雜，反映不同的品味需求以因應市場。

忽必烈（1215～1294）於公元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代，成為首任皇帝。之後蒙元帝國憑藉其強悍的騎兵隊伍而征服歐亞大陸，這些相連的汗國為跨越洲際的行旅和貿易，提供前所未有的便捷契機。而在中國物質文明史上，一個重要的新趨勢也隨之發生，此即是以江西景德鎮瓷窯為中心的製瓷業發展。1278年，蒙元宮廷在景德鎮設立專門燒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為當地的製瓷環境奠定基礎設施。不像日後明清時期官府燒造那般的嚴謹要求與強調標準式樣，這時候陶瓷紋飾的設計自由度高，較多變化與隨興運用（圖16）。業內技藝超群的陶匠畫工，根據市場風向而製作出不同的生動紋樣，包括裝飾性強烈的花卉、植物、祥瑞、飛禽與水族等。

2014年大英博物館曾對明初文化廣泛研究，其所精心舉辦的「明：盛世皇朝50年（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展覽，引起學界與大眾的熱烈討論。因此這次在展廳規劃中，館方遂針對明初的宮廷藝術與商業發展設立專區，藉以突顯策展團隊深耕學術的成果。展品宣德朝〈掐絲琺瑯雲龍紋蓋罐〉（圖17），就頗能彰顯當時政經社會繁華的氣象。明初帝王經常下令訂製此類富麗堂皇的五彩器物，以便用來裝飾宮殿廳堂。此罐外觀出現翱翔於多彩祥雲中的五爪金龍，具體強調至高的皇權威勢；其上還有「御用監」題識，表明此作乃專為皇室製作與使用者，呈現明初掐絲琺瑯製作的高水準。

另一個經常引起西方觀眾興趣的中國史區段，則是晚明時期（1487～1644）。若要談及此時的主要藝術活動，便必須著眼於城市文化之上。特別是作為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因盛產絲綢而經濟富裕；其中如蘇州、杭州和南京等地皆發展蓬勃。此種高度消費社會的形成，不僅提供當地工藝創作之充分條件，也提高民眾對於生活品質的進階要求。坊間許多書冊，如高濂《遵生八牋》、文震亨《長物誌》或李漁《閒情偶寄》等，都強調經營閒適清賞、品味生活的重要性。無論是山川逸遊、衣飾舟車、居家造景、琴樂書畫或鑑賞文物，無不寄託時人的審美情趣和品格意志。展品〈黑漆嵌螺鈿人物八角盤〉（圖18），其整器精工細膩，流光溢彩、斑斕閃爍，顯示使用者對於雅緻美感的追求與嚮往。

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因人口迅速擴增、經濟成長卓越，締造了滿清帝國的高峰盛世。在本展區中，展示主題是以盛清時期紫禁城內的飾品收藏為主，尤重宗教和世俗文物。為了強調清宮的收藏系統與陳設布置，策展團隊特地重現「多寶格」的陳列方式（圖19），來展示藏品的多元化和趣味性。透過大小不同空間的組合效果，讓物件之間彼此產生關聯，相互搭配映襯。這種把實用與怡情結合兼顧的展示模式，體現出清室帝王獨特的收藏理念。此外在文物製作方面，透過不斷的實驗與創新、品味分化以至集大成而建立新傳統，清宮院體作品展現了高超技術能力與鮮明風格特色。其不但跟地方創作有所互動，亦與歐洲藝術彼此交流。

從1644至1830年間，中國一直被西方視為是理想國度。出產自遠東的各類珍玩，不但是當時奢侈品的代名詞，歐洲社會更是對於「中國風（chinoiserie）」的工藝作品評價甚高。另一方面，中國皇室與民眾也開始對「歐洲風（euroiserie）」的新奇事物產生興趣，其涉及範圍包括繪畫、建築、數理、醫學與科技。在這場東西藝文互動的全球舞台上，雙方的商賈、使臣和傳教士等人，無不扮演著關鍵的仲介角色。透過文物的流轉傳遞，而讓彼此的視覺藝術與物質文化更顯豐富。例如展場內的一尊〈猶太女子瓷像〉（圖20），即透露出中國工匠其實是模仿歐洲版畫人物，完成作品之後再外銷至國外。然而，爆發在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卻讓西方一舉掀開對中國的想像面紗，而重回現實世界。

清代消亡（1911）之後，也正式宣告中華帝制結束，但館方的中國故事並未停止。近代上海的崛起歷程，可作為中國進入現代化的範例與縮影。在摩登電影、攝影刊物、流行服飾與書籍裝幀上，都可見識到西方現代藝術與設計思潮的深刻痕跡。而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藝文政策乃是主張力圖破除舊習和菁英權威，並要求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另外，中國的當代藝術先鋒運動，則從1980年代逐漸拓展，華人藝術家開始積極進入世界視域中。本期展出的作品如徐冰（1955年生）「天書」、展望（1960年生）〈假山石〉、楊泳梁（1980年生）〈蜃市山水〉等，都是挪用傳統藝術形式或主題內容，進而反思身分認同與文化歸屬的作品。

這次同時伴隨重整展廳登場的，還有館方出版的導論圖錄《中國：以物觀史（China：A History in Objects）》（圖21）。本書是由該館中國部主任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撰寫，精要介紹大英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收藏。內容以編年方式分為六章，包括早期中國、帝國崛起、君王、文士與商人、蒙元和朱明、滿清與現代中國。有別於一般的單一宏論，作者以聚焦館藏作品為基點，從而聯繫其社會背景中的人、事、時、地等條件因素，試圖詮釋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與藝術面向。尤其書中收錄彩圖超過600餘幅，當中不少作品都是首次發布。數百年以來，大英博物館對中國文物的積極徵集與費心收藏，已達百科全書式的規模體系。今日呈現於大眾面前的全新展廳與圖錄，則又為其開啟了另一精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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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的政經倡議漫天價響，收藏不少絲路文物精品的大英博物館，也特別成立展示專區，著重於公元100年至1000年間的西域藝術文物。透過繁忙的絲路網絡往來交通，中亞與西亞地區的多元異族文化，得以進入中國與遠東地區。當中尤以馬匹和絲綢貿易最盛，其他物品諸如香料、玻璃和金銀器亦為大宗。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佛教，祆教與摩尼教也隨著絲路而沿途散播。這些來自外地異鄉的物件、知識和觀念，都對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與風俗習慣產生衝擊。館方在此所展示呈現的一組木製建築梁柱（圖11），原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的新疆考古探險所得。其外觀形式與表面裝飾的設計，都與漢式風格有所差異，透露出中亞犍陀羅、薩珊和地中海文化的造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