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側記：鄉關何處——快門下的眷村人生命歷程

《鄉關何處–高雄眷村三部曲：侯淑姿個展》創作論壇

論壇資訊

時間：2017年7月8日星期六15:00-16:00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三美館4樓多目的室

主持人：李玉玲高雄市立美術館館長
引言人：黃孫權／策展人
與談人：侯淑姿／藝術家
林志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王雅倫／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作家

論壇簡述

《鄉關何處—高雄眷村三部曲：侯淑姿個展》為策展人黃孫權與藝術家侯淑姿繼2010年高美館的創作論壇《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後再次合作，將藝術家多年深入高雄左營與鳳山眷村調查研究與創作的總結，架構成三部曲的展覽主軸。藝術家透過攝影記錄、訪談調查、行動介入，在社會性空間裡生產藝術。藉由策展人稱之為「雙眸」風格的正負影像並置、主客觀點並陳的表現手法，作品呈現了在「眷改條例」下幾經波折動盪的離散滄桑，以及藝術家與眷村居民在對話中所交疊出的當代史詩。自2013年《我們在此相遇》、2015年《長日將盡》，到新近完成的《鄉關何處》系列，此三部曲系列作品映照出眷村的不同命運 — 人物全非的、房舍依舊但人回不去的、仍奮力存活的家園。

展覽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17年9月17日於高雄市立美術館4樓展覽室展出，7月8日下午2:00於展覽現場由李玉玲館長主持開幕式，並續於下午3:00-4:30舉行「論壇你我他」座談，由策展人黃孫權擔任引言人，邀請藝術家侯淑姿、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林志明、成大藝術研究所副教授王雅倫、作家暨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與談。

發言順序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玉玲館長
策展人　黃孫權老師
藝術家　侯淑姿老師
與談學者　林志明老師
與談學者　陳芳明老師
與談學者　王雅倫老師

交流回饋

江鶩先生　崇實新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韓斌先生　海軍退役少將
胡復興先生　海軍退役少校
劉曉明女士　原黃埔新村眷戶，記者
鄧伯宸先生　原黃埔新村眷戶，翻譯家

黃孫權（以下簡稱黃）：創作論壇有一個目的是，從展覽裡頭擴充新的議題或展開一些完全不同的思考方法。對我來說，淑姿老師帶給我們的問題比她給我們的答案多很多。從2009年到2017年將近8年在田野裡頭生產出的這些攝影作品跟一般傳統藝術家在自己工作室裡頭做的作品，有什麼差別？第二個問題是眷村再現的形式。現在有很多把眷村當作文化商品的展示方法，這和我們藝術家這種再現形式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那第三個問題是痛苦又真實的。眷村改建對很多人來說是失去他們的家，從更大的方向來說，其實是台灣面臨新一波的「公共住宅私有化」。眷村土地本來是國家的，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作為國家住宅政策的輔助計畫的一部分，可是在眷村改建過程中把它私有化了。這個展要告訴我們的不是只有抗爭，而是我們所有人共同面對的命運：在都市發展、私有化的過程裡頭，我們其實越來越不容易找到家，我們就算有家也快要失去了。我們今天並不是要解釋藝術家的作品，而是怎麼去回答她提出的問題。首先我們請藝術家講一下創作過程。

侯淑姿（以下簡稱侯）：謝謝孫權老師。2008年我去了越南，然後2009年回來在關渡美術館剛開展，我就開始做左營的調查研究了，也就是我在做新住民（亞洲新娘之歌）的作品的末期，同時開始做戰後新移民——眷村外省移民的研究與創作。全國計有897 個眷村，在民國86年《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實施後快速被拆除，許多過去住過眷村的文化人呼籲修法，因此國防部在《眷改條例》增加了眷村文化保存的條文。根據這些條文訂定了《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選擇及審核辦法》，於2009年9月公告。此辦法要求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除建物的國軍老舊眷村才能有資格申請成為眷村文化保存區。左營眷村是在民國92年底開始進行認證，到93年國防部就片面宣布左營的明德、建業為改建眷村。其他很多眷村也被片面宣布為改建眷村。左營23個眷村面臨全面被拆除的危機。曾有左營的民間團體向市政府提出要求保存部份眷村，但市政府是在2009年9月《國軍老舊眷村文化保存選擇及審核辦法》公布後才委託高雄大學進行研究，所以我才會一頭做外配、另一頭就進了眷村做「左營眷村空間基礎資料與活化再利用屬性分析研究計畫」（2009-2010，協同計畫主持人）與「高雄市眷村女性生命史紀錄計畫」（2010-2011，計畫主持人）。

第一個研究計畫我負責書寫左營眷村活化再利用的分析與策略，也訪問眷村住民在這個地方的生命經驗，與他們跟眷村的關聯性。第二個研究計畫訪問了15位第一代的高雄眷村女性，傾聽她們的生命故事。做完這兩個研究之後，我更堅定相信眷村保存與研究價值是很高的。但為了保存左營眷村，這一路是非常艱難，因為當高雄市文化局依這個研究報告將三個眷村（明德、建業、合群新村）登錄為文化景觀之後，又提出明德新村做為眷村文化保存區的申請案，我一直為此奔走協商遊說，直到民國102年6 月23日明德新村終於獲國防部公告為全國13 個眷村文化保存區之一。但因國防部要求等值容積的交換，以至於全台灣的13個眷村，目前只有馬祖新村經過10年的奮鬥才從國防部手上拿到管理權。眷村的保存與眷村文化的保存面臨許多的困難，我始終認為保存空房子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眷村的住民的生活脈絡與長期所累積的生活樣態，「活」眷村的保存才能有效呈現眷村風貌。但國防部跟文化局都認為這個主張是違反法令的，事實上是法令太過老舊所致。

創作之初即體認到無力保存位於南左營與半屏山的勵志新村、復興新村、崇實新村與自助新村，自99年至102年完成了以我與眷村人的相遇為題的《我們在此相遇》作品，總計32件作品。之後，103年至104年進行「文化景觀鳳山黃埔新村再利用規劃研究計畫」，隨即以無法返回黃埔新村的眷戶陳景琛女士的一生與黃埔新村的家園地景創作《長日將盡》作品，總計20件。第三系列《鄉關何處》則深度地關注仍持守家園的明德新村與建業新村眷戶與國防部龐大國家機器對抗的真實處境。總計29件作品（含三件錄像訪談）。我的作品呈現了左營與鳳山眷村的三種不同的命運與狀態，希望能夠喚起大家對戰後新移民聚落地景的消失，或是這樣的生命史無法被延續的、生命跟家園的關聯性硬要被切割斷裂的一個悲嘆。

黃：謝謝淑姿老師的介紹。我們先從林志明老師開始。

林志明：高雄有一個漫長的移民歷史，在這裡面會談兩個「移／遺民」：一個是移動的「移」，另外一個是遺留的「遺」。左營會有眷村是因為有軍隊、軍港，而軍港的建設是日本人在南進策略裡去做的。其實在一開始日本人來的時候，本來就有台灣當地的原住民住在那邊，可能有漢人、有原住民、有平埔族住在那裡，所以其實已經有一次重要的人口的遷移，大概是有三千人左右。包括可以俯視軍港的龜山，基於軍事安全的理由，也把那邊的人都遷到鐵道的東邊去。那段歷史其實不太被記錄。後來日本戰敗，大批人員遣送回國，估計那時左營的軍人約有一萬人左右，加上眷屬的話就好幾萬人這樣離開。其實這兩次左營的大遷徙，歷史當然是有留下，但是沒有對於人民的記憶的細膩記載。

侯老師的作品很感人的地方是寫出，他們因為《眷改條例》，要離開重新認同的這個家園的心情感受，很有歷史意義。這個世紀在左營發生了三次大的人口遷移，可是只有這次才有在當時比較有細膩的記憶。侯老師的整個創作的模式不只是攝影，其他包括還有生命史的追溯、訪談、田野調查、協助他們權益的維護等等更主動的介入。不過我覺得她最感人的地方是她對每一個個人追溯的部分，如果不好好研究個人的話，我們就只會看到權利、條例、環境的大變動。這些看來很平凡的故事，當進到每個人的生命史就很有意義。

她關注人，也關注這個地方，尤其她拍很多細膩的環境變化，比如說眷村的樹。程懷強老先生說：「周遭的花草樹木都是我親手栽種的，有無花果、香椿、木瓜、芭蕉、芒果等等，可惜家門口的白柚已經結實累累，快要可以收成了，但我們卻得離開了。」這是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美國的風景學大師J. B. Jackson研究人為的風景，他提到政治性的風景是由上而下形成的：有政治力量介入的景觀規劃，在種樹的時候就會把樹種成一排，種植同樣的樹種。可是我們剛剛看到陳懷強老先生講的就不一樣，樹的生長就跟著人的生活一一在改變，跟整個人生的變化都會聯繫在一起。

她不只記錄，也採集敘說人生的故事，同時也是在面對現實，在現實中要如何有比較好的解決。上次跟侯老師談，黃埔那邊強迫人遷走，先製造一個人去樓空的廢墟景象，然後再設法要活化它，邏輯是錯亂的。法國的作法可以借鏡。他們在過程中要讓社群能夠再往前走，會透過文化作為去介入，然後讓人們可以在這裡面重新發現自己的身分，重新再前進。我們高雄有沒有想過，整個眷村的重新出發可以用比較有機的運作方式，跟原來的居住者合作，再產生一個新的發展。

最後談到遺民。上溯到明末清初，明朝滅了，留下來的人就說我們是遺民，原來的朝代遺留下來的人民。當我們是遺民的時候，我們會有雙重視野，你看到眼前的事物，可是政治的現實已經改變，杜甫〈春望〉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種強烈的感覺。這也許可以未來再發展去看侯老師的「雙眸」（雙重視野）跟遺民的關聯性。

黃：謝謝林志明老師。其實每個人都既是移動又是遺留，我們在很多歷史的堆疊裡頭才能夠找到家。1987年台灣解嚴，也是開放大陸探親的一年，很多長輩們回到大陸以後才發現他想像中的家已經不是家了，在座可能很多人回國後又回到台灣。到現在30年了，我們一輩子在這裡頭不斷找尋自己的家。鄉愁每個人都有，可是我們要跨過鄉愁才有辦法往前走。所以我不覺得眷村保存應該是保存一個老房子的歷史，如果眷村裡頭沒有人、文化、記憶，保存那些石頭的歷史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可是我們所有的眷村的《眷改條例》，就是把石頭的重要性放在人之上，放在我們共同生活的記憶之上。接著請陳芳明老師來幫我們發表一下看法。

陳芳明：事實上我有兩個身分，第一個我是左營人，第二個我是文學研究者，所以今天來參加我會講得比較感性一點，就是我跟左營的關係、我的左營的記憶、我左營的朋友。我小學唸舊城國小，我家住在左營大路，我開始讀中學的時候，就是讀左營中學。看到作品時對我的衝擊非常大，像那邊牆壁的第三幅作品，想到左營大路南站後面的那排樹，我小時候的鄉愁就出來了。我讀左營中學的時候眷村朋友最多，而且我的眷村朋友很多都喜歡打架，我也被打過。星期六我們都會跑去中山堂看電影，那大概也是我成長的時候非常珍貴的記憶。我高中時的午餐是由我一個眷村同學幫我帶的，我母親就給他錢請他幫我帶便當。我覺得眷村的便當非常精彩，跟我們福佬人吃的完全不一樣，我每天都好期待午餐時刻。用感情來看，這每一幅圖像，都勾起了我強烈的成長時期記憶。

1980、90年代時，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就是眷村文學，比如說袁瓊瓊、蘇偉貞、朱天文、朱天心。很多人會問為什麼眷村文學要到1980年代才出現，其實像袁瓊瓊、朱天文、朱天心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他們能夠寫的時候比較是到20歲30歲的時候，所以大概也有到1980年代。可是眷村文學出現了不到10年時間又消失了，因為眷村開始被拆散、拆掉。

藝術跟文學最珍貴的就是為我們保留歷史記憶、文化記憶。所以我看每一幅圖我都是用非常私密的感情跟它對話，有一些熟悉的場景我就會告訴自己：這裡，我，曾經來過。建築物不只是建築物，它有一個家族的感情在裡面，所有的軍人的子弟或者服役的軍人，他們在台灣能夠生根是因為有眷村的存在。這些眷村的存在其實不只是軍人的記憶而已，事實上也是左營住民共同的記憶，所以把它拆掉以後，幾乎就是把我們從前懷念的友誼或者是族群的感情都消失掉了。

我一邊看一邊覺得很感傷，那是因為我太多的朋友都是從眷村出來的，有那麼多的眷村文學都是從這個地方生產出來的。我覺得我們的攝影家是非常精確的，不僅把受訪者的神情拍得很清楚，而且有幾幅照片對我來講就是很感傷的記憶。我覺得高雄美術館願意幫侯淑姿老師舉辦這次展覽，不僅僅是讓我們重新燃燒起已經消失的記憶，但是一方面又為我們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看不見的感情流動。感情的流動是最重要的，沒有感情就沒有藝術，沒有感情就沒有文學，沒有感情更沒有文化，這些保留下來已經變成靜態的圖像。我曾經在海外流亡了將近18年，想念的就是左營的所有街道，因為我的知識啟蒙、政治啟蒙，甚至性啟蒙都是從左營這塊土地開始的。像剛才林老師講的，統治者都是用帝國的眼睛看這塊土地，但是我們看這塊土的是用平民的眼睛來看的，這些圖像正好就保留了最珍貴的平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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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感謝陳老師的發言。我高中時開始閱讀剛才陳老師說的眷村文學，但小時候讀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有點不滿，覺得他們家的眷村好豪華，但是我家的眷村一家四口就在9坪大的空間。眷村有非常多不同類型的眷村，但是在文學上、或藝術表現上我們只看到某一種類型的眷村文化被展現出來，可是有更多的眷村文化，像崇實、自助的低階軍官眷舍，很快就被消滅了，其實在歷史上不是太有痕跡。

日本在統治整個東南亞的時候，有個大東亞共榮圈的計畫，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首歌曲是興亞進行曲，亞洲各國中的第一個發表的就在高雄。高雄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日本、各種不同的政權、冷戰時期等等，非常豐厚的歷史，所以我比較能夠體會剛才陳老師說的豐厚的感情。最後請王老師幫我們回應一下。

王雅倫：我想用這個展覽淑姿老師所使用的攝影藝術來看攝影記憶、攝影時間、空間這樣的問題。Susan Sontag提到，你只要一拍照，它就成為一個訊息，被歸類在一個檔案，不管是家庭的照片或者是其他類別，就不是一個普通的照相的動作，而是需要被特別看待的。早期攝影的任務是社會調查，到了後現代，攝影不再只是作為一面鏡子，而是一把鐵鎚，它應該是有目的（或政治目的）。然而「政治」跟「審美」難道必然是對立的嗎？法國美學家J. Rancière也說過，不盡然是這個樣子。

19世紀的攝影家很迷戀立體攝影，所謂立體攝影是用兩個鏡頭來呈現。攝影理論很早就提到複視理論，策展人黃孫權用「雙眸」更貼切形容侯淑姿老師的風格：「一是鏡頭之眼（證據、記錄），一是作者之眼（見證），見證乃主體感受與工具技術介入之結果｣，就是侯淑姿本人的見證與主體感受。慢慢地大家不用立體照相機了，改用單眼，單眼將一個地方透過單眼透視呈現出來。淑姿的相機是單眼鏡頭，它可以解釋成「就在那個地方」，也意味著人們可以想像，運用兩隻眼睛就可看出一個三維空間。所以，淑姿老師用兩種（雙眸），無論是正片、負片，或者是經過轉換顏色，讓它的空間有一種時間消逝或空間感消逝的感覺，一種藝術手段的處理。它既是隱藏又是可見的。而這種隱藏式的手法，也許是她想要吐露出的一個政治意圖或訴求目的，就在這樣的「雙眸」（雙向、並置）當中，留給了觀眾一個自由的想像以及他自己面對這樣的影像，內心所產生的責任。

作品中有非常多的肖像，肖像跟觀看者之間的關係是有距離的，距離會使觀者在觀看過程中成為「他者」。他在觀看的時候可能會啟動一個疏遠的機制，產生否定的認同，所以不見得所有的觀者都能進入這個影像當中。侯老師使用圖像跟文字，迫使你停留在作品前更長的時間，拉近並賦予了觀眾更多的思考。當地點轉換成一個場所、一個空間時，它就不只是一個地點、名字，而攝影正是把一個平凡的地點轉換成一個場所、空間很好的媒材。侯老師將他人的生命史與自己在那個地方的移動連結起來成為一個有情感的紀錄，這樣的舉動跟我們看到的許多行動藝術家與人類學式的調查是非常類似的。她將她的作品用序列式展現，看到的是一個家族或者是有關聯的，如她拍攝週邊的樹、房子這些很細膩的東西，更凸顯出主題背後的主人翁處在「不得其所（Out Of Place）」的狀況；當不得其所時就比較容易被汙名化，所以我們也常講說一部文明的紀錄史，往往也是一部野蠻的紀錄。

W.Benjamin說過：「攝影師應力求給自己的照片一個說明。」他提到，這個說明能夠使照片從流行的耗損中搶救出來，並賦予它一種革命性的使用價值。所以他覺得文字跟影像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會使照片慢慢地往審美的路線走。淑姿展現的不僅是一個攝影中的地點或蹤跡而已，而處在那個環境裡的人在觀看時會有兩種不同的感受，這種不同感受可以連結到：為什麼這個地方要被拆除？為何有這樣不合時宜的法令？離散到底要到何時結束？是否還要再討論更多有關後殖民、後續的問題？這個地方的結局是廢墟還是剛剛提到的再利用、辦活動、節慶？有沒有更好的方式？還是很淺薄式的文化娛樂而已？像2015年泰納獎（Turner Prize）的得主就是以做藝術社區擾動而得獎，近幾年泰納獎一向是對當代藝術做出比較遠見的思考。藝術社區擾動，比如說台南土溝村就做了一個很成功的示範，那為什麼不能夠啟動一個更好的機制來思考眷村的保留？

黃：羅蘭・巴特曾經引用佛洛伊德的一句話談何謂好的攝影作品：「除非一個人已經在那裡，否則無法說得如此肯定。」這是我們對攝影作品最好的評價之一。另外一個也是羅蘭・巴特說的，你看這個作品，會覺得這不是一個觀光的地方，而是如果你有機會你就應該住在那兒。我常常看淑姿的作品會覺得，我就是想住在那。這就是我們說好的攝影作品會讓你感動的地方。不是一個外在的、獵奇式的，不是在看一個消失的歷史而已。策展論述最後面我用了一個德文字heimlich，德文有兩個意思，家、家的。這個攝影作品是「家的」，概念就是「這是我的」，包含所有的生活、鄰居、樹、屋簷、廚房的菜香……。這些，是家的。任何一個好的攝影作品，或有關地點的作品，都是家的、私密的，這兩個是合在一起的，它才會是一個好的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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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騖先生（崇實新村眷戶）：第一個，我非常肯定我們侯老師這十來年的努力，不斷到眷村各處去訪問。第二點，家跟房子不一樣，我們現在認同的是我們的家而不是房子。《眷改條例》第四條修訂以後，變成眷村文化要把眷村的人趕走，既然要談眷村文化，沒有眷村的人怎麼可能。我們要求，第一，住在眷村的人願意留下來就應該讓他留下來，第二，外面的人想要搬回眷村的，也是眷村人，就讓他搬回去。

韓斌將軍（明德新村眷戶）：今天非常感激與感動，陳芳明教授講的我非常有感觸，那是我小時候的記憶。我民國36年出生在山東煙台，6歲的時候就離開家了，8歲到台灣，一到台灣就住進左營眷村，一住住67年，所以我是道道地地左營人，左營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記憶、我的過去，除了出國，都一直住在左營，沒離開過。左營有偉大的地方，各個眷村融合在一起，全中國35省的人住在一起活得很好，語言的溝通南腔北調。很高興侯老師到左營眷村來，我們沒辦法表達我們對左營眷村的感情，但侯老師幫我們表示出來，所以非常感謝侯老師。

眷村的改建，坦白講是件好事情，因為破舊的老房子，住都不能住了，政府每年花錢維護是很大的負擔，所以計畫改建是很好。但是程序上，我們都說是違法改建，不是依法行政，是以令行政，做了很多行政命令，剝奪了法律的規定，我們反對改建的原因在這裡。我們國家缺少法治概念，是法治國就要完全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目的就是要告訴行政機關要依法做事情，而不是規定人民要守法。軍校裡不教你讀法律，只告訴你服從，所以當軍人當了大官有權力的時候，就可以胡作非，因為不懂法律。德國法學教授耶林《法律的奮鬥》講得非常清楚，人民不可以為了一點小的私利就允許行政機關胡作非為，這會造成行政機關越來越擴大、越來越胡作非為，所以要抑止它。我們台灣人民應該有法律的概念，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胡復興先生（建業新村眷戶）：今天我們不少眷村的人來這邊，看了每個人都掉眼淚，侯老師真的從照片裡面把所有的故事都帶出來了。確實是從1949年開始的大移民潮，才有眷村的出現，在全世界也是很難得的一個狀況。大家都在講眷村美食，事實上眷村的補給是美食，眷村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所有人住在這個大熔爐裡，來自大陸的東西南北，甚至有台灣的，眷村真正是一個大熔爐，有各個地方的人，各種文化，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今天侯老師做這個展覽，意義非常的大，大家從圖像與字裡行間中可以從中去了解這些意義。

劉曉明女士（黃埔新村眷戶）：我想要很謝謝侯老師，當初她到我們黃埔新村來調查，我的母親、父親民國36、37年來到台灣就住在黃埔新村一直沒有離開過，黃埔新村要搬家母親很捨不得，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繼續住在老家，侯老師也幫忙，也都沒辦法續住。我媽媽算是堅守黃埔，是最後一批離開的，剛好侯老師也就這個機會來調查，就幫我們拍了一系列照片。我希望眷村的保護、維護，還是要由我們的原住戶進駐，才算是一個完整的眷村，不然都是些新住民、藝術文青，眷村的原貌都已經不見了，覺得滿難過的。

鄧伯宸先生（黃埔新村眷戶）：我是眷村外省第二代，我是在鳳山的黃埔新村出生的，居住了68年。我對這個地方非常熟悉，但人通常都有一個缺點，最熟悉的地方通常也是最陌生的。如果不是侯老師，用相機記錄下來的話，黃埔新村在我的眼裡就是一個環境、一個生活的空間而已，我們的焦點不會停在這個上面，當你的眼睛的焦點不會停在上面的時候，你不會去更深入的思考他存在的意義。非常感謝侯老師用她的鏡頭來幫我們說話。

侯：謝謝孫權老師也謝謝三位與談的老師。我常常疑惑，為什麼他們都沒有覺得這裡很棒、很特殊？有那麼多的眷村都拆了，我永遠覺得來不及。本來這是一個跟眷村說再見的展覽，就是只能這樣了，其實我非常的感傷、難過⋯⋯。台灣不對的、過時的法令卻沒有辦法解決；這麼好的空間，這麼好的歷史記憶，卻非要把這些人弄走；始終不解，到底要怎麼喚醒我們的政府？政府的對待是不對的。所有的記憶情感就只有在那裡，眷村一拆，造成了嚴重的集體失憶。我希望請大家多多宣傳這個展覽，我們需要一種另類的運動來讓各個部門、環節瞭解，今天不讓這些人住下來，其實空房子是沒有意義的。這些眷戶，尤其她們的先生為國家付出一輩子的心力，我覺得這真的是需要一個人道的對待。

本文節錄自《高雄眷村三部曲：侯淑姿眷村女性影像書寫論述集》，原文刊載於《藝術認證》第 76 期（謝宛真摘錄整理），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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