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日特輯
莫內巨幅《睡蓮》:一份跨越百年的公共禮物!
莫內巨幅《睡蓮》從百年前的創作願景出發,在今日成為理解博物館與社會關係的重要參照,呼應國際博物館日公共福祉的精神。在此脈絡下,莫內如何藉由巨幅《睡蓮》為後世留下一處庇護所?背後又藏著什麼公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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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內巨幅《睡蓮》從百年前的創作願景出發,在今日成為理解博物館與社會關係的重要參照,呼應國際博物館日公共福祉的精神。在此脈絡下,莫內如何藉由巨幅《睡蓮》為後世留下一處庇護所?背後又藏著什麼公共力量?
從今天回望,陳植棋之所以令人難以忘懷,不僅因為「天才早逝」的悲劇性命運,更在於他是一位強烈意識到「臺灣藝術應該成為什麼」的文化行動者。在短短數年之間,已率先提出臺灣現代藝術最核心的命題:如何在殖民現代性之中,建立屬於自己的觀看方式與文化主體。陳植棋並不全然依附日本洋畫體系,也未退回傳統懷舊,他既承接西方現代主義的養分,也深深扎根於土地與地方感知,力圖在帝國體制與本土經驗之間,建立起屬於臺灣自身的視覺語言;從風景觀看、地方色彩,到藝術家介入社會的角色意識,陳植棋都可謂臺灣近代美術的重要先驅,這也是戰後臺灣藝術家持續追問的命題。
在雷諾瓦的作品中,日常生活不再只是被描繪,而是在觀看中轉化為可停留的畫面。故此,與其將雷諾瓦的作品理解為對現代生活的再現,不如進一步追問:他如何透過人物描繪,使生活片段成為可被觀看的圖像?
六曲一雙,金地設色,左右橫亙展開一幅碩大的景色。一木老幹蒼勁,盤虬錯落滿布畫面,新梅如雪,飄零漫天。畫家下村觀山以生動的構圖再造能劇故事場景,並以絢爛的裝飾性展現其夢幻氛圍。 觀山自幼出生於能劇世家,致力於東洋「傳統」與西洋繪畫的折衷與再造。本次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特展,聚焦其個人繪畫生涯,呈現下村觀山藝術的多重面貌。
19世紀的法國風景畫,逐漸從單純的自然再現,轉向對「觀看經驗」的探索。在巴比松畫派出現之前,風景多半作為歷史、神話與宗教題材的背景;隨著藝術家走出畫室、投入戶外寫生,自然逐漸成為畫面的主體,光影的變化也成為關注的核心。到了1870年代,印象派進一步深化這一發展趨勢,並將其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多重場景,使風景畫不再只是再現自然,而轉化為一種結合感知、時間與生活經驗的觀看形式。
1860年代馬奈對西班牙藝術的迷戀,反映當時法國對「西班牙趣味」(espagnolisme)的熱情,此風潮主要受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1808-1873)的西班牙裔皇后歐仁妮(Eugénie de Montijo,1826-1920)在宮廷推動的影響,但馬奈對西班牙主題的描繪卻遭到嚴厲批評,由於其非正統的構圖與粗獷有力的筆觸,明顯與法國學院派細膩的繪畫風格背道而馳,因而作品在展出時鮮少受到青睞。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高麗青瓷逐漸進入歐美收藏圈,並在跨國市場、外交網絡與博物館體系的推動下,從地方器物轉變為備受追捧的東亞藝術珍品。英美收藏家、學者與古董商透過市場交易、展覽與出版,逐步建構起關於韓國陶瓷的知識框架,也形塑了西方理解東亞藝術的方式。本文透過收藏史與藝術市場的視角,梳理高麗青瓷在西方流通、鑑賞與研究的歷程,揭示其如何在帝國擴張與學術制度化的背景中,被納入全球藝術史敘事之中。
當「美術館」被安置在皇室空間裡,它展示的往往不只是藝術品,更是一套治理的語言。李王家美術館從德壽宮石造殿出發,以日本近代美術展覽與收藏,將殖民權力包裹在「文化提升」與「和諧共存」的敘事之中:一方面借皇室象徵為殖民政策背書,另一方面以官展體系、人體藝術、異國情調乃至戰爭宣傳圖像,形塑日本主導的「亞洲秩序」。透過展示、建築與典藏的組合,殖民統治得以被視覺化、日常化。
維也納花卉畫的傳統源自何處?它又如何從皇家溫室走入人民的居家生活?藝術家又如何藉花卉表達內心情感?短短兩百年間,維也納花卉畫從精確的科學觀察,逐步走向日常生活與心理表達,形塑出獨樹一格的藝術特色——花卉不再只是溫室中的標本,而是通往內在世界的心靈花園。
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1930年代,隨著現代大型展覽會如臺展、府展出現,加上臺灣教育會館、臺北公會堂等現代展覽空間陸續建成,在當時展覽會場的照片裡,我們可以看到畫作的尺寸越來越大。陳澄波以身為美術家的身份提出建言,他批評近年各大展覽會中流行大作品,往往是畫家們的招牌意識作祟,若技術不能與畫面尺寸配合,則會破綻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