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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轉吉金:中國青銅器上的牛

牛轉吉金:中國青銅器上的牛

牛很早就出現在東亞人群的生活中,但考古學家尚不能確定牠們被馴化的過程與時間點。目前比較大的共識是牛隻畜養始於距今4000多年前,這些馴養的牛隻是為人類提供食物或動力也還不明朗,但可以確定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降,牠們會被當成獻給祖先或神明的犧牲。將牛用作祭品,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陽殷墟也很常見,殷墟有埋入整隻牛的祭祀坑,甲骨文中則常出現「以多少牛獻祭於某祖先是否適合」的卜問。

牛在歐亞大陸、非洲與北美洲等地都有原生種,牠們的重要性可以從各地早期文明中對牛的描繪窺知一二,例如埃及的母牛女神巴特(Bat),以及亞述的守門神獸、人面牛身又帶有雙翼的拉馬蘇(Lamassu)。在青銅時代的東亞世界,人們雖然也與牛有著緊密的關係,但在工藝美術的表現上卻有不同的取向。

野生與馴養:牛與商人的日常生活

牛很早就出現在東亞人群的生活中,但考古學家尚不能確定牠們被馴化的過程與時間點。目前比較大的共識是牛隻畜養始於距今4000多年前,這些馴養的牛隻是為人類提供食物或動力也還不明朗,但可以確定的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以降,牠們會被當成獻給祖先或神明的犧牲。將牛用作祭品,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陽殷墟也很常見,殷墟有埋入整隻牛的祭祀坑,甲骨文中則常出現「以多少牛獻祭於某祖先是否適合」的卜問。

圖1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卜甲(甲骨文合集32028)。卜甲內包含多組卜問,其中一組提到應選擇何種獻祭方式、準備多少牛以祭祀「高祖」。圖版取自王蘊智編《甲骨照片精選(二)》,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8,頁21。(圖/王詩涵)

牛骨對商人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材料,考古發現顯示商人所消耗的牛骨數量相當龐大。牛的肩胛骨被用於占卜(圖1),肢骨則可以用來製作髮簪,製骨作坊甚至發展出一定程度的流程與分工,以大量製造相同的產品。髮簪(圖2)可以在不同的遺址中找到,而在製骨作坊的遺跡中還有許多因品質不佳而被丟棄的同款式簪頭(圖3),可見其商品化的程度。這樣的生產規模也顯示牛隻應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畜產。

上:圖2 小屯西地殷墟時期灰坑出土的骨簪(1972年發掘)。通體磨光,簪長14.7公分。圖版取自何毓靈、李志鵬主編《殷墟出土骨角牙蚌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97。(圖/王詩涵)
下:圖3 殷墟骨器作坊中出土的骨簪頭廢品。長度在2.8至4.9公分之間。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考古》2015年第8期,頁17。(圖/王詩涵)

在畜養牛隻的同時,人們的生活範圍中仍然存在野生的牛群。這些野生的牛是人們狩獵的目標。甲骨文中有許多商王打獵獲得「兕」的記載,「兕」字寫作:(合33375,參照下圖),表現出一個大角動物的側面形象,有時也強調動物的眼睛。學者認為這個字即是指當時仍在安陽周圍活動的野生水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了一件刻有「獲白兕」紀錄的牛頭骨,該件頭骨可能就是那頭「白兕」。

在「牛」與「獸」之間:安陽銅器上的牛

商代銅器的紋飾絕大多數以無法辨別品種的獸面(或稱為「饕餮」)與夔龍為主軸,雲雷紋為底,只有部分銅器會在特定部位裝飾寫實的牛首。以安陽郭家莊160號墓出土的〈亞址罍〉為例(圖4),這件罍有著低調但繁複的紋飾製造出高雅內斂的視覺效果,器表自頸部至腹部飾滿以雲雷紋為底的細緻獸面與夔龍,只有器身上浮出的獸眼、肩部的圓渦紋,以及裝飾在器腹下半部接近足部處的牛首環鈕(圖5)較為醒目。牛首環鈕的功能不明,但它與罍肩上的雙耳常以牛頭為裝飾,似是該種器物的標誌之一。

左:圖4 商代晚期〈亞址罍〉,河南安陽郭家莊M160出土,通高44.8公分,口徑17.5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圖版81。
右:圖5 〈亞址罍〉牛首環鈕特寫。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版82。(圖/王詩涵)

整體而言,商人對牛的描繪其實受到獸面傳統較大的影響,只是在混合牛與獸面特徵時,有時仍然相當強調牛角的刻劃。這一點可以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牛方鼎〉(圖6)上看到。這件方鼎的器腹四面正中皆有一個獸首,勾眉方目、眉側有尖耳,卷鼻張口,口內有尖齒,可謂典型的商代獸面。但獸首上的牛角在比例上相對巨大,工匠也費心以弧狀的波折紋呈現牛角的質地,再結合器物腹內底的「牛」銘文(圖7),顯示牛在這件鼎的設計上應有決定性的意義。

圖6 商代晚期〈牛方鼎〉,河南安陽西北崗1004號大墓出土,通高73.2公分,寬45.6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2》,圖版41。(圖/王詩涵)
圖7 〈牛方鼎〉器內底銘文。銘文作一側面的牛形,強調牛眼與牛角。圖版取自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慶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周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8。(圖/王詩涵)

殷墟出土的銅器以容器、兵器為主,以動物為造型的器物相當少見,而出土於花園莊54號墓的〈牛尊〉(圖8),是殷墟出土的唯一一件牛形銅器。全器以牛為造形,牛頭前伸、兩耳外展,口部微張;兩角粗厚圓弧,並以弧形的波折紋表現牛角的質地。牛的眼睛是商代獸面常見的臣字眼,眼睛上方以陰線勾勒小夔龍作為眉毛。有趣的是,這頭牛的左右側各裝飾了完整的虎紋:虎頭位在牛的肩部,圓耳凸眼,微張的口部中有銳利的牙齒朝著牛的前腿;細瘦的虎身順著牛身向後延伸,在牛的後腿處可以看到虎的後腿與下垂的尾巴;虎身上以一個一個的「3」字紋飾表現特殊的虎斑紋,可看成是以兩個弧形波折紋所組成的紋飾單元,與牛角的弧形波折紋略有不同,顯示出安陽工匠仔細區隔不同的刻劃對象。牛身上以細緻的雷紋底與夔龍紋襯托這道虎紋,牛背上的方形器蓋則以一對相對的夔龍紋為主體紋飾。這頭牛四足靜立,體型肥碩飽滿,儘管工匠與贊助者的興趣不在動物的表情或動態,牛的特徵與肌肉線條仍然被忠實地呈現出來,與滿裝的夔龍紋與雷紋底疊合成一種魔幻寫實的獨特風格。

圖8 商代晚期〈牛尊〉,河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M54出土,通長40公分,帶蓋通高22.5公分。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161,圖版66。(圖/王詩涵)

在殷墟,玉、石等材質上也偶爾可以看到牛的身影。例如婦好墓中隨葬一件白色的圓雕大理石牛(圖9),牛呈現伏臥的姿態,昂首露齒,身上刻以陰線雲紋,角上則有弧形的波狀紋表現質感。類似的石牛在安陽西北崗1500號的商王大墓也出土了兩件,尺寸與表現手法都相近。婦好墓還隨葬四件玉牛,其中一件為青綠色、昂首張口的跪臥牛形圓雕佩飾(圖10)。牛身上裝飾陰線雲紋,在牛的下頷處有一小孔可穿繩佩戴。石牛與玉牛雖然有大小與材質上的不同,但在對獸面紋飾的偏好、對動物身體姿態的掌握尤其是對牛角的重視等方面卻共享類似的表現手法,甚至能與花園莊54號墓的〈牛尊〉、商王大墓的〈牛方鼎〉遙相呼應,顯示出殷墟貴族共同的審美意趣與文化背景,也表現出晚商王都神祕與華美的氛圍。

圖9 商代晚期〈后辛石牛〉,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長25公分,高14公分。圖版取自光復書局、文物出版社編《殷墟地下瑰寶:河南安陽婦好墓》,臺北:光復書局,1994,圖版94。(圖/王詩涵)
圖10 商代晚期〈玉牛〉,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長6.2公分,高2.5公分。圖版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編《婦好墓玉器》,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6,頁204。(圖/王詩涵)

接收與變化:商都安陽的周邊世界

離開了商都安陽,同時生活在東亞大陸上的其它人群對牛也不陌生。但在他們的世界中,牛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描繪方式,則各有特點。

位處長江中游的江西新干有一座隨葬品豐富的商代大墓。在隨葬的400多件青銅器中,唯一的一件鎛鐘也是唯一一件以牛為主體紋飾的器物(圖11)。一個高浮雕的正面牛頭位於鎛面中央,牛面上裝飾陰刻雲雷紋,頭上的內卷雙角環抱一個由燕尾紋和渦紋組成的圓環。牛耳尖翹、雙眼大張,面部下方有左右兩個螺旋,可能是用來表現牛鼻。上窄下寬的牛面好像一個人氣鼓鼓地鼓起雙頰,給人樸實逗趣的印象。

圖11 商代〈銅鎛〉,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通高31.6公分。圖版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江西省文化廳編《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輯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91。(圖/王詩涵)

發跡於商王朝西陲的周人是商王朝的終結者,但他們和商人一樣,並不十分熱衷於在銅器上呈現牛這種動物。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鳳紋方座簋〉(圖12)為例,簋身和方座的紋飾為直棱紋、帶狀的鳳鳥與夔龍紋,只有簋耳和扉棱上裝飾了多重的牛首。雖然簋耳上的牛首層層疊疊,但牠們與鳳鳥、夔龍等典型銅器紋飾的分布涇渭分明,似乎暗示工匠對於如何將這種紋飾融入傳統並不很有把握。這樣的紋飾在西周早期曇花一現後,並未繼續流行,沒有進入周人的銅器傳統中。

圖12 西周早期〈鳳紋方座簋〉,高28.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中銅464)。圖版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圖/王詩涵)

在遠離商周王朝核心的四川彭縣竹瓦街西周銅器窖藏中有一件以牛為紋飾的罍。它和〈亞址罍〉形制相近,只是在比例上器腹較為窄小,且加上了厚實的器蓋。這件罍在器腹下部也有一個牛首環鈕,肩部兩耳也以牛頭裝飾(圖13)。不同的是,它的設計者讓兩耳上孤立的牛首朝兩側延伸出身體,前肢跪折、後腿直立。同樣的構圖也運用在器蓋上,呈現出兩牛相對、中間夾一抽象獸首的安排。這些側面牛形所刻畫的動作並非靜態的直立或坐臥,而是牛隻變換姿勢的瞬間,因而製造出比安陽牛形紋飾更生動活潑的效果;但在牛身上施以單線雲紋、而非表現牛的皮毛質感這一作法,似乎又是中原式銅器獸面、夔龍、雲雷紋等紋飾語彙的影響(圖14)。

圖13 西周〈牛紋罍〉,四川彭縣竹瓦街銅器窖藏出土,高79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3》,圖版72。(圖/王詩涵)
圖14 西周〈牛紋罍〉肩部完整牛形特寫。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3》,圖版71。(圖/王詩涵)

微縮的野性世界:雲南晉寧石寨山與江川李家山

當中原經歷商周秦漢王朝的更迭動蕩時,幾乎完全獨立於商周王朝影響之外的雲南滇池地區發展出了非常特別的青銅文明,可能與越南的銅鼓文化有關。在環繞滇池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墓地發現了大量的墓葬,其中包含許多極為精緻的銅器,像是貯貝器、以動物搏鬥為主題的扣飾、臂甲,以及啄、矛、鉞等兵器。這些器物表面裝飾陰刻或陽刻的線條與圈點等幾何圖樣,再附加各式各樣的立雕動物,像是水鳥、蛇、猴子和老虎,也有許多人物,如騎馬的貴族、趕集的人群等等,形象逼真、體態結實,極富動感,彷彿直接呈現了古代生活與生態。

在這些裝飾立雕中,牛是很受歡迎的動物之一,而且常常是裝飾的主題。以〈八牛貯貝器〉(圖15)為例,器身為一束腰的桶形,素面,腹下有三獸足,側腹左右各附加一隻立雕的虎,惜其中一隻已失。器蓋上共有八頭牛,中間一頭踩在一個小銅鼓上,身形健碩、肩部鼓起,可能是瘤牛之類的物種。牠長角宛轉,微微側頭,好像正在張口鳴叫。環繞牠的七頭牛雖然只是靜靜排成一隊,但尾巴的位置、角與耳朵的形狀等等身體細節都不相同,加上面朝隊伍之外,因此並不呆板枯燥,反而有種向外分散的動感。器物側面附加的老虎翹耳張口,後腿蹬地,好像隨時要攀上器蓋攻擊牛群,與器蓋中心鳴叫的牛相互呼應,為這件器物再增加了一層戲劇性的動態,也生動靈活地展現出滇池地區人們豐富的生活面貌。

圖15 西漢〈八牛貯貝器〉,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高49公分,蓋徑30.4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4》,圖版36。(圖/王詩涵)

牛也常出現在以動物相搏為題的扣飾中。動物相搏是北方草原地區非常流行的裝飾主題,常見於長方形的牌飾上,多為一猛獸攻擊一草食動物、且後者的後肢呈現誇張的180度扭轉;而為了填塞在有限的空間中,有時便顯得較為抽象或僵硬。在滇池地區,這類扣飾因為少了長方形空間的限制,更能自由與寫實地表現出動物相鬥的激烈與緊張。一件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虎牛搏鬥扣飾〉(圖16)描繪一虎一蛇由下方攻擊一牛的場面:老虎的前肢伸長,頭部回轉,右後腳抵在牛頭上;牛側頭前抵,四肢伸直,好像正在用雙角抵抗撲上來的老虎,其中一角甚至刺穿虎身。牠前足踩在虎身上、後足則踩住一條蛇,這條蛇躲在老虎下方,蛇身盤繞,蛇頭咬在牛的後腿上。牛虎之間頭向相對,有如互相瞪視,三個角色之間環環相扣,各有勝敗,張力十足。這件扣飾中的牛不再是受猛獸覬覦或是被視為犧牲的溫和動物,而具有與老虎同樣強悍、生猛的野性。

圖16 西漢〈虎牛搏鬥扣飾〉,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高9.7公分,蓋徑15.3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4》,圖版145。(圖/王詩涵)

我們還可以從各種描繪人們生活場景的牌飾、房屋模型、或是貯貝器裝飾上看到在滇池地區人與牛密切的關係。這些變成裝飾物的場景有如一個微縮世界,為我們展示了熱鬧的街道、高架的房屋,甚至是人們的衣著容貌。我們可以看到房子的樑柱上懸掛著牛頭,高架的房屋下養著牛,也可以看到人們牽著牛和馬走在街道上。一件雲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牽牛扣飾〉(圖17),人與牛之間充斥著友好的氛圍:一個戴著耳環、赤腳、穿著點點外套的人面帶笑容,一手餵牛吃東西,另一隻手撫摸牛頭。牛的身體重心稍微偏後,抬起的頭微微側向一邊,牛角根部纏繞著繩子,這條繩子經過人餵食的左手一路延伸到地上。有趣的是,在這個畫面中也有一條蛇,蛇頭咬住牛尾,蛇身卻是人與牛所站立的地面,蛇尾還在人的周圍盤繞,也許是特別的寓意或傳統。

圖17 西漢〈牽牛扣飾〉,雲南江川李家山出土,高8.4公分,寬11.8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4》,圖版130。(圖/王詩涵)

但人與牛的關係未必都如此親善,更多的扣飾描繪的是牛與多人相搏的情景。以雲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柱扣飾〉(圖18)為例,至少有七個人圍著一頭牛,有的抓住牛尾、有的攀住牛的脖子,最右邊有兩個人拉著繩子,甚至還有一個人倒掛在牛角上,好像在呈現人們試圖制服一頭極為強壯的牛的瞬間;但包括被牛角掛住、頭下腳上的人物在內,每個人都面帶笑容,與正在進行的活動不太協調,不知道是為了降低衝突感而做的調整,還是為了如實呈現祭典時人們歡欣鼓舞的氣氛。在這個場景中還有一個柱子,柱頂立了一頭小牛。由於人們馴牛的場景就發生在柱子旁,這個活動可能與這支特別的柱子有關。雖然柱子與牛的意義已不可考,但牛在當地社會中有著特殊地位應是可以推知的。

圖18 西漢〈剽牛祭柱扣飾〉,雲南江川李家山出土,高10.1公分,寬13.3公分。圖版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14》,圖版129。(圖/王詩涵)

結語

從數千年前加入人類社會以來,牛一直都是人類重要的伙伴。牠們為人們提供動力、食物,也是自然與力量的象徵。生活在青銅時代東亞大陸的人們將這種特別的動物運用在銅器的設計中,有些在獸面紋的傳統中重新演繹,有些則將牠描繪得栩栩如生。這些不同的認識與想像讓我們看到了不同社會的文化風景,也讓我們有機會認識牛在不同文化中的多元意義。而這些銅器不僅見證了人與牛在歷史上的相互依存,也呼喚著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我們重新檢視這段源遠流長的聯繫,為人與牛、人與動物、甚至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做出屬於新時代的、更好的定義。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劉莉等〈中國家養水牛起源初探〉,《考古學報》,2006年第2期。
張長壽、張光直〈河南商丘地區殷商文明調查發掘初步報告〉,《考古》,1997年第4期。
胡洪瓊〈殷墟石期牛的相關問題探討〉,《華夏考古》,2012年第3期。
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
張增祺編《滇國青銅藝術》,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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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涵( 2篇 )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