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藏「斯卡羅」：李仙得與滿三德在臺蒐藏的博物學與民族學標本

來自福爾摩沙的七箱標本

1870年初，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MNT）驚喜地收到一批來自遙遠海外捐贈的自然史（博物學）標本，捐贈的標本被仔細地盛放在七個大木箱中，其來源標示著其中的標本都是來自於亞洲大陸東南方海上一個稱為「福爾摩沙」（Formosa）的小島，其捐贈者則署名為李仙得將軍（General Le Gendre），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雖然當時李仙得已造訪福爾摩沙多達六次，並在前一年（1869）2至3月間甫與今日恆春地區的下瑯嶠十八社總頭目、斯卡羅族「大股頭」卓杞篤簽下一紙歷史性的合約：保護外國海難生還者免於殺害的「南岬之盟」。但不論在當時人的眼裏，或是後來的歷史上，李仙得都算不上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或許只有當時相關的當事人，以及後世的專業史家，才對李仙得其人其事略知一二。

直到2021年8月間，一部改編自陳耀昌原著的公視連續劇《斯卡羅》的轟動播出，才讓李仙得這個名字在一百多年後突然一夜成名，躍升成為全臺家喻戶曉的名人。其生平事蹟與歷史功過，以及他與神秘的斯卡羅部落聯盟、清朝官軍，與在地不同族群聚落的關係種種，也開始氾濫於各種社群媒體、網路直播、貼文、聊天八卦與政論節目的口水裡（本文也在其列）。其埋沒多年的手稿《李仙得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英文、中文版，也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之支持下，分別於2012、13年重磅出版。 

在這熱潮當中，似乎唯獨李仙得在1869-70年寄贈給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七箱來自福爾摩沙的標本，至今仍舊乏人問津。有些默默地靜置於博物館庫房裡，只有少數專家過問。更有許多（自然）標本可能已被埋沒於博物館龐大的標本群裡，下落無蹤，或者至少再也無法辨識出那些是出自於那位在百年後「暴得大名」的法裔美籍退伍准將兼外交官、軍事顧問、博物學家、熱門電視劇主角：李仙得。

開箱李仙得收藏

不論你是不是公視連續劇《斯卡羅》的影迷，或是因為喜歡或不喜歡這部劇，而對李仙得此人究竟是愛台或賣台的歷史功過有著不同的評斷，想必都很難不對李仙得在1869-70年寄贈給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那七箱標本的內容感到好奇。既然李仙得可以「再現」於《斯卡羅》劇中和想像的蝶妹曖昧傳情，我們也不妨把自己想像成百年前「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研究員滿懷期待或好奇地等著來自遙遠福爾摩沙島的標本，從七個木箱中開箱而出。

現在你就站在博物館庫房的準備室中，焦急地等待開箱。當然現場絕非只有你一人，除了必要的行政館員外，現場也聚集了一群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那邊一位掛著望遠鏡的是鳥類專家，他對面那位身掛放大鏡的大哥是本館的「石痴」，站在他旁邊那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書呆子是做昆蟲的，那位一身髒兮兮灰色卡其裝束的傢伙不是清潔工而是考古學家，他旁邊戴著一頂奇怪草帽口中唸唸有辭不知嘟囔什摩話的仁丹鬍長者則是一位民族／人類學家…。在臥虎藏龍的自然史博物館裡，標本開箱就是一場知識（標本）的分類／分配大會。來自遠方異地的標本，在此被博物館各部門的專業人員分配領回，再送回自己部門做必要的入藏處理，大家各有所長、各取所需，就像一個回收場進行的分類、回收與再利用。

有別於自然史博物館內術業有專攻，當時大部分的田野採集者則多半是兼容並蓄，不論是生物或自然岩礦標本，遠古之化石與遺物，或是帶有異國風味的民俗／民族學標本／工藝品，無一不是19世紀涉足遠方異地的西方知識分子兼博物學者熱衷採集蒐藏的對象。李仙得自然也不例外，並且也相當自豪自己在福爾摩沙外交折衝之餘所收集的博物學標本，在他1869年末將這批標本託人運回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時，曾豪氣地寫信對友人誇耀道：「（這些標本）非常獨特，連柏林的自然史博物館都找不到。」（註1）

李仙得對自己臺灣蒐集標本的自豪，恐怕未必引起在場多數研究人員的共鳴，只除了那些來自地質岩礦部門的「石痴」們。 開箱之下，七箱之中主要裝的都是「石頭、礦物、化石、木材、珊瑚、貝殼、紡織品的纖維，與種子等物品標本。」雖然最後開箱的結果未必「皆大歡喜」，但至少反映出李仙得本人對臺灣地形、地質與礦物研究的特殊偏好。至今我們仍可從李仙得手稿裡讀到這些洋洋灑灑的標本列表：如來自雞籠（基隆）的各種岩礦、煙煤，大屯山區、淡水的岩礦標本，淡水、金包里與大油坑的硫磺泉標本等（註2）。但遺憾的是，許多年後，當研究者循線想找尋那批岩礦化石標本（原件）時，卻發現它們已經找不到了（註3）。

李仙得在1869-70年所寄贈的臺灣岩礦化石標本後來未能在博物館中尋獲， 其原因除了因年代久遠資料佚失外，也可能和學科對標本物件知識屬性的態度有關。對於一個年代悠久的自然史博物館來說，早期捐贈或採集的標本，特別是自然或生物標本，除非是地位特殊重要到模式／副模式標本，否則入藏的標本未必會留下原始來源者之紀錄。但這不一定表示該標本「失蹤」或根本未曾入藏，而可能只是反應出該學科的知識架構裡，缺乏對標本原始蒐藏者這類紀錄的興趣或重視。或者應該說，當標本依博物館的知識類別，被分解歸類於某部門的知識架構下，物件本身的某些資料性特性會記錄下來，而某些較無關的管理性資料（如捐贈者），則可能未能被包括而保存下來。因此，較合理的推斷，這批岩礦化石標本最有可能的下場，就是它們已被埋沒於「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超過20萬件龐大的地學標本群裡而難以尋獲了。

然而，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李仙得的寄贈標本最後都「下落成謎」，後世的研究者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人類學藏品中找到了33件登錄為李仙得將軍蒐集的福爾摩沙民族學標本／工藝品，如今已數位化放在該館的人類學藏品資料庫中 （註4）。對於臺灣或華語的讀者來說，更大的福利是這批文物早在2012年，即由故臺大人類學系胡家瑜教授完成了每件藏品詳盡的中文解說與數位影像，並且將資料放在臺大人類學系與臺大人文數位中心所共同建置的「海外博物館台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資料庫網頁中。透過這些方便的數位化資源，我們今天終於得以較完整的方式一窺李仙得的人文蒐藏，並為《斯卡羅》一劇所投射的當時南台灣綜錯複雜的歷史、外交與族群關係開啟一種基於物質角度的視野。

李仙得的民族／人文收藏

任何讀過《李仙得臺灣紀行》一書的讀者，想必對他於臺灣自然地形與地質礦物的詳細描述，以及對於所接觸的原住民族群文化與語言的觀察入微，感到印象深刻。李仙得對於地質礦物的熱情可說恰如其份地反映在寄贈給「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蒐藏上（雖然其物件目前下落不明），但是我們卻很難從他的民族／人文蒐藏裡得到類似的印象。

細審李仙得蒐藏的33件民族／人文物件與資料，第一個印象可能是收藏資料的簡略，幾乎每物品件都只提供簡單的品名（有的還明顯有誤），來源則一律是臺灣或福爾摩沙，除此以外就沒有更進一步的資料或說明（至少在博物館的清冊上是如此）。如非後世如胡家瑜教授的詮釋考證，許多物件可能連是甚麼用途，來自哪個族群及地區，都未必容易辨識。究竟這代表李仙得原始蒐集時就疏於紀錄，或是其資料到博物館後年久佚失，就如同其岩礦蒐藏一樣？這是第一點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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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蒐藏品的內容來看，33件藏品中，可以看出其中應有15到16件可能是收自於臺灣原住民族群，另外約有12件應係當時漢人／官軍的物件，其中包括了二件當時的工藝品：戎克船與竹屏風模型，一把漢人乩童用之鯊魚劍，以及九件可能屬於清軍部隊的武器裝備，如刀、劍、倒鉤矛、籐盾、士兵竹盔等。另有二至三件可能出自日本的文物：鹿皮射箭手套、小掃把及籃，以及二瓶裝著茶葉與黑芝麻樣本的玻璃罐。這種內容組合顯示蒐集者對於臺灣原住民族之物質文化有一定份量，但並非完全獨佔的關注，而對於「武器及軍事裝備」則有著特殊的偏好，33件中至少有16件為此類。或許這與他本人出身軍旅，而在臺亦多涉軍事行動的經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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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李仙得收藏的15到16件臺灣原住民族藏品中，其中可辨識出自北（中）部泰雅／賽夏／賽德克系統的文物有三件，分別是一件缺穿耳柱的蕈狀貝片耳飾（或稱圓板貝片耳飾），以及一件貝珠串足（踝）飾，這兩種貝製飾物通常是配對穿戴的，但李仙得不知何故只各收了一件，其中的耳飾還是殘破的。另一件可能出自北（中）部泰雅／賽夏／賽德克系統的文物則是一頂帶簷的碗形籐編帽，這是族人成年男子盛裝所戴。另外則有幾件是基本上難以確認是哪個特定原住民族群的器物，如弓、箭、織機配件、牛或鹿角火藥罐等。屬於南部族群系統（排灣或下瑯嶠十八社，甚至恆春平埔，或斯卡羅）的文物則包括一件素面連杯、一頂帶獸牙圈皮帽（排灣）、兩件雕花盛火藥竹筒（平埔？），以及一件造型獨特的人像刀柄（南排灣或斯卡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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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件人像刀柄恐怕是李仙得蒐藏裡最特殊，也和下瑯嶠十八社（南排灣）或斯卡羅最可能相關的物件。在目前「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館藏數位資料庫，以及其早期手寫的登錄帳冊上，這個物件都被稱為是「偶像」（Idol），但是在《李仙得臺灣紀行》書裡的一張文物合照的說明裡，則寫著本件為「雕刻的刀柄」（Carved Knife Handle）。胡家瑜教授亦認定為此件為刀柄，其描述道：

人像刀柄，內層為木雕像，外表全件包覆黃銅片；銅片表面頭髮和身體部位佈滿釘紋呈現紋身裝飾。人像呈站立狀，雙手張開平舉胸前。刀柄底座為一突出素面竹管，底端中央有一圓孔，可以插入刀身。……應該是屬於南排灣的造型。（註5）

從本件底部所附之圓孔似可供插刀刃，以及型制、尺寸上看來，說本件為一把刀柄當不為過。只是以黃銅片包覆大部分刀柄，及較一般木雕鐵釘飾排灣刀柄更為立體的人像造型，再加上傳世大部分雕刻精美的排灣刀柄都會配上同樣雕刻精緻的金屬刀身與木刀鞘，唯獨本件則是以一具人像狀的獨立型態被收藏，而缺少相輔刀身與刀鞘，使得本物件的「全貌」格外令人好奇。如果它是作為一尊偶像會怎樣被使用？會不會像是青銅刀柄一樣可以脫離刀身自己獨立成為一個可供祭拜的「寶物」（註6） ？如果它是刀柄，則會被配在那種雕刻的刀身與刀鞘上？配戴在哪個社、哪樣地位的貴族身上？會是斯卡羅的卓杞篤？伊沙？還是牡丹、高士佛社的貴族或頭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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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原始蒐藏者李仙得未能提供充分資料的情形下，此人像刀柄的實際用法與入藏前的使用脈絡，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憑供後人想像的程度。但是從各種文字描述與圖像等非物質的線索上看，我們有理由相信李仙得的原住民蒐藏品，當不只於目前列於線上資料庫上之數，例如他在《臺灣紀行》裡所附的一張文物合照裡，除了人像刀柄、連杯與戎克船模型是目前藏品以外，照片上有5支排灣木雕菸斗、2件安平壺與中式瓷盤，以及1件排灣木雕祭杯，都不見於目前蒐藏中。這顯示目前所知的李仙得蒐藏恐非其生前所收的全貌 （註7）。

另一方面，也許透過另一位幾乎與李仙得同時期在臺西方人的蒐藏之對照及比較，我們可從另一角度來觀察李仙得民族學收藏之特色與侷限。滿三德（John Alexander Man, 1841-1908），英國人，1868年至1869年間擔任駐臺灣府海關稅務司司長，駐派打狗（高雄）。1869年2月曾隨著李仙得、必麒麟等人自打狗出發一直到恆春、射麻里與卓杞篤會面，並擔任李仙得與卓杞篤書面簽約的見證人。滿三德在1870年捐贈給倫敦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15件來自南部臺灣原民族的民族學文物（後1877年再捐贈四件北部原住民族群之文物）。如今其蒐藏品之圖像與資料也同樣都可於「大英博物館」網頁與胡家瑜教授在臺大的「海外博物館台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資料庫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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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李仙得與滿三德兩人的收藏，可以看出除了一件那個年代蒐藏家幾乎「人手一隻」的戎克船模型、一件碗型籐帽、牛角火藥罐以外，兩人的蒐藏品大致上沒有重複，而且就反映斯卡羅或南排灣群物質文化的角度來看，滿三得的收藏顯然比李仙得來的更全面，也更具代表性。例如在滿三得收藏裡就包括了幾件可能是斯卡羅或南排灣群的男士短衣、腰裙、繡花檳榔袋、頭帶，與銀片瑪瑙垂鍊，這些深具族群風的服飾在李仙得收藏裡可說完全付之闕如。而在武器方面，滿三得收藏則包括一把改裝前膛火繩槍、彈袋、火藥筒、鉛彈（上述可能屬同一組槍具，而且來自於原住民部落），還有一把完整且雕刻裝飾細緻的排灣／斯卡羅式長禮刀，該刀雖然不似李仙得蒐藏的人像刀柄那樣古樸神秘，但其風格形式無疑更接近我們理解的斯卡羅或南排灣群。

整體來看，李仙得收藏展現一種較「多元」的族群物質群像，以藏品的品相而言，似以清軍的部隊武器裝備較為罕見，臺灣原住民族收藏品除了一件人像刀柄較少見而精緻外，其餘則品相普通，尤其缺乏李仙得在臺曾頻繁接觸的下瑯嶠十八社或斯卡羅物質文化。相對地，滿三德的收藏則較全面地反映斯卡羅或南排灣群物質文化風貌，有些甚至接近到幾乎足以讓《斯卡羅》的觀眾以尋找「彩蛋」的方式，去比對哪件藏品是劇中哪個角色所穿戴使用服飾或物件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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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考李仙得與滿三得之收藏

本文並無意以揭露「彩蛋」的方式比附《斯卡羅》一劇裡人物服飾與器物如何對應博物館的歷史收藏，也不準備逐件分析描述李仙得及滿三德收藏品的個別內容與風格族屬，後者已經胡家瑜教授完成極詳盡而全面的解說與數位化，似也再無置啄的餘地。本文主要的關懷則是以作為整筆博物館收藏的角度來思考李仙得及滿三德收藏的意義。

為何是李仙得與滿三德──兩位19世紀來自美、英兩國的外交人員──而不是同時代的中國人，或是兩百年前的荷蘭人，在當時臺灣的公務之行中刻意收集物件並送至美、英的大型博物館裡入藏，留下那個時代臺灣物質文化的見證？以今日的視角回看，這些留在博物館幾乎被遺忘的百年前臺灣族群物質文化樣本，對我們理解過去臺灣歷史或今日臺灣處境又有何種啟示？

對於李仙得／滿三德來說，蒐集標本可以說是一種帶著時髦風味的智性活動，那個時代累積知識以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背後也不乏一種西方知識份子「搶救瀕臨文化」的使命感與懷舊情操，以及為自己的異國經歷憑添物質見證的虛榮，於公則此舉更可為母國的百科全書式博物館添增一塊世界角落的拼圖而留名青史。這是十九世紀以降「世界標本化，標本博物館化」的趨勢下所造成的結果。

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批判理論、新博物館學（或批判博物館學）、後殖民理論等後現代主義論述開始拆解、檢討並反省18、19世紀以降西方之異國收藏，與博物館異國標本呈現的正當性、合理性，以及背後所隱含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到種族主義、科學主義的視野，及其反映的西方知識與意識形態霸權權力結構。在此視野下，早期的民族學收藏，連同整個民族學的調查與蒐藏行為與背後的認識論基礎，都開始受到嚴厲的檢討與反省，存於各博物館中的收藏也因此被投射，甚至汙名化成為上述負面歷史過程的具體象徵，一些在博物館世界中若非應被遺忘，就是需要被轉型、解殖、甚至救贖的對象。  

從長期歷史趨勢來看，李仙得和滿三德的收藏，與任何那個時代所進行的博物館民族學式的異國收藏一樣，本質上無法完全自外於上述的負面歷史過程。但是把那個時代所有博物館民族學式異國收藏，都看成是西方知識霸權的物質反映，或是西方世界挪用他者的例證，也同樣犯了以偏概全的短視謬誤，同時也忽略了個別蒐藏作為一個特定時空環境下，特定人群間所進行的一種物質交換關係的反映。那麼李仙得與滿三德蒐藏時所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空環境？

單純以蒐藏的時空點而言，李仙得與滿三德之收藏，不論其內容完整與否，可能代表著歷史上對所謂斯卡羅四社物質文化的最後一瞥。數年至數十年後，當日本甚至戰後初期的田野調查者再度踏上恆春半島時，他們所面對並得以蒐集到的原住民物質文化，可能就與李仙得與滿三德身處的1860、70年代大相逕庭。其中主要的原因，除了傳統服飾器用等物質文化快速流失並「漢化」，也和該地區不再被劃入所謂的「蕃地」，而讓多數著眼於「異文化」的蒐集調查者不再將目光投注此區有關。

另一方面，不論《斯卡羅》一劇裡的描述與當時真實歷史情況有多大的差距，看過《斯卡羅》一劇的觀眾，應該都不難體會當時李仙得等人所處的1860至70年代的恆春半島上，帝國勢力鞭長莫及，而各種地方與族群勢力分立共存、時敵時友，彼此既競爭也合作之情況。或許我們可以視之為是一種「殖民邊區」（colonial frontier），但此情況更貼切地令人聯想起文化史學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其名著《帝國之眼》筆下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接觸地帶是殖民相遇的場所，地理與歷史上本來區隔的人們接觸到彼此並開始持續的關係。」

與其把接觸地帶看成一種具體的歷史情境，不如看成一個視野，在這種視野下的「文化接觸」，經常不是支配者通吃的全面同化，也不是一種線性的向「文明與秩序」邁進的進行曲，而是多向性的競爭互動，對話挪用。表現在物質文化上，則是廣泛的物質交換與挪用。對於李仙得和滿三德來說，部分的交換物質被轉化成博物學／民族學標本，再各自送回的博物館中編碼成為世界一個角落的物質代碼。而對於在地的臺灣人而言，不論是官、民，或所謂的「番」，李仙得等西方人不只是以一種「蒐奇」的心態蒐藏當地的物件，在蒐藏的同時也經常伴隨著不同程度的交易與交換關係，以取得武器槍枝、寶物奢侈品（琉璃、瑪瑙、銀幣）、藥品、地圖等現代性物件，也換得彼此的溝通。那是一個透過物質交換來進行溝通的世界，物質交換帶來的交流推動著歷史的進行。

因此，提出「接觸地帶」不只是想為李仙得與滿三德蒐藏時所面臨的時空環境提供背景的理解，同時提議以「接觸地帶」的角度去理解李仙得與滿三德蒐藏可能的意義。就像《斯卡羅》一劇讓當代臺灣人得以重新發現臺灣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不同的殖民接觸，這樣的視野也有助於我們將那些隨著時過境遷而埋沒遺忘在西方大博物館中的李仙得和滿三德收藏，再度被編碼進入當代臺灣的族群記憶裡。

註釋

註1 這句話是李仙得於1869年11月4日寫給國務卿T. C. Bancroft Davis的通牒中的用語，參見：費德廉（Douglas L. Fix）與蘇約翰（John Shufelt）主編《李仙得臺灣紀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頁54。

註2 李仙得蒐集的化石岩礦較完整清單可參見：《李仙得臺灣紀行》，頁85-7。

註3 參見：《李仙得臺灣紀行》，頁54。

註4 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藏品資料庫中，可能誤將Le Gendre的名字誤登為La Gendre，故搜尋捐贈者必須以La Gendre為名，才能找出李仙得捐贈的藏品。

註5 引自臺大「海外博物館台灣民族學藏品資料庫」：黃銅人形刀柄。

註6 鹿野忠雄調查排灣族故代流傳之青銅刀，指出有些部落只保留人形的青銅刀炳，作為祭祀之寶物。參見鹿野忠雄原著，楊南郡、李作婷譯，《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上卷），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頁172-174。

註7 根據John Shufelt 的〈李仙得略傳〉，1902年李仙得之子威利的寓所發生火災，燒毀了李仙得過去在東亞收集的文物與紀念物。見《李仙得臺灣紀行》，頁xc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