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的眼．藝術不在家】駐村的時候最怕開放工作室——三影堂駐村心得

與一種詩意的實踐保持聯繫的生命形式，不論是什麼，總在工作室裡。….工作室是潛能的圖像——對作家來講是寫作的潛能，對畫家或是雕塑家而言是畫畫與雕刻的潛能。那麼試著描繪工作室，就是試圖描繪自身淺能的形式——一項，至少看起來不可能的任務。

——阿甘本

令人惶恐的工作室

前往三影堂的時候，我剛好在看阿甘本的書，《藝術家的自畫像》。那本書是在描述他過去所待過的一些工作室，藉由描述工作室裡面的物件，回憶他的朋友以及他們的思想。當我沈浸於阿甘本那種密度極高的語言之同時，我來到了三影堂，看到我有一間空蕩蕩的工作室，我其實覺得非常惶恐。我知道我沒有那個稠密的心靈，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使得我的工作室看起來宛如藝術家的潛能的一種反應。或者說，這種不善於利用於工作室的情況，正反映了我在藝術的狀態。

然而，為什麼我要對此焦慮呢？有那麼多傑出的思想家、藝術家，他們的書房、工作室都非常具有藝術氣息，但是那究竟與我有何關係？這裡牽涉駐村的一個特殊項目，那就是Open studio。表面上這僅僅是一個開放藝術家工作室給觀眾參觀的活動，但實際上這背後有更複雜的原因。在當代藝術世界裡，藝術家工作室不僅僅是藝術家工作的地方，同時也代表一種新的藝術理念。

相較於把藝術品展示在冷冰冰的美術館當中，藝術家工作室代表著一種藝術正在發生的有機狀態。觀眾在這裡可以看見「活著」的藝術，譬如可以看見藝術家的手稿、作品研發的過程，乃至於可以目睹藝術家工作的情況。其中「研發」又特別的關鍵，它剛好呼應著1980年以降許多以程序為作品的當代藝術作品現象。

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 1955–）在《來日非善》當中第一時間目睹了這樣的現象，雖然他對於步驟、程序如何成為作品頗有疑慮，但是他的觀察卻非常敏銳。在那之後，研發過程作為藝術的情況越來越多，至今仍然如此。

問題是，我是一位攝影創作者。我的創作基本上只要出去拍照，並且去輸出的地方把照片印出，根本用不到工作室。當然有些攝影師他們會在工作室裡面架設攝影棚，但是偏偏我又不做這種類型的攝影。佈置工作室於我而言成為了一個極為不自然的事情。

在工作室裡佈置藝術氣息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個一直很想做的計畫，就是請劇組人員來佈置一檔當代展覽。這個計畫完全可以在這邊實踐，只是我把劇組的任務從佈置展覽變成佈置一個工作室。於是我找到了廈門當地的電影道具公司（順帶一提，廈門也是一個電影產業發達的地方，在三影堂旁邊就有一家電影公司）。我記得我只概略地說了我希望陳設一個藝術家工作室，然後他們就花了不到兩小時的時間，把我的工作室變成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空間。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我邀請觀眾來到這邊，然後幫他們拍攝藝術家的肖像。當人們來到這個工作室時，他們第一時間都會非常地驚嘆，但是當他們明瞭了整個計畫之後，每個人就會產生不同的反應。譬如有些人會詢問那我的作品在哪裡？有些人會覺得我充分利用了空間，即便這不是我自己做出來的。還有一些人會進一步與我討論，這樣的安排是不是要處理大眾的刻板印象。這些回應代表每個人對於藝術的不同理解。如果用場域的概念來理解，我覺得它反映了在中國攝影藝術這個場域當中，各種不同位置的人及其美學。

其中有兩種人的存在特別讓我有深刻的印象。一種是穿的漂漂亮亮亮亮來這裡拍照的人，他們對於攝影感覺有一種美好的想像，但是對於我的計畫沒有太大的興趣。很多人在看到我拍的照片之後，還會要求照片的原檔，然後自行修成他們滿意的樣子。他們頗能反映我在廈門接觸到的一些年輕的攝影愛好者，他們就跟台灣所謂的文青一樣，相信攝影是捕捉美好畫面、有故事性、同時熱愛底片與川內倫子。有時候他們甚至比台灣更加的文青，不只是因為他們講話更斯文，而是他們把文青落實為一種生活方式。我記得在大社（位於廈門龍舟祠附近的新興藝文聚落）看到一群年輕人坐在店裡彈吉他，整個魔幻的不得了。

另外一群來到我工作室的人，則是看起來總是有種淡淡的憂傷、憤世。他們對於攝影藝術的理解都很成熟，深知照片的各種問題，這使得他們無法滿懷熱情地談論攝影。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所知的攝影與這邊廣大的攝影愛好者距離太過於遙遠。面對這些人，我常常有一種照鏡子的感覺，我們一起靠北那些攝影的套路，然後同時也靠北自己，虛無通常都是這類談話最後出現的字詞。

不一樣的質地

有時我會跟藝術家在工作室聊天。有一天，一位藝術家問我到底要怎麼活下去？那一個瞬間，我忽然覺得有一種無比熟悉的感覺，因為在台灣，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我之所以會跑到三影堂駐村，其實正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在工作與創作上好像就是這樣子了。我確實不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創作者，但是這些年來也汲汲營營地接案、教學、策展或是書寫藝術。相較於其他攝影創作者，我確實也獲得了一些機會。然而我發現這些就差不多是這樣了，所謂就這樣的意思是，我沒有辦法依靠這個有穩定的收入，我也不知道藝術的未來在哪裡。

所以我來到了三影堂，我想像這裡是一個當代攝影活躍的地方。

確實，三影堂的展覽與藏書都非常有規模，展覽也非常當代——不純粹關注攝影的圖像意義，而是關注圖像以外的行為與指示。我一直好奇它為何可以堅持這種比較前衛的路線。該說是東村的遺風嗎？或許關鍵在對待行為的態度，當攝影沒有考慮行為，攝影就容易走向一種圖式的藝術，無論是以圖像反映內在或是代表時代，它的核心都是形式的經營。當攝影考慮行為，攝影就走向指示甚至於非圖像的方向。

但是在三影堂之外，廈門的攝影環境與台灣並沒有什麼不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工作室就像是一個遊戲大廳一樣，大家登入這裡進行藝術的對話，扮演藝術的角色，然後登出後又回到現實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顯而易見虛假的藝術工作室，其實是一個讓真實世界看起來不虛假的方法，就像布希亞所描述的迪士尼，當我們覺得迪士尼是如此幼稚，我們就會覺得離開迪士尼就回到了現實的世界，然後忘記美國就是一個幼稚的、商品化的世界，一點都不真實。

然後，我想起駐村的真正意義，雖然我對於駐村有許多困惑，但是有一件事是駐村最吸引人的，就是看到不一樣的質地。這個質地可以是特殊的生活環境，也可以是特殊的人。然後你就會忽然發現人可以「這樣」活著。

按理說這件事好像很容易發生，我們只要去一個地方旅行，就會得到這種「不一樣」，但並不是如此。不一樣的質地不是指有什麼不同的內容，而內容被凝聚的程度。就像阿甘本把他的心智凝聚在工作室裡面，或者像藝術家持續關注一件他有興趣的課題。這個狀態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但是只有在駐村或是少數的藝術活動之中，它可以被理所當然地呈現。然後我們就會暫時忘記這個世界讓我們四分五裂，成為生活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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