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與危機：走進四十，跳出框架的林茲電子藝術節

許是東、西方文化在思維方法上的不同，也可能是前現代與現代思維上的基本差異性，讓步入「四十年（歲）」有了十分不同的詮釋。儒家說：「四十而不惑」，然而西方心理學卻看見「中年危機」（Midlife crisis）。在儒家的觀點中，「四十」象徵了某種生命與發展的通透與理解，然而同樣的「四十」在精神分析學的分析中，則成為了懷疑自我，而為了追求自我肯定因此產生奇異行為的危機年歲。兩者完美的構成了對立的視角。

「四十年」足以構成一段回顧與省思的發展歷史，「明瞭」或「惶惑」或許都真實地佔據了心緒與思想的某些角落。於是從「不惑」與「危機」的對立性視角望向「四十」，會多幾分跳出既定框架的思維侷限與舒適圈的視野與思考。或許是在這複雜思緒的狀態中，2019年的奧地利林茲（Linz）電子藝術節，才會以「跳脫框架：數位革命的中年危機」（Out of the Box: The middle life crisis of digital revolution）為主題，以童稚畫風的海報設計為宣傳形象，架構起本屆電子藝術節的整體意象。「四十年」科技、藝術與社會產生了不少轉變的現象，卻也存在許多不變的價值。

四十歲，一方面已是回顧往昔的芳華，另一方面亦是照看新世代的年歲。通過對展覽及相關活動的觀察以及藝術總監的談話，對於林茲電子藝術節（Ars Electronica）似乎又多了幾分明白。

四十年不變的訊號和依舊的創新
林茲電子藝術節藝術總監葛福瑞．斯塔克爾（Gerfried Stocker）於訪談中提及：「跳脫框架，對我們所有人而言意味著：離開我們的舒適圈。為了人文得以維持其面對迫切議題的行動能力，諸如人工智慧、基因鏈接與生物工程乃至於地球的生態破壞等，我們必須闖入我們人類所創造的數位系統中那未知的領域，藉由藝術回望我們擁有的花園牆圍，藉以確認還有什麼是可能超越的。無論如何，不管我們更偏好閱讀什麼，我們都必須『跳脫框架』。翻開覆蓋（封面），跨出我們的舒適圈，我們的泡泡（夢幻），我們的無視（無知），遠離我們認為可以，免除塑造未來時所應負的責任，這錯誤的信念。」

1979年，第一台真正的個人電腦Apple2剛剛問世兩年，Microsoft還有一年才會開發出MS-DOS，距離冷戰結束還有十年，生活在奧地利距離共產國家邊界不遠處的工業城鎮林茲的一位電視導演、一位藝術家以及一個科學家兼科幻小說家，在絕大多數世人，從未聽過電子藝術（electronic art）亦或數位革命（digital revolution）等名詞與觀念時，已將目光放在打造一個關於藝術、科技與社會的藝術慶典。他們給了這個慶典一個拉丁文的名字「Ars Electronica」。於是「Ars Electronica」悄然地誕生在林茲這個工業小鎮，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慶典將成為全球知名的科技藝術象徵。回望蘋果、微軟乃至於林茲電子藝術節，或許可以說，在電子世紀的初期所有的傳奇，一開始都僅僅是天真與單純的夢與想像而已。而持續地尋找並鼓勵單純的夢想與天真，或許正是林茲電子藝術節四十年來始終重要的原因與基礎。

根據數位科技的摩爾定律看「四十年」，這個對於文化歷史相對短小的時間區段，卻代表著超過了二十代以上的數位技術與數位產品演化，而這同時也代表了人類已歷經好幾個的數位世代的科技文化演變，而數位亦不再僅是科技文化（technology culture），更成為了一種文化科技（cultural technology），例如電腦也從專業大型組織的大型設備，轉變成為人人手上一台的智慧型手機，這小小的當代生活必需品，超越了40年前大型電腦所未曾企及的效能，更有甚者，其技術演化持續朝著貼近人類的生活性以及身體性發展，而非生活與身體屈就於科技的規範。

若從電子藝術節其40年的歷史中窺看科技的演變，或許可以說當年「林茲電子藝術節」締造時便以尋求「藝術」、「科技」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連結、一致，成因與效應等交互性關係，作為其探討科技人文與人文科技的基礎，或多或少的在科技演進的思潮裡產生一定程度上的蝴蝶效應。而其中最值得強調的或許是，在其40年的歷史中始終環繞其中的乃是創新（innovative）、激進（radical）且偏異（eccentric）的概念與想法。也因此，電子藝術節一再地啟發了新一代的人，與此同時，由於藝術節得以將任何未來性的視野，放進其獨特且深具創意的回饋迴路中。因此使其自身構成了一個持續自我再發明的完整有機體。

在訪談中，藝術總監葛福瑞．斯塔克爾提及這40年來，儘管科技的面貌日新月異，而各類型科技藝術也愈形多元化，而「數位」作為一種科技，其對於藝術創作起到了「典範轉移」的作用。有別於過往畫筆、雕刀的單一功能性，「數位」工具卻得以發展出許許多多的不同功能。演算法與數值構成了全新的創作界面與工具，而藝術家的想像力也因此不在侷限於特定工具和技術的限制。也因此，當我們開始數位化資訊的時候，就好像我們改變了灌溉渠道的狀態一般，完全地翻轉了遊戲的規則，那是截然不同的資訊運用法則，因此事物的數位化，從一開始就已經是轉移了典範。

斯塔克爾在個人的論述裡提及：「作為一個關於藝術、科技以及社會的慶典，意味著使用藝術以及藝術家的感覺器官去觀察、分析，那些刻正發生的以及可能的未來轉變，並且得出一個關於它們在文化、社會向度及後果的結論。」正是在這樣的觀點下，斯塔克爾才因此提出了藝術乃是作為數位革命中，提供批判性思考者的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在不變的核心價值裡，林茲電子藝術節在藝術裡持續地探尋著人文、科技的可能。

科技的脈動與藝術的回應
一如斯塔克爾所言，林茲電子藝術節其藝術作品的視野在於，提供批判性思考的另類意見，也因此藝術必須能夠及時的回應科技與科學的議題。而若從其歷年的主題上看，便可以發現林茲電子藝術節其成功的要素中還包含著對於當前科學與科技熱門議題的掌握與認識。諸如2009年的「人類．自然」（Human Nature：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2011年的「起源：一切是如何開始的」（Origin：how it all begins）乃至於2017 「人工智慧，他者我」（A.I./ The other I）等等，都可以看出策展團隊對於當前科學與科技的重要議題的把握。例如，2009年的「人類．自然：自然的再發明」源自於2008年地質學家揚．薩拉希維奇（Jan Zalasiewicz）正式確認了，地球環境已經進入了所謂的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於2000年時由諾貝爾獎得主，荷蘭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所提出的地質年代概念。而2011年的「起源」則和當時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正式開啟尋找所謂粒子物理中暱稱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計畫有關。至於2017「人工智慧，他者我」則是回應了於2016年捲起千堆雪的AlphaGo。

無庸置疑的是，這些主題不僅是當時社會（主要以西方為主）上的熱門議題，更是科學及科技作為當代重要的文化瀰因（meme）的清楚例證。與此同時，這些主題也回應了林茲電子藝術節其一直以來的訴求，亦即「藝術 」、「科技 」與「社會」的連結性和一致性。而若從這樣的角度回望今年的主題「跳脫框架：數位革命的中年危機」（Out of the Box: The middle life crisis of digital revolution），那麼必須說此一主題包含著兩種意義，其一是數位科技想像的瓶頸與匱乏，或者說科技之終結（The end of technology），再則是對於各類科技議題的總回顧。也因此，我們可以從本屆龐大的展覽規模中看見，各式各樣的科技與創意結合的藝術作品及主題，從生物工程、人工智慧、人機介面乃至於材料科學等等，林林總總地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技體（technium）展示，值得注意的是也因為林茲電子藝術節其聚焦於科技的文化衝擊以及文化的科技取向，也因此關於特定地域的乃至於民族文化的特殊傾向，並非其所在意的焦點與議題，反而是刻意地強調出作品所投射出的普世性面向。

這也是為何斯塔克爾在訪談中，當提及關於台灣或亞洲科技藝術的特質時，其不僅強調要避免落入單維文化的思考（民族主義乃至於法西斯），並且更加強調普世性的重要。此外，從斯塔克爾的觀點上看林茲電子藝術節，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世代」間對於科技的觀念以及人與科技物件間的關係的轉變，以及這轉變對於藝術創作所帶來的變化。葛福瑞提及諸如Y2K等年輕世代創作者和過往創作者（例如他本人）最大的差異，在於和科技產物之間的關係。在新世代創作者身上，科技更像是諸如鉛筆、筆記本這般貼身又尋常的物件，也因此在操作和思考科技物件時，存在著更為親近的、遊戲的關係與態度，而早期由於數位科技的發展限制，因此藝術家和科技之間存在著某種探索神秘的崇敬感。這樣的身體及生活經驗差異，同時也投射了新世代對於未來科技想像的新可能與新方向。

從人類的限制中跳脫
在諸多林茲電子藝術節的活動中，位於地下碉堡中的展覽「人類的限制－人性侷限」（Human Limitations – Limited Humanity）或許是除了大獎入圍及得獎的展覽外，最大的邀請展覽區。通過邀請的各國藝術家，展覽「人類的限制－人性侷限」嘗試探討人文與環境以及科技興起的當代對於環境的社會道德責任的種種提問。而台灣被邀請的藝術家顧廣毅以及Y2K（胡悠揚與周巧其）皆是在此處展覽。

展覽中，可以看見諸如人工智慧與語言、數位技術的生物控制，乃至於物種的外星殖民或培育等等。其中莎薩．斯巴卡（Saša Spačal）的作品大地連結（Earthlink）預示了生命網絡的未來困境，而麥克．坎帝（Michael Candy）的作品《神秘生物》（Cryptid）則昭示了人工物種的未來，在這樣的作品中，我們看見了科技創造一方面突破了血肉的限制，另一方面卻也看見了科技毀壞了原生的環境。因為科技，人類構成了困境卻也突破了限制性。或許Y2K的作品提供了我們思考科技與生命之間的新可能，那存在於生物本質與科技技術之間的共存可能。一如葛福瑞所言：「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數位革命的危機時機，去重新探問我們對於未來的問題以及專注於不僅是科技的可能性，更著眼於我們希望可以利用科技做什麼。」數位革命四十年，我們尚且處在科技體時代的發芽處，而藝術或許正如作品《生物訊號．模控化》（Biosignal_Cybernation）那指引生長的光，引領著科技應有的人性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