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敗的日本人只得離開臺灣，這座他們生活已久的島嶼。然而新接手的政府卻規定歸國的行李限制，日本人只得將貴重的家當寄放在認識的臺灣人住處，或是委託臺灣人協助上街販售財產。
灣生畫家立石鐵臣（Tetsuomi Tateishi）用畫筆記錄日本人擺攤販售書冊、掛軸、陶瓷的景象。在目光銳利的畫家眼中，這些古董大多都是贗品：
其中掛軸甚多令人驚訝。然而這裡面有雪舟、狩野派、光琳，近人也有大觀（橫山大觀）、御舟（速水御舟）等，幾乎網羅了日本畫家名鑑上的所有人物。……大部分贗品都曾帶給殖民地異地生活的日本人無上滋潤。真品當然無法供應這麼龐大的需求量。然其所有者皆信其為真，脫手之際不免留住萬斛之淚水。（註1）
這些在政權交替之時流散的真假古物，隨著時間流逝，有的在不同私人收藏間流轉，有的則進入公立博物館的庫房，成為如今臺灣美術史的一部分。然而，我們對日治時期的現代藝術發展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有關日治時期的古董市場，卻還不甚清楚。
日治時期就有古董擺攤市集？
日治初期，臺北、基隆、臺南等城市，就已出現許多日本人開設的古董店，除此之外也有臺灣人的店鋪，有些店或許可以追溯至清領時期。翻查1920年代臺北市內的古董店名單，可以看到他們大多聚集在大稻埕、艋舺一帶，或許是藉河港之便，節省交通運輸成本，不過也有部分位於臺北城區內。（註2）
這些離鄉背井，前往臺灣謀生的日本商人，並非單打獨鬥。如同今日常見的古董市集，他們不定期會在人潮聚集處舉辦聯合活動，互通有無。如1908年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臺灣各地舉辦大型慶祝活動之際，臺北的古董商、收藏家選在府前街東本願寺（今重慶南路與漢口街交叉口附近）舉辦展覽會。像這樣的活動，在日治時期時常可見。（註3）
與1920年代末期總督府以社會教育為名義舉辦的現代美術展覽會不同，傳統古董市集重視商業性與娛樂性。如1911年有一位古董商山野新七郎開設商店「新山堂」，除了販售其珍藏的古董，還有煎茶會等活動。（註4）當時日本官紳重要的藝文娛樂場所「淡水館」、「臺北俱樂部」，也會不定期舉辦古董展覽會，同時還有撞球、戲曲活動，十分紛鬧。
辛亥革命與縱橫東亞的古董商
饒富趣味的問題是，這些日本人古董商，為何不待在日本，而是選擇臺灣作為根據地？我們可以參考以下案例。
根據報導，1910年，一位在清帝國福建省福州經商，從事古董仲介的商人武元正義（生卒年不詳）來到臺南，開設店鋪。他之所以選擇臺南，或許是考慮到福建與臺南兩地的戎克船國際貿易，方便調度與流通貨物。除此之外，武元正義還與其他在福州活動的日僑古董商一同來到臺北，在日本人經營的俱樂部舉辦競標拍賣，備受矚目。（註5）
武元正義之所以選擇在臺灣建立與福建兩地的古董貿易，銷售從中國取得的古董，可能有很種因素。首先，臺灣的地理位置與福建最近，並且屬於日本統治範圍，有語言相通跟政治上的優勢。
其次，當時清帝國社會局勢相當動盪，1895年至1911年間，以孫中山（1866－1925）等人為首的同盟會，在清帝國的各地從事革命起義，製造動盪，也造就文物在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如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大阪京都各地骨董商，乘革黨事變，欲攖巨利者不少。」（註6）紛亂的局勢，或許提供武元正義這類古董商伺機獲利的機會，將從中國取得的古董運往臺灣，隨後外銷給日本買家。
然而巨大獲利的背後，也蘊藏著風險。一位鹿耳島的商人吉見治三郎（1877－1910）原本在廈門從事古董買賣，他在1910年來到臺灣，在艋舺定居。同年，他與古董商的友人前往漳州從商時下落不明，為此臺灣總督府偕同廈門領事館展開聯合調查，才知吉田在買賣古董時捲入糾紛，遭到廈門當地的清人殺害。（註7）
奸商、假貨、清宮珍寶
講了日治時期臺灣古董市場的人與事，那最重要的「古董」本身呢？
如同前面所說，臺灣由於地理的因素，流入了許多福建、廣東一帶的古董。日治時期文物收藏家宮川次郎（1887－？）在《趣味的臺灣》一書中，曾概述臺灣常見的中國古董，包含廣東的端溪硯，福建的壽山石、興化窯瓷器、龍眼樹木雕等等，感嘆「臺灣具有中國古董儲藏庫的一面。」（註8）
除了中國南方流通的古董，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伴隨清帝國覆滅，皇室收藏隨之流入民間，此類消息也傳入臺灣古董市場。如1925年，軍閥馮玉祥（1882－1948）駐軍北京的期間，《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紫禁城長春宮、永壽宮「儲藏寶物甚多，有為人盜出行跡。最近發見」的情況，反映當時臺灣也對神秘的清室收藏充滿好奇，持續關注這些珍寶的流出與去向。（註9）
社會大眾的好奇心投射在市場上，「清室流出之寶」大量盛行於市，真假難辨，甚至傳出有藏家與古董商聯合哄抬價格、以假貨牟取暴利的消息。如1907年臺南古董市場一度流通大量「贗鼎」，便被認為有當地仕紳參與買賣，獲利極高。（註10）
這些自中國流入臺灣民間的真假古董，甚至成為寺廟醮壇上，用以酬神祈福的珍寶。1924年，臺北大稻埕慈聖宮舉辦建醮，報紙詳細介紹民間藏家陳列壇上的古董種類，不乏「漢代玉圭」、「梁朝瓷塔」、「魏朝古佛」、「隋朝石佛」，甚至是「印度古佛」，其中「漢玉透身如意，聞係清宮流出之寶。」引人好奇。（註11）
另外，古董藏家將珍藏於醮壇上展示，不見得只為酬神、祈福。建醮期間，附近也會舉辦書畫、古董的展覽活動，吸引人氣。（註12）
結語
最後，提及日治時期臺灣的古董收藏，不得不提一幅畫。1827年，原本在清帝國湖北任官的畫家周凱（1779－1837）因母喪而解職守孝，期間他為同僚創作了一幅山水畫《青鐙課讀圖》。幾年後，復職的周凱前往臺灣任官，期間不幸病逝。
到了日治時期，周凱的《青鐙課讀圖》輾轉為知名收藏家尾崎秀真（1874－1952）收藏，於1930年臺南舉辦的「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中，作為臺灣歷史文化的史料展出，並收錄在展覽的圖錄。
戰後，像尾崎秀真這樣的長年居住在臺灣的日本人，只得放棄既有的事業和財產，隻身遣返日本。這幅《青鐙課讀圖》後由板橋林家後代林宗毅（1923－2006）收藏，晚年將其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換言之，與繼承自清室舊藏的故宮其他文物不同，《青鐙課讀圖》是流傳有序，傳承於日治時期至戰後收藏家間的文物。（註13）
無論是《青鐙課讀圖》的流傳，或是前述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古董市場的史料，我們可以窺見有別於尋常臺灣美術史書寫的另類路徑。在此命題下，比起真偽，文物在市場、藏家、社會上的影響與流動更為重要，不僅反映了商業、政治、社會等重要議題，也具有將臺灣與東亞貿易網絡連結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註1 邱函妮，《灣生．風土．立石鐵臣》（臺北：雄獅美術，2004），頁124。
註2 千草默仙，《全島商工人名錄 臺北市商工人名錄 昭和三年三月現在》（臺北市：高砂改進社，1928），頁94-95。
註3 〈骨董盛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10-28（版7）。
註4 〈新山堂の煎茶と陳列〉，《臺灣日日新報》，1911-10-24（版7）。
註5 據《東亜商工人名録》，武元正義在福建省福州妙巷設店。1910年與同地的古董商長谷川大次郎在臺北俱樂部舉辦古董競賣會。見商工社編，《東亜商工人名録》（東京：同編者，1941），頁F77；〈骨董の入札競賣〉，《臺灣日日新報》，1910-05-28（版2）。
註6 〈骨董商機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1-25（版3）。
註7 關於鹿耳島古董商吉見治三郎遇害事件，見〈清國ヘ旅行ノ吉見治三郎搜索ニ關スル件〉，《總督府公文類纂》，1911-09-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341014；〈骨董屋の行衞不明〉，《臺灣日日新報》，1910-09-27（版5）。
註8 宮川次郎，《趣味の臺灣》（臺北市：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1941），頁35-36。
註9 〈盜舊清室寶物〉，《臺灣日日新報》，1925-05-06（夕刊版4）。
註10 〈臺南贋鼎流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04-13（版5）。
註11 〈稻江醮壇一瞥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4-11-04（版4）。
註12 〈建醮中書畫展覽〉，《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4-11-03（夕刊版4）。
註13 關於周凱《青鐙課讀圖》的流傳，見黃琪惠，〈周凱「青鐙課讀圖」〉，《臺灣美術兩百年（上）摩登時代》（臺北：春山，2022），頁6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