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委員范巽綠於2024年1月17日明白指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簡稱《促轉條例》）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27 日公布至今已逾六年，政府機關對於已公告或潛在不義遺址的調查研究、保存和修復再利用等事項的實際推動保存相關作為，實屬不足。
范巽綠委員同時也說「不義遺址維護管理不足」，對於「不義遺址」的用語、範圍，她要求行政院應督促相關主管機關妥予研議，盡速完善不義遺址保存的相關法制規範。
我長期關心臺灣「不義遺址」的狀況，與范巽綠委員見解相同。但是，即使范監委提出保存相關建議，「不義遺址」的保存，還是可能因為執政黨在立法院的席次不過半、文化主管機關長期怠惰，相關「專法」制定在後續過程中可能遭到杯葛，未來之路並不樂觀，以下就保存的難題說明。
「不義遺址」名稱的爭議
「不義遺址」的概念，與國際上所稱的「負面文化資產」（註1）、「困難遺產」（註2）理念上接近。在蔡英文政府首次執政的第二年（2017），民進黨以國會多數黨之姿，在立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將「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入法。
用「不義遺址」來命名《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所描述的傷痛地景到底恰不恰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2017年行政機關並沒有廣泛與文資學者研討，就將其交付立法院，且三讀通過。
我認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認定的「不義遺址」依其法律上的界定是狹義且受限的，所指的時間軸是1945年8月15日起，至1992年11月6日止（二戰終戰，至金門馬祖解除戰地政務）。這使「不義遺址」局限在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時期的「不義」，因此它排除了許多廣義的「不義地景」，例如類似像蘭嶼的核廢料處理場、花蓮慰安婦水源慰安所、日軍所設立的戰俘營、樂生療養院、浮浪者拘留所、審理西來庵事件的臺南地方法院等等。
另一方面，監委范巽綠也表示，目前對於不義遺址之保存，仍存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反對「不義遺址」這樣名稱。而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白色恐怖時期，環境相當惡劣又惡名昭彰的原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現狀是原始地上的建物遭拆除，土地早已經轉賣成為私產，如今開設起「喜來登飯店」。原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東本願寺）也拆除興建起獅子林商業大樓。想要在已經成為商業空間的場址附近設立標誌，用來解說當時的歷史，若沒有社會包容、溝通及合理的設計，很可能遭受阻撓。（註3）但是，我們能否試著透過諸多保存方式，來促成和解並建構人民的集體記憶？
有部分私有財產曾遭當時政權強行借用，成為拘禁、刑求場所，這些產權人後代家屬，也難以接受私產被指為「不義遺址」。我主觀的認為，他們不願意接受這樣名稱是因為這個「不義」，不是他們造成的，是當時的國家暴力。有鑒於此，范監委建議修改「不義遺址」為「人權歷史場址」。
「不義遺址」現狀遭遇的困境
「不義遺址」的保存目的是什麼？價值在哪裡？即便是文資委員，也未必具有這樣的專業認識，例如六張犁白色恐怖墓園就曾被文資現勘委員認為不夠漂亮，不具價值（註4）。但是我認為「不義遺址」保留的目的，是透過歷史事件現址的保留，經由教育活動，引領群眾認識歷史上重大違反人權的事件。這類場址是以討論歷史性價值優先，有別於一般文資審議把美學價值、建築風貌視為必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也曾任促轉會專任委員的林佳範對於「不義遺址」保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指出：「不義遺址是要做保存及轉型正義教育，既然指定為不義遺址，就不能任意開發，才能發揮轉型正義教育功能。已具有文資身分者，亦可指定不義遺址，這兩個是不衝突的。」
但是不義遺址的保存，目前僅是宣示性質，即使已經審定為不義遺址，也未如「文化資產保存法」有詳細規範保存方式，拆除、開發也無罰則。如果真的要落實保護不義遺址，相關法律責任必須明確，有必要制定一部專門法律。
而促轉會在完成階段任務後結束，業務轉交給文化部，可是文化部負責擬定保存不義遺址條例的草案，並沒有在第十屆立法院委員任期內送進立法院審查（註5）。在2024年新國會選舉後，執政黨在立法院席次已經喪失優勢，然而要指望擁有多數席次的國民黨檢討過去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迫害人權的歷史，設立不義遺址保存專法，恐怕是緣木求魚。
另外，我觀察發現政府對於不義遺址的保護其實並不友善，舉例來說昔日被中央所屬的促轉會，列入不義遺址潛力點的和平日報舊址，被臺中市文化局認為不具文資價值。主管不義遺址的中央文化部，面對自己所主管的潛力點可能遭到危機，至今也完全沒有動作，也就是和平日報舊址可能因為文化單位的「不義」與錯誤作為，讓潛力不義遺址建築就此消失。至於臺北刑務所出土的V型溝也恐脫離原址，未來可能因都市開發被移築、華山車站月臺遺構恐怕也難逃司法院的開發。
另外新北市在臺北縣時期，就有不義遺址類似調查，《97臺北縣文化景觀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明明白白的記錄著「坪林法務部政風人員訓練中心（坪林山莊）」，根據調查報告種類是「歷史事件場所」。其特殊價值是臺灣戰後從白色恐怖時期邁向民主政治的見證，戒嚴時期軍方曾在此開槍鎮壓造成死傷無數。而這樣的地景卻成為不義遺址名單中的遺珠，在2018年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林寬裕任內，還協調法務部將其借給電影公司，拍攝黑幫電影，卻忽略了電影拍攝的過程可能破壞了原始的歷史氛圍。
讓人氣憤的是《促轉條例》雖然內文表示要保存「不義遺址」，但是這一類場所，有許多遺漏，例如「施儒珍之牆」（註6）就在名單之外，公民卻沒有提報「不義遺址」的正式管道，顯然這是違反文化基本法中的保障人民文化權利。
讓常民看不見、不知道「不義遺址」也是「不義」
《促轉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明文規定，政府有責任：「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諷刺的是政治受難者前輩陳忠信也語重心長表示，目前政府做的是：「清除不義遺址、保存威權象徵」（註7）。
我認為不義遺址是需要被詮釋與看見的，臺北市政府將臺北刑務所宿舍群包裝形塑成可以穿和服的「小京都」，整個園區刻意掩蓋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真相，就是另類的「不義」。
而臺灣社會長期掩蓋真相，導致常民要看懂「不義遺址」是困難的。在面對華山車站「櫛形月臺」的保存爭議中，主管「不義遺址」的文化部默不作聲，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月臺與後來出土的遷車臺、門型起重機遺構，沒經過解說，一般人很難理解，因為它不像常見古蹟是漂亮的，但是只要與奧斯威辛集中營內的鐵道設施、月臺比較，就知道奧斯威辛集中營內的鐵道設施，是滅絕營重要的節點。華山車站「櫛形月臺」在意義上亦同，但是為何這類場址現場缺乏公部門的解說呢？隱藏不光榮的歷史，讓人民視而不見，這是文化主管機關的怠惰與不義。
結論：「不義遺址專法」是落實保存的關鍵
歷史有光榮面與黑暗面，訴說暗黑史本來就是困難的，但是該不該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檢討這一類文化資產的保存？
然而，沒有好的「不義遺址專法」這一類地景只能「被消失」。臺灣人終究會變成不知道歷史，有魂無體的稻草人。未來我認為四年內「不義遺址專法」恐怕很難過關，但是唯有透過這一類文化資產的保存，才能促成不同爭議方的對話，建構人民的集體記憶。這還有待有識之士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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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何謂「負面文化資產」？2002年，日本社會學學者荻野昌弘針對19世紀以來因高度工業化與戰爭所出現的災難空間，提出負面遺產（Difficult/Negative heritage）的論述。他認為：負面文化遺產（負の歴史的遺産）是一樁歷史證據，記錄了災難與創傷系統化的「被」發生，更寫下極權政府無法規避責任的暴力罪行和人性的衰敗與陰暗，甚至成為一處見證著哀傷、痛苦、死亡、道德質變的殘酷空間（林潤華，2014）。
註2 雪倫．麥當勞（Sharon MacDonald）提出了「困難遺產」（difficult heritage），他認為。困難遺產指的就是「當今認為有其意義，卻又難以讓當代社會產生正面、自我肯定和認同的過往歷史」（李政緯，2023）。
註3 德國民間發起的絆腳石藝術計畫為例，不僅公有土地需要政府許可，私有土地也需要所有權人同意。
註4 臺灣文資委員大多建築背景出身，普遍缺乏人權背景與歷史觀念，而文資委員的聘任由縣市首長決定，審議也欠缺監督機制。
註5 第10屆立委任期是2020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
註6 依照《促轉條例》：「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歷史遺址。」侵害人權事件如何算是大規模？促轉條例並未明文定義，但在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中，曾特別說明：「大規模」並非指死傷人數多寡，而是在於影響力。
註7 陳忠信會議時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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