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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的戰爭啟示錄:西班牙內戰

達利的戰爭啟示錄:西班牙內戰

達利於1929年正式加入超現實主義團體,而於1941年被逐出,在這段超現實主義的時期,達利的主要題材為:性慾、腐敗、死亡。死亡與戰爭有關,而與他切身相關的莫過於1936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
《秋天的骨肉相殘》
西班牙內戰全面爆發後,引發達利在1936年創作了《秋天的骨肉相殘》(Autumnal Cannibalism),在加泰隆尼亞的海邊,擺著一個有抽屜的檯子,上面有兩位只有上半身的人,互相挖食對方的肉體,一位用刀子來割取對方的肌肉,另一位則用勺子來挖取對方的肌肉,並且文明地用叉子送進嘴裡。
兩個人的形體交錯,而頭部則連在一起,宛如連體嬰一般,強化了原本是一家人的意涵;臉部的細節沒有顯現,只有左邊的那個人約略有嘴巴的形狀,嘴唇被割了下來,靠著皮垂掛在臉上;嘴角有一些螞蟻爬著,達利慣用「螞蟻」做為腐敗和死亡的象徵。
達利經常藉用威廉.泰爾的故事來表現父子的愛恨關係,並藉以表現他與父親的緊張關係。他在8歲時曾經繪製一幀自畫像,頭上頂著一塊生鮮羊肉,達利自述「他是用以引誘父親去吃羊肉,而不是吃他。」
然而,在《秋天的骨肉相殘》中,同樣的象徵符號所表達的不再是單純的父子愛恨關係,而是骨肉相殘、兄弟鬩牆的荒謬。肉塊上放著一顆蘋果,暗喻骨肉相殘;檯子上另有一個削了皮的蘋果,則喻指被摧殘的兒子。除了頭頂的鮮肉塊之外,另有一塊用釘子釘在半開抽屜上面的乾肉塊,此外,還散落了一些像似內臟的東西,顯然暗指內戰的血肉橫飛。
對於達利的《秋天的骨肉相殘》,在2001年的《泰特雜誌》(Tate Magazine),傑森.羅森陶爾(Jason Rosenthal)提出非常有說服力的發現。他認為達利的這幅畫係源自於西班牙藝術家帕勃羅.嘎嘎友(Pablo Gargallo)作於1933年的青銅雕塑《天王星》(Urano),馬的身體被達利巧妙地改變成兩個人的身體,頂部的天體也被改成蘋果。
達利《秋天的骨肉相殘》,1936,油彩、畫布,65.1×65.1cm,英國倫敦泰特藝廊。
帕勃羅.嘎嘎友《天王星》,1933,青銅,79.5×110×31.5cm,西班牙馬德里索菲雅王后國家中央美術館。
《西班牙》
在作於1938年的《西班牙》(Espana)中,達利採用所謂的「雙重影像」風格,巧妙地利用背景一些格鬥的步兵或騎兵來烘托一個女人的形象,女士的右手臂輕輕地憑靠在一個有抽屜的直立櫃子上,這位女士象徵西班牙的母親,她的子民正在變成荒蕪的大地上相互廝殺,所呈現的愁容和無力的姿態流露著無奈與痛心。從半開的抽屜垂下一塊紅布則是象徵內戰所導致的血流,如同是打開潘朵拉盒子之後所導致的毀滅。在女士的腰身旁邊有一隻趴在地上的獅子,或許是象徵戰爭的殘暴獸行。
在達利的回憶錄《秘密生活》(Secret Life),他曾如此敘述他對西班牙內戰的感想,正是這幅《西班牙》的最佳寫照:
在整個蒙難的西班牙裡五味雜陳:有焚香的香氣、有神父身軀被燃燒的焦味、有肉體被神靈充塞時的氣息,還夾雜著暴民彼此以及與死神交媾時所散發的強烈汗臭。
於1939年2月,達利在他巴黎的寓所舉辦個展,其中包括這幅《西班牙》。根據達利的回憶,畢卡索是第一個來參觀,也是最後一個離開,特別指定要觀看這幅《西班牙》。畢卡索與達利是加泰隆尼亞的同鄉,雖然他們對內戰各有政治立場,但他們對故鄉的關切則是一樣心情。
達利《西班牙》,1938 ,油彩、畫布 ,91.8×60.2cm,荷蘭鹿特丹波伊曼斯.梵.柏林根美術館。
在西班牙內戰時期,達利與妻子嘎拉赴歐洲各地旅遊,並且在羅馬和佛羅倫斯住了一陣子,因此深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大師作品的啟迪。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幅《西班牙》受益於達文奇(Leonardo da Vinci)未完成的《賢士朝覲》(Adoration of the Magi),的確,在這幅畫作中,中央的聖母看起來像是只用線條勾勒的半透明狀,聖母以側轉的頭往下注視著聖子,整幅畫採用土黃的底色,這些都可能啟迪了達利以半透明方式來表現西班牙母親的構思。
達文奇之《賢士朝覲》的聖母是坐著,而達利的西班牙母親則以站姿呈現,整個立姿,包括稍微側轉並低垂的頭、肩膀與手臂、乃至雙腿的姿態,筆者則認為更直接的來源應該是達文奇的《蕾妲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現有賽撒瑞.達.賽斯托(Cesare da Sesto)的摹本存世。
達文奇《賢士朝覲》(局部),1480-82,油彩、卵彩、木板,義大利佛羅倫斯烏菲吉藝廊。
達文奇《蕾妲與天鵝》,賽撒瑞.達.賽斯托摹本 ,1505-1510,油彩、木板 73.7×69.5cm,英國索爾茲伯里威爾頓莊園。
《燃燒的長頸鹿》
達利於1936-37年間繪製《燃燒的長頸鹿》(The Burning Giraffe),描繪站立在荒蕪土地上的兩個女人。位於前面的女人宛如頂天立地,充塞於天地之間,頭部的肌肉像似被剝除,看不見五官容顏,並且有一條鮮紅的肉垂繞在脖子上,隱約中可看見她的嘴巴是張大著,彷彿正在尖叫,但因為沒有了嘴巴,似乎更強化無法發出聲音的痛苦尖叫。
女人的雙手往前方伸出,前臂和手掌的肌肉像似被剝除一般,鮮血淋淋,左手掌還依稀露出骨頭。看似黯黑的衣袍並沒有領口,而是從頸部整個往下,因此所謂的整件衣袍像似被剝下且已經發黑的皮肉垂落到地面;這個像似體無完膚的女人則只殘留一雙尚屬完整的腳掌。女人的胸前有一個拉開的大抽屜,左腿有7個半拉開的抽屜。在腰部上方有一隻金屬的叉狀物支撐著往後仰的上半身,在身軀的後胸、臀部以及腿部各延伸一根細長的物體,並且由叉狀物支撐著。
遠處的另一個女人則全身漆黑,沒有頭髮,頭上有一撮像是鹿角的枝狀物,身上的肌肉一條條的剝落,像似融化般垂落到地上。女人的右手高舉著一條紅色的物件,應該是鮮血淋淋的肉條。
可以從兩個面向來闡釋這幅《燃燒的長頸鹿》。以影響達利深遠的佛洛伊德學說而論,女人的身體有許多半開的抽屜,象徵在人的潛意識裡有許多遮掩的秘密,可以經由心理分析來揭露。而兩個女人的身軀後面都有許多細長的物體,則代表男人的陽具,象徵父親權威,表示在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社會中,女人的價值是由男人來支撐;然而,這些顯得疲軟的陽具需要倚靠叉狀物來支撐,表示由父權所架構的社會其實是軟弱或有缺陷的。
達利《燃燒的長頸鹿》,1936-37,油彩、木板 35×27 cm,瑞士巴塞爾美術館。
在畫面的左下端有一隻正在燃燒的長頸鹿,背上的熊熊烈焰揚起白煙。有一個人站在長頸鹿的前方,因為站得很遠,身軀顯得非常小。燃燒的長頸鹿曾經出現在他1930年所拍攝的默片《黃金時代》(L’Age d’Or)中,達利曾說那是「天大地大的男性啟示錄怪物」。長頸鹿的形狀類似男人的陽具,因此被引申為性慾或父權的象徵,而背上的熊熊烈火或是表示高亢的性慾,或是表示將父權付諸一炬,而遠處顯得很小身軀的人則代表兒子,因出自戀母情結,挑釁並面對意欲摧毀的父權象徵。
另一個則是從表現西班牙內戰的角度來闡釋。位於前面的女人肌肉被剝得血肉模糊,後面的女人則高舉著鮮紅的肉條,都是象徵死亡,表示以人民為犧牲的戰利品,暗喻人類的自相吞噬和殘殺。
當達利繪製這幅《燃燒的長頸鹿》時,西班牙內戰已經爆發,開戰的兩邊政府各執持不同的政治理念,各有信奉的西班牙母親。畫中的兩位女人或許象徵兩方各自的西班牙母親,由於飽受戰火的摧殘,都已是面目全非和體無完膚;支撐著西班牙母親的父權社會也已開始分崩離析,岌岌可危,需要倚靠支撐來勉強維持著;而燃燒的長頸鹿則象徵傳統價值的社會成為戰火的燔祭犧牲。
由於達利在內戰時所持的政治立場與多數超現實主義成員不同,尤其是團體的領袖翁退.柏黑棟(André Breton),成為達利被逐出團體的主因。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於1934年試圖獨立,進行全面性的罷工和武裝暴動;因此達利與妻子嘎拉到巴黎避難,並於元月30日在巴黎公證結婚。他唯一的妹妹安娜.瑪利亞.達利(Anna Maria Dalí)被擁護共和政府的共產黨軍監禁並遭受刑求,她懷疑是嘎拉檢舉,因而終生怨恨嫂嫂。
詩人斐迭里科.嘎希雅.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是達利在美術學校的好友,也曾經是他的愛人同志,因為支持左翼的聯合陣線(Popular Front),在內戰爆發一個月後的1936年8月,羅卡被國家主義政府逮捕並立即槍決。當達利在1948年返回里嘎港(Port Lligat)時,他的屋子也已於戰火中燒毀。
《有煮熟豆子的軟結構:內戰的徵兆》
就在內戰爆發前的6個月,達利完成了《有煮熟豆子的軟結構:內戰的徵兆》(Soft Construction with Boiled Beans: Premonition of Civil War),他聲稱對內戰的爆發早有預感;然而,其實早在1934年的一些習作顯示他已著手構思這件畫作,很有可能是在內戰爆發後才更改畫作名稱。無論如何,西班牙從1934年已經開始出現武裝衝突,這幅畫的確反映了西班牙內戰的徵兆。
達利《有煮熟豆子的軟結構:內戰的徵兆》,1936.,油彩、畫布,110×84cm,美國費城美術館。
在加泰隆尼亞的藍天白雲之下,從一個宛如潘朵拉的木箱子出現了一個龐然怪物,錯置的軀體幾乎只剩下四肢,以荒謬的方式來撕裂自己。臉上顯現的表情非常怪異,看似痛苦,又像是喜悅;嘴角似乎沾染了鮮血,暗喻吞噬的行為;脖子的肌腱特別分明,像似被剝了皮一般;兩隻手掌已經開始變黑腐爛,而腳掌已經變成白骨。
右下角突出的形體是臀部,被一個扭曲的形體支撐著,這個宛如樹根結瘤的形體其實是腳跟和腳掌,四個腳趾彷彿正在變成骨頭,而拉長的腳拇指則變得如同胳膊一般粗,前端也開始腐壞;擱在地上開始腐壞的手掌原是握著快要腐壞的大拇指,但開始鬆手。在右下方突出的臀部上面擺放一塊鮮肉,更強化撕扯人肉的意象。擱在地上的手掌後面有一位低著頭的男人,一方面是襯托怪物的龐碩,另一方面則表達人類在面對龐然怪物時的無能為力。
對於他之所以畫了許多煮熟的豆子,達利曾經解釋道:「如果沒有一些令人懷念的澱粉質食物,就吞不下那些潛意識的肉。」在戰亂的年代,西班牙的窮人以簡單的豆子為主食裹腹,達利的這句話或許可以詮釋為:在內戰的苦難時代,民眾還是須設法生存過日,才能度過血肉橫飛的淒慘。無獨有偶,曹植的《兄弟詩》曾以煮豆來形容同室操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達利的這幅畫所呈現的毋寧是人性的黑暗面,血腥殘暴又荒謬矛盾。
 
西班牙的哥雅(Goya)繪製一系列的版畫,尤其在晚年繪製的所謂「黑畫」,深刻地揭露人性的黑暗面;以「黑畫」系列中的《薩騰吞噬自己的兒子》(Saturno devorando a su hijo)為例,充分表露骨肉相殘的荒謬殘忍,筆者認為,這幅畫應該是啟發達利創作的源頭。哥雅使薩騰的瘠弱大腿呈現90度直角的曲折,這種表現也反映在達利畫作中的細長大腿。
哥雅《薩騰吞噬自己的兒子》,約1819-1823,油彩壁畫轉到畫布,143×81 cm,西班牙馬德里美術館。
此外,哥雅的《戰爭的暴行系列》(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也啟發達利表現殘暴戰爭的靈感,特別是第39圖的《英勇事蹟!屍體!》(Grande hazaña! Con muertos!),慘遭肢解的戰俘身首分離,分別懸掛在樹枝上,應該也激發了達利將人簡化成肢體的意象。
哥雅《英勇事蹟!屍體!》,《戰爭的暴行系列》第39圖 ,1810-1815,蝕刻、直刻版畫,15.6×20.8cm,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
除了哥雅之外,筆者又認為,達利畫中怪物頭的姿勢和神情也有可能受益於希臘化時期的《雷阿克萬群像》(Laocoön)。無論創作來源為何,達利將這些來源內化,形成一個統整的意象,並用他卓越的描繪能力以超現實主義風格來譴責戰爭的暴行和荒謬。
王德育( 2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