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順博物館收藏的諸多陶俑中，有幾件唐代彩繪樂舞俑，她們表情專注、舞姿曼妙、所持樂器豐富（圖1）。她們從哪裡來的？何時來的？怎麼來的？演奏的形式是什麼？
彩繪樂舞俑及其年代
館藏彩繪樂舞俑共9件，從造形、服飾、彩繪、尺寸等方面進行研究得知其應出自於幾個不同墓葬，介紹如下：
唐代〈彩繪舞蹈俑〉
此件高32.2公分，呈立姿舞蹈狀（圖2）。頭梳雙螺髻，面頰圓潤，眉目清秀而含笑。身材纖細苗條，腰部前挺，頭部向左後傾斜，左臂自然下垂，衣袖後甩，右臂抬起，長袖飄飄。身著淡綠短襦、紅白相間條紋長裙，裙袖飄曳，舞姿婀娜。製作者抓住舞者瞬間曼妙的身姿，完美地塑造了舞者的動作與神態。
此件舞蹈俑所著條紋長裙是唐代初期仕女常見裙裝，在諸多墓室、佛窟壁畫上皆可見其身影。目前所見最早的條紋裙出現於遼寧北票馮素弗2號墓出土的北燕（409－436）時期人物圖壁畫，畫中侍女身著條紋裙。其他實例可見：敦煌莫高窟285窟北壁西魏大統五年（539）壁畫中身著條紋長裙的供養人、寧夏固原史射勿墓出土隋大業五年（609）身著紅條紋長裙的侍女圖壁畫、陝西李壽墓（631）彩繪壁畫樂舞圖中身著紅綠豎條紋裙奏樂的仕女，陝西昭陵陪葬墓壁畫亦出現大量條紋裙，如陝西昭陵李思摩墓（647）樂伎圖，陝西簡璧墓出土唐永徽二年（651）仕女圖等。可知，條紋裙出現不晚於北燕時期，經過隋代，至唐初盛行，唐中期以後則鮮有出現。而雙螺髻為初唐仕女常見髮式，在陝西昭陵陪葬墓的鄭仁泰墓（663）出土的樂舞俑亦可見此類髮型。
綜上所述，透過服裝、髮式推論館藏這件舞蹈俑應為初唐時期舞蹈俑。此外，這種一臂高高揚起，一臂下垂的舞姿常見於唐樂舞俑與壁畫中，此俑與河南洛陽徐村唐墓及河南北窯灣唐墓出土的舞蹈俑舞姿基本相同，她們跳的應該是同一種舞蹈，舒展上揚的右臂，低垂後甩的左臂及前挺的腰身幾無二致，唯館藏的這件更加精緻嫵媚，推測其應出自規格較高的墓葬。
伎樂俑Ⅰ
此類伎樂俑共四件。髮式為雙螺髻，髮髻有紅彩裝飾。面目清秀，面頰豐潤，柳眉細眼。其中兩件身著天青色短襦，紅色及綠色長裙；另兩件身著紅色短襦，天青色長裙。她們端坐於氈毯之上，長裙曳地，裙褶密集清晰。難得的是手中持有樂器保存完好，一人左臂夾鼓，右手擊拍（圖3）；一人左手持盤鞞，右手以木棒擊之（圖4）；一人左手持瓶，右手持棒（圖5）；一人左手持方形樂器，右手平放於膝（圖6）。
左：圖3 唐代〈彩繪伎樂俑〉，高14.7公分，底長11.2公分，底寬10.4公分，旅順博物館藏。（圖／旅順博物館）
右：圖4 唐代〈彩繪伎樂俑〉，高14.77公分，底長11.2公分，底寬10.4公分，旅順博物館藏。（圖／旅順博物館）
左：圖5 唐代〈彩繪伎樂俑〉，高14公分，底長11.2公分，底寬10.4公分，旅順博物館藏。（圖／旅順博物館）
右：圖6 唐代〈彩繪伎樂俑〉，高14.7公分，底長11.2公分，底寬10.4公分，旅順博物館藏。（圖／旅順博物館）
伎樂俑Ⅱ
此類伎樂俑一件（圖7），頭梳雙髻，簡化成丫形，天青色短襦，紅色曳地長裙，手持篳篥，篳篥粗大，上有八孔（一孔遮掩於手後）。
上述五件伎樂俑大小相若、形態相似、服裝色彩相類，唯一不同的是伎樂俑Ⅱ髮型與其他四件不同。唐鄭仁泰墓出土的樂舞俑中就有一件伎樂俑髮式與其他幾件的雙螺髻髮式不同，可見同一墓葬出土樂舞俑髮髻樣式也可能存在不相同的樣式。是故推測以上五件伎樂俑應出自同一墓葬。
伎樂俑Ⅲ
此類伎樂俑共三件，無論是髮式的雕琢、眉眼的刻畫還是服飾的線條皆較為精細。三件女伎樂俑均梳雙髻，身材修長，端坐於氈毯之上，服飾均以紅彩繪出，一人手中持琵琶（圖8），斜靠於肩，右手可見撥子；另兩人手中所持樂器殘缺（圖9、圖10），此三件伎樂俑應為同一墓葬出土。
左：圖8 唐代〈彩繪伎樂俑〉，高19公分，底長9.1公分，底寬9.1公分，旅順博物館藏。（圖／旅順博物館）
右：圖9 唐代〈彩繪伎樂俑〉，高18公分，底長9.1公分，底寬9.1公分，旅順博物館藏。（圖／旅順博物館）
伎樂俑Ⅳ
此類伎樂俑一件（圖11），頭梳高髻，面頰豐潤，紅唇，嘴角微翹含笑，端坐於氈毯之上，長裙以紅、綠、藍等彩描繪，雙手殘，手中樂器殘缺。
目前已知出土樂舞俑墓葬中有明確紀年者有：隋594年張盛墓、唐663年鄭仁泰墓、唐701年河南洛陽岑氏夫人墓，從坐姿、服飾、髮式等方面考察，館藏伎樂俑髮式與鄭仁泰墓出土樂舞俑相似，其年代應為初唐時期。
樂舞俑來源
旅順博物館是1917年日本殖民時期建立的博物館，藏品來源比較複雜。此批唐代彩繪樂舞俑的來源也不盡相同。
伎樂俑Ⅰ、Ⅱ、Ⅳ身後貼有小的紙簽，這種紙簽是1945年前日本殖民時期整理文物時所貼，具體來源情況已無可查考。而關於伎樂俑Ⅲ的來源，經查閱羅振玉《古明器圖錄》，發現這三件伎樂俑與《古明器圖錄》中著錄相同，這三件伎樂俑應源於羅振玉的收藏。
古明器是死者隨葬用器，被許多人認為不吉利，因此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早期相關紀錄僅宋代岳珂《古塚盤盂記博古圖》載一陶鼎。直到清末，學者羅振玉察覺到古明器對於歷史、喪葬習俗等研究的價值，從而加以收購與收藏。而唐代的三彩器，包括彩繪俑，也最早得獲羅振玉的重視。羅振玉在《古明器圖錄》序中載「光緒丁未冬，予在京師始得古俑二於廠肆」、「明年春，復挾諸明器來……此為古明器見於人間之始」。羅振玉1907年冬天於北京的古玩市場第一次購得兩件古陶俑，並告訴古玩商這種古明器可以大量收購，1908年古玩市場開始大量出現河南出土的古明器，而且最初古明器大多被外國人買走。自此，古明器才獲重視，羅氏後又陸續收藏陝西出土的古明器，「不逾歲乃盈吾几案間」，客人來訪都非常吃驚，「謂是入畢良史之死軒也」，可見其家裡收藏古明器之多。
伎樂俑Ⅲ三件就是羅振玉在1908至1911年間收藏而來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攜較精美的少半收藏品東渡日本，「少半者篋藏而東航，比至，人物皆斷頭折肢……」，由於長途跋涉，部分古明器受到損傷。1914年羅振玉回國後又陸續收藏到1911年河北磁州出土的六朝明器及山西所出古俑。幾經整理後於1916年編輯成《古明器圖錄》，書中共收錄八件伎樂俑（圖12），樣貌體態相近，為同一墓葬出土，手中分別持有笛、盤髀、甌、方形樂器、鈸、琵琶等。
羅振玉的收藏品為什麼會保存在旅順博物館？並且僅有三件呢？羅振玉於1928至1940年定居於旅順，其收藏品亦被攜帶至此，並保存在其所建的大雲書庫。1945年蘇軍駐進旅大，徵用羅振玉的住宅與書庫，他的收藏品散失於戶外，被進城的農民撿到。1950至60年代，旅順博物館陸續徵集到羅振玉的舊藏品，這幾件伎樂俑主要是1956年徵集自旅順鴉戶嘴村的農民，而其他幾件則不知所蹤。圖錄上著錄的三件樂舞俑手中所持樂器仍完整可見，而現存的兩件已殘缺，說明殘損是圖錄出版後保管不當或1945年被丟棄所致。
將館藏殘缺的伎樂俑與羅振玉《古明器圖錄》的伎樂俑進行比對，其中一件（見圖9）應是雙手持笛（圖12-1），另一件（見圖10）頭部與身體已分離，經仔細對比，頭部和身體應分屬兩件伎樂俑，殘存的身體與《古明器圖錄》中左手持盤鞞、右手持木棒的伎樂俑（圖12-2）高度相似，殘存的頭部與《古明器圖錄》中持甌（圖12-3）的伎樂俑吻合，是故可知館藏伎樂俑Ⅲ實際為四件。
（左至右：圖12-1、圖12-2、圖12-3、圖12-4）
（左至右：圖12-5、圖12-6、圖12-7、圖12-8）
出土地
伎樂俑Ⅲ可能出自於河南洛陽。1905至1908年清政府修築汴洛鐵路（隴海鐵路前身），當修築到洛陽段時，因工程動土毀壞了一批古墓，墓中文物批量出土，遭外籍鐵路職員收購並逕自偷運出境。之後，部分文物流入北京的古玩市場。據日本學者富田升考證，修築汴洛鐵路洛陽段的時間上限，大概是該工程的後半期，即1907年夏季前。這個時間與前述羅振玉「光緒丁未冬（1907），予在京師始得古俑二於廠肆」記載相吻合。另據「肆估言俑出中州古塚中蓋有年矣」推測，俑出土時間或為1906年後半到1907年初。「中州古塚」指的是河南古墓，即洛陽古墓。「予乃具告以墟墓間物無一不可資考古，並語以古俑外有他明器者為我畢致之」、「明年春復挾諸明器來，則俑以外伎樂田宅……之物悉備矣。」由於這些明器受到羅振玉的重視，1908年羅振玉又收到河南出土的諸多明器，其中就包含伎樂俑。
因此，源於羅振玉舊藏的三件（實為四件）彩繪伎樂俑Ⅲ，應是1906至1907年出土於河南洛陽者。從歷年墓葬中出土的伎樂俑來看，1976年河南洛陽北邙山徐村出土六件彩繪樂舞俑，其坐姿形態、伎樂俑雙螺髻髮式、服裝樣式與館內伎樂俑相類，舞蹈俑的身姿、臀部前挺的形態動作也與館藏的舞蹈俑相似，而河南北窯灣唐墓、河南孟津唐岑氏夫人墓亦都有彩繪樂舞俑出土。由此可見，河南初唐出土樂舞俑均為彩繪。陝西唐鄭仁泰墓出土的樂舞俑，其雙螺髻髮式雖與館藏相似，但陝西出土者表面施黃釉，非彩繪。此外，館藏伎樂俑Ⅰ、Ⅱ、Ⅳ，無論其造形、髮式、所持樂器、彩繪等均與伎樂俑Ⅲ有同工之妙，推測亦為河南出土。
館藏樂舞俑名稱考究
館藏樂舞俑是否是坐部伎呢？唐代宮廷樂舞包含坐部伎與立部伎兩大類別，有關坐部伎與立部伎起源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概括起來有隋代說、太宗說、高宗說、玄宗說等，相關的歷史文獻散失及記載不明確導致了眾說紛紜，難以有明確定論。然據《新唐書．禮樂志》載：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說明唐玄宗時坐部伎與立部伎制度正式完備。
隋代統一全國後，以樂種的來源地將民間音樂進行劃分形成了「九部樂」，即：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通典》卷164載，唐初「因隋舊制，奏九部樂，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唐初在隋九部樂基礎上增加了燕樂，改禮畢樂為高昌樂。至唐玄宗時，因為各樂種間的不斷融合，胡、漢樂舞已融為一體，按樂種的來源地來進行劃分已不再適宜，故根據表演方式和演奏精細程度不同，將宮廷的樂舞分為坐部伎與立部伎兩大類別。在隋的九部樂、唐初十部樂盛行時，表演的形式就出現了坐奏與立奏兩種樣式，即坐部伎與立部伎的雛形，如隋張盛墓出土的樂舞俑。另從唐李壽墓貞觀四年（631）石槨線刻圖及壁畫亦可以看出端倪，石槨東壁自上而下三排站著演奏的樂伎共12人，北壁亦自上而下坐著演奏的樂伎12人；北壁東部的壁畫繪一組樂舞圖，前排五位坐著的樂伎，並排坐在一塊氈毯上，後排有四位站著的樂伎（其中有歌者），前面有一位舞伎（已殘）。李壽墓的樂舞圖反映出此時樂伎演奏時或站或坐，同一組樂伎中亦同時存在坐奏、立奏，說明此時尚未明確出現坐部伎與立部伎，只是出現了坐部伎與立部伎的形成趨勢考古學者孫機認為：「坐部伎、立部伎與其總稱二部伎，是音樂史上的專門名稱，是從十部伎演變而來的。不能認為凡是坐著演奏的樂伎均為坐部伎，站著演奏的均為立部伎。」（註1）
初唐時期，在唐玄宗時正式確立坐部伎、立部伎前，「坐部伎、立部伎」的形式得以迅速發展，如陝西唐鄭仁泰墓（663）出土樂舞俑，五人跪坐奏樂，二人舞蹈。河南洛陽徐村唐墓出土七件彩繪樂舞俑，從樂舞俑的髮式等方面判斷年代為初唐。河南北窯灣M6是一座等級較高的唐墓，「根據形制和出土物特徵判斷，M6之時代應在七世紀末葉的武則天時期。」（註2）該墓出土七件彩繪女樂舞俑，其中一件舞蹈俑，樂伎俑六件，三件一組跽坐於一塊長方形托板上，與李壽墓壁畫所繪五位樂伎坐於一塊氈毯上類似。河南孟津岑氏夫人墓（701）出土十件樂舞俑，六件伎樂俑所持樂器已不見，但從姿態來看分別演奏琵琶、箏、排簫等。
實際上，在坐部伎與立部伎正式確立成為一項禮樂制度之前，應該有一個漫長的出現與發展過程。在隋、初唐盛行九部樂、十部樂時，坐部伎與立部伎的形式已經出現，經過唐初的發展，各族間音樂的不斷融合，唐玄宗時正式確立了坐部伎與立部伎。因此，館藏的樂舞俑為初唐時期，尚不能命之為坐部伎。
伎樂俑所持樂器
篳篥
因其聲音悲壯，又稱悲篥。以竹、木為管，管開九孔，口插蘆哨。篳篥原是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樂器，亦有謂天竺樂器，漢代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龍門石窟北朝時期浮雕、隋張盛墓及前述唐李壽墓石刻與彩繪壁畫、五代王建墓等均可見吹篳篥的伎樂，隋九部樂中的西涼樂、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高麗樂均有篳篥，是重要的樂器之一。
琵琶
南北朝時從天竺（今印度）傳入中國，唐代琵琶的發展達到高峰，上至宮廷樂隊，下至民間廣泛地彈奏琵琶，成為當時盛行的樂器。琵琶常見於北朝、唐代的壁畫和伎樂俑，有的樂隊甚至出現數人演奏琵琶，如隋張盛墓出土樂舞俑八人中有兩人手持琵琶，唐李壽墓石刻壁畫12名樂伎中有三位演奏琵琶。館藏這件手持琵琶的伎樂俑右手可見持有撥子，當以木撥子彈奏。唐杜佑《通典》載：「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太宗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隋張盛墓中伎樂俑奏五弦琵琶的形象，便是以木撥子彈奏。壁畫中常見以撥子彈奏琵琶，如北齊武平元年（570）山西太原王家峰村徐顯秀墓出土〈夫婦對坐圖〉，男女墓主右手端漆茶杯並坐於床榻之上，兩側有樂伎演奏，其中三人演奏琵琶，右手均握撥子。陝西昭陵陪葬墓咸亨三年（672）燕妃墓出土壁畫〈奏樂圖〉、河北宣化張匡正墓出土遼代大安九年（1093）壁畫、山西薑家溝村北宋墓出土〈伎樂圖〉、北京石景山區八角村皇統三年（1143）金墓出土壁畫〈散樂圖〉等等亦然。由此可見自南北朝至宋金時期彈奏琵琶時仍以撥子為主。但北齊范粹墓出土〈黃釉扁壺樂舞圖〉上五弦琵琶的彈奏方式，不見撥子，應以手彈；臺灣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北魏〈彩繪伎樂俑〉則以手彈奏琵琶，不見撥子，可知南北朝時期的五弦琵琶手彈與用撥子彈兼而有之。
日本正倉院保存著非常精美的唐代琵琶實物與完整的撥子─紅牙撥鏤尺（註3），撥子長20公分，紅色，象牙製，中間細，兩側漸寬，一側呈喇叭形，一側略短呈如意雲頭形，其上布滿紋飾。撥子在元代基本消失。元重慶市巫山縣廟宇鎮大廟元墓出土〈聽琴圖〉，繪兩人對坐，右側一女執曲頸琵琶彈奏，右手已無撥子。
館藏伎樂俑琵琶在肩頸處，屬於縮小版的琵琶。對於這種形制，音樂家王承植曾論：「曲項琵琶的梨形大腹及下斜抱演奏，為演奏者製造了許多實際困難，在實踐中樂工們把大腹改為了半梨形小腹，下斜抱改為橫抱，並根據樂曲和情緒的變化用上斜抱，從而適應了多種演奏的需要。」（註4）
盤鞞
隋代九部樂中的「禮畢樂」，有樂器七種：笛、笙、簫、箎、鈴、盤鞞、腰鼓等，盤鞞即是其一。那麼盤鞞是什麼樣的一種樂器呢？孫機於〈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樂舞圖散記（下）〉曾指出：「盤鞞指盤狀的鞞鼓，與〈樂舞圖〉中的單面鼓之形正合。在禮畢樂中它和腰鼓相鄰，在〈樂舞圖〉中的次序也是如此。」唐李壽墓石槨線刻樂舞圖中共有女伎樂12人，其中最下層腰鼓和持鈸伎樂之間的伎樂即右手持盤鞞，左手持木棒擊之。羅振玉《古明器圖錄》中也著錄一件持盤鞞的伎樂俑。早期的盤鞞見於四川宋家村東漢磚室墓出土站立說唱陶俑，其左手持鞞鼓，右手持棒。內蒙古博物院藏一件赤峰市徵集的元代童子樂舞石雕像，童子手中亦持有盤鞞。
鼓
鼓在隋九部樂中出現較多，種類也很豐富，常見於壁畫、石刻、陶塑等，但腋下夾鼓者較少見。我館還收藏一件唐代彩繪伎樂俑（圖13），呈站立姿勢，左腋下夾鼓。此類樣式早期可見四川天回山出土東漢說唱陶俑，亦作左臂夾鼓，右手持棒之姿。
方形樂器
目前不知為何種樂器，似乎是一種用手擊拍的鼓，這種樂器在唐李壽墓中北壁東部的樂舞圖壁畫也可看到。〈唐李壽墓發掘簡報〉指出：「院內的左下角繪樂舞一組。五名跽坐的女伎分別持豎箜篌、箏、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笙等樂器在演奏。樂伎前有一舞伎，因殘缺僅能看到舞裙的一角飛動。樂伎後立四名侍女，一捧杯，一持竹杖，一持弓，一拱手侍立。」（註5）從發表的壁畫照片看，以上描述似有誤，筆者認為立於後排的四位不是侍女，或仍為奏樂的女伎，一位手持方形樂器，一位持篳篥，其餘兩位頭部微昂，雙手或輕撫於胸，或微持起披帛，似乎在合著節拍歌唱。這種方形樂器與館藏的伎樂俑所持物相似，相同樂器還可見羅振玉《古明器圖錄》中著錄的一件伎樂俑（圖12-3）。
笛
隋九部樂中均有笛，為樂舞圖中常見的樂器。
瓶
在壁畫和繪畫中幾乎不見以瓶作為樂器者。瓷瓶胎質堅硬，擊之能發出清脆樂耳的聲音，因此不但可以作為盛水、盛酒之器，在唐代亦可作為樂器來使用，此可佐之。如瓷甌，在唐代常用於樂器，音色清脆，當時被稱作「甌樂」，常出現於民間茶樓、酒館及貴族的廳堂等，深受文人雅士青睞。羅振玉《古明器圖錄》亦收錄一件持瓷甌的伎樂俑（圖12-2）。
唐代由於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頻繁，在音樂舞蹈方面，既繼承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樂舞藝術傳統，又融匯了外來音樂、舞蹈的因素，形成中國古代樂舞史上的一個高峰。這組造形優美、神態各異的唐代彩繪樂舞俑，由於歲月的侵蝕，她們的色彩比其昔日似乎稍顯暗淡，卻絲毫不能減弱她們的藝術地位，她們不僅濃縮著大唐盛世的樂舞藝術精華，同時體現了唐代陶塑藝術的傑出成就。
註釋：
註1 孫機〈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樂舞圖〉散記下〉，《文物》1996年6期，頁56－68。
註2 趙清，趙新平，韓召會，王保仁〈鞏義市北窯灣漢晉唐五代墓葬〉，《考古學報》1996年3期，頁361－421。
註3 揚之水《終朝彩籃─古名物尋微》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9月，頁257。
註4 王承植〈外來文化交匯下的唐代琵琶音樂〉，《中國戲曲學院學報》2003年8期。
註5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唐李壽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9期，頁71－88+61+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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