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因的詩意看生物藝術往文化多元性轉向的可能

2021年的林茲電子藝術節「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Life Art」這個獎項，是2019年才新增的獎項，也是從之前「混種藝術」（Hybrid Art）這個項目改變而成。它也是林茲電子藝術節的獎項中，主要給生物藝術、科學與藝術合作相關作品報名的項目。參與這個分類的許多作品都跟合成生物學、基因工程、生物科技等等有關。今年入選的作品中，有一件計畫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美國生物藝術家Joe Davis與巴基斯坦生物藝術家／生物工程師Sarah Khan的合作《Baitul Ma’mur: House of Angels》。

這件計畫的內容是要在一個大頭針上面保留住2,417億的天使。而這個概念的靈感來自於伊斯蘭藝術中重複的幾何圖形與阿拉伯書法的造型，並利用去氧核醣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簡稱DNA）訊息保存的方式去展示此概念。DNA分子可以透過以三個為一組的核苷酸（nucleotide）（註1），作為編碼的單位，平常生物可以利用這樣的編碼系統去合成出各種所需要的蛋白質，而這些不同的蛋白質就可以分工組成生物體中的一大部分。而藝術家利用這樣的編碼系統，把阿拉伯文「Subhan Allah（讚美上主）」這段文字，編寫進入DNA分子之中，同時利用DNA分子可以儲存大量訊息的特性，他們把天文數字般數量的「Subhan Allah」存進DNA中。之所以會這樣做的原因來自於伊斯蘭文化中的傳說：據說「Subhan Allah」不管是用講的、寫的或是被印刷出來的，只要不斷地被使用就會一直增加天使的數量。因此藝術家利用分子生物的技術，讓每個DNA分子儲存19.5次重複的「Subhan Allah」，並把這些DNA放置於0.75公釐大的大頭針上。大頭針上可以含有約1公釐的DNA分子，就可以創造出一個天文數字的數量的天使。而藝術家的意圖是希望透過混合藝術、數學、生物科技、精神性去對人類發出祝福，希望可以撫慰近年在疫情肆虐以及各種環境高速變遷的壓力之下生活的人們。

事實上Joe Davis早在1980年代，就在進行混合人類文化中的符號與基因科技的編碼系統的藝術創作。當時Joe Davis與分子生物學家Dana Boyd合作，把維納斯的符號編碼進入分子生物學的模式生物（model organisin）（註2）大腸桿菌（E. coli）的DNA中。這件名為《微納斯》（Microvenus）的作品也是世界上第一件以分子生物科技創作出的藝術計畫。Joe Davis更在2012年以同樣與分子生物學科學家合作的《細菌電台》（Bacterial Radio）拿到林茲電子藝術節混種藝術（Hybrid Art）項目的最大獎金尼卡獎（Golden Nica）。而基因科技在藝術創作的出現，或多或少跟當時生物科技發展的進程有關，在1980到1990年代，當時生物學家正發起了「人類基因體計畫」，嘗試透過跨國的實驗室的共同合作，去辨識出人類的所有基因序列。而當時科學家認為，有了這份完整的密碼序列，將有助於各種相關研究的突破，甚至是醫學上的應用。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的作品反應了科技藝術的歷史脈絡中，其藝術家作品與當時的科技發展都有著緊密的連結。而透過分子生物技術可以把大量資訊編寫進入DNA分子中，乘載資訊的載體可能從電子元件轉到生物體的可能，這也都指出了從某一個脈絡中，我們可以視生物藝術為數位藝術發展的一個分支。

2021年，生物藝術先驅者Joe Davis再次獲選林茲電子藝術節獎項的作品，則是使用了與30多年前的作品非常類似的分子生物技術。我認為比較有趣的部分，反而是在與伊斯蘭文化背景的Sarah Khan合作中，開始鑽研當伊斯蘭文化與基因科技碰撞時，可以發展出的新的生物藝術中的詩意。來自巴基斯坦的Sarah Khan本身是生物工程師也是生物藝術家，她同時有在大學教授生物科學與生物藝術相關的課程。其文化背景也成為了《Baitul Ma’mur: House of Angels》這件作品的關鍵，當阿拉伯文化與語言需要被編寫進入DNA分子中，勢必也必須要演化出一套自己的轉譯系統，而基因科技可以與世界上的多元文化融合並以藝術詮釋的方式誕生，對我而言是這個時代生物藝術可以開展出的文化多元性。以往這種作品的少見，事實上也反應了過去這幾十年生物藝術的發展，整體還是關注以歐美為主的西方世界的藝術家與作品。舉例來說，策展人William Myers在2015年出版的《Bio Art: Altered Realities》，他列舉了他認為具代表性的生物藝術作品，挑選的大部分的藝術家都來自西方世界。在亞洲一些行之有年的生物藝術組織或團體的作品，像是印尼的Life Patch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metaphorest都沒有出現在其中。書中少數的非西方藝術家則大多畢業於歐美的藝術學校，或是收錄他們在西方世界發表的作品。因此，我也在思考《Baitul Ma’mur: House of Angels》這類非西方文化的生物藝術作品，如果有一定量的出現之後，是不是有可能會有一個領域發展上的轉向呢？

2021年6月林茲公布今年的得獎名單之後，七月我聽了新加坡／印尼藝術家黃晨唅（Boedi Widjaja）的線上演講「DNA and Ancestral Memories ─記因・基憶」中，藝術家介紹了他的三部曲計畫《A tree talks, a tree walks 梧桐語．菩提徑》、《A tree rings, a tree sings 樹齡°述鈴》與 《A tree heaves, a tree leaves 遙．葉》。在這個系列作品中Boedi Widjaja與遺傳學家Eric Yap教授合作，將自己的Y染色體DNA、梧桐樹的DNA（梧桐是藝術家的祖父的名字）以及一段被編碼的文本合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混合人、植物與詩歌的混種DNA分子。藝術家在這個作品中，希望可以去透過這個混種基因，去思考與反應他的祖父從中國遷徙到印尼，以及自己從印尼移居到新加坡的這一系列的散居之旅。

在這系列的作品中的第一步曲《A tree talks, a tree walks 梧桐語．菩提徑》，Boedi Widjaja將易經卦繪、 Hanacaraka（爪哇古文字）編寫進入DNA分子之中。此外，在這個系列的其他作品裡面，他也進行了應用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推測圖像和聲音的遺傳，並做了DNA分子的聲化實驗。最後，他正在進行的創作研究，則是以族譜來思考散居社群的相關研究，像是如臉部的標誌、膚色和血統等等外部可見的特徵的遺傳預測。其中Boedi Widjaja所進行易經、Hanacaraka轉換成DNA分子的密碼系統建立的部分，讓我想起了Sarah Khan的《Baitul Ma’mur: House of Angels》中伊斯蘭語言與基因的轉譯系統。對我來說，這些藝術家從自身的文化背景出發，在分子生物科技與文化的交融與互動之中，醞釀出了不同的基因詩意。而這些經過藝術詮釋轉化後的生物藝術成果，是過往筆者在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藝術與科學合作」的相關研究與發表中很少見到的。

Boedi Widjaja的演講是由新加坡策展人鄧富權與來自台灣的製作人朱筱琪，所共同策劃的「BIO:ART SEA:T – Bio-Art X Southeast Asia – Taiwan」生物藝術東南亞與台灣交流計畫其中的一個部分。這個交流計畫邀請了五組藝術家參與，包含了Tuan Mami（越南） 、 Boedi Widjaja （新加坡／印尼）、陳業亮（Henry Tan，泰國）、雜草稍慢（Weed Day，台灣）以及筆者本人。除了藝術家發展各自己的創作計畫之外，彼此也會嘗試交流合作，而該交流計畫也規劃了一系列的線上講座、線上展演發表與可能的實體發表。一系列活動從2021年的6月開始陸續展開，將會持續到2021年的年底。

這些從非西方文化自然生長出的生物藝術相關作品，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在反應近年全球對於文化多元性的關注。尤其在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停止亞洲仇恨」（Stop Asian Hate）這些社會運動後，這些長期系統性的種族問題，逐漸在全世界發酵。在我自己的觀察中，藝術與科學的合作也或多或少受到影響。這也讓我們有機會可以發現，更多來自不同文化對於基因工程、生物科技等等前端生物科學的看法跟觀點。當這些具爭議性的生物科技與不同文化、宗教對話後，產生出來的衝突或是協商勢必也將開展出不同的詮釋方法。談論基因相關議題的生物藝術作品最常討論其背後的倫理爭議，而不同語言、文化與宗教可能也有不同的倫理觀，這意味著如果只有西方世界的作品，我們也就看不到其他族裔、文化可能發展出的觀點。然而，這樣多元文化性的轉向是否可以開花結果，似乎仍需要創作者們持續的努力，同時也需要能夠有足夠的勇氣去說出自己文化的故事。

註釋

註1 核苷酸（nucleotide）是核酸的基本組成單位。核苷酸中可以依照含氮鹼基的不同分為五種：腺嘌呤（A）、鳥嘌呤（G）、胞嘧啶（C）、胸腺嘧啶（T）和尿嘧啶（U）。不同種類的核苷酸可以構成去氧核糖核苷酸（DNA的單體），或是核糖核苷酸（RNA的單體）。

註2 模式生物是指實驗室常用的生物，一般來說科學家對模式生物通常已經非常了解，因此適合用來作為實驗的對象。根據從這些生物所得到的科學研究成果，可以被歸納出一些涵蓋許多生物的模型，並可以應用在各領域的研究之中，例如：果蠅、阿拉伯芥、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