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盡天涯離別苦 伯格曼與哈同的時代、愛情與藝術

展覽中，策展人一方面強調出藝術家二人其創作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將他們彼此的藝術實踐，視為對方思考藝術與實踐的互補、映照。

閱盡天涯離別苦

二人的青春浸淫在充滿夢幻泡沫與前衛思潮的1920年代。於1929年在巴黎相識，他們在黃金年代的終曲時結婚。1929年10月底的華爾街股災終結了咆哮的19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瘋狂歲月」（années folles）。但熱愛旅行的兩人在婚後，依舊駕車遊歷歐洲包括法國南部、德國、挪威和布拉格等地，甚至在西班牙梅諾卡島（Menorca）上親手建造了一座房子，渾然不覺法西斯的烏雲，逐漸籠罩於歐洲大陸。1937年，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權的確立，長期蕭條的經濟陰鬱，讓敏感的兩個藝術家在個人心緒與大環境的陰霾裡分離。在所謂的大時代裡，生命不過就是一個選擇，或去或留，而哈同和伯格曼選擇離去。

分開的兩人，在亂世開始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伯格曼展開了義大利「大旅行」，與考古學家克里斯蒂安．朗格（Christian Lange）一起研究幾何、黃金比例、宗教史，深受文藝復興時期安傑利科修士（Fra Angelico）與拉溫納城（Ravenna）馬賽克的啟發。戰爭時期亦出版了插畫書《地中海的圖里德》（Turid i Middelhavet），並開始實驗金屬箔的運用，其後成為其標誌性手法。哈同則選擇作為志願者加入法國外籍軍團參與戰爭，也因此留下了身體的殘缺。

1952年3月9日，在分離15年、度過了戰爭之後的兩人，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安排下，哈同和伯格曼在巴黎重聚，並再次相愛。或許王國維的《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莫。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最貼切地描繪了兩人的久違重逢。哈同和伯格曼的愛情重來應和了「人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而兩人的藝術也在此時，開啟了全新的篇章。

大成若缺

武俠裡有所謂「大成若缺」，因為缺憾才能讓一個人深思與進步。動盪的時代，流離的浮生乃讓伯格曼再一次遭遇失敗的婚姻，而哈同則因戰禍而導致身體的殘缺，遑論顛沛流離中的心理傷痕。

這些大環境給出的「缺憾」，讓伯格曼的創作朝向了自然所帶出的精神、超越性。伯格曼深受挪威的峽灣、山脈、北極光等等根植於自然與宇宙的純粹抽象，藝術家將自然元素在幾何數學中提煉成最基本的形式、顏色與光線。透過幾何形狀，如矩形、圓形、三角形，來象徵大自然的基本結構，而金屬箔（如銀箔、金箔、鋁箔）和礦物顏料所創造出的獨特質感和光澤，則讓畫面產生流動、閃爍，宛若真實的光線在作品上遊走，構成了其畫作的神秘感和永恆感。

猶如同樣出身於北歐瑞典的西方首位抽象藝術家希爾瑪．艾芙．克林特（Hilma af Klint，1862-1944）一般，伯格曼那融入北歐神話元素、金屬流光的幾何抽象的自然和宇宙，蘊含著深刻的宗教精神性與超越性。藝術家將抽象的形式與對自然和宇宙的冥想結合，引導觀者進入一個超越物質世界的精神空間。其「地平線系列」（Horizons）以一系列描繪地平線的作品，簡單的幾何分割將畫面分為天地兩部分，充滿了寧靜與遼闊感。「銀色星球」（Planète Argent）中，作品畫面常以閃爍的圓形銀色或金色球體為主，象徵宇宙中的星球，極具科幻與神祕感。而「石頭系列」（Pierres），則將石頭的堅實感和原始力量抽象化，展現大自然永恆不變的本質。

儘管身為戰後歐洲的重要女性抽象藝術家，伯格曼卻拒絕「女性藝術家」的標籤，堅持獨立創作，卻也因此長期受到忽視。直至藝術史研究轉向著重於性別研究與對抽象藝術的重新評價，她的作品方獲得重新評價並奠定了其在全球抽象藝術史中的地位。

相較於伯格曼的幾何特質，哈同的抽象更像是一幅幅的詩意書寫，其創作更聚焦於探索線條、筆觸和動感的純粹力量。相較於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直覺性追求，哈同在歐洲開創了獨特的抒情抽象風格，對戰後歐洲藝術界產生深遠影響。哈同深信藝術應該直接表達內在的心理狀態和情感衝動，而非描繪外在的現實。他的作品強烈依賴身體的動作，他常以極快的速度揮舞畫筆、噴槍或刮刀，在畫布上留下充滿張力的痕跡。

藝術家喜歡使用刮擦或噴濺等技法，讓顏料在畫布上呈現出充滿活力的紋理和痕跡。這些線條和筆觸，彷彿是藝術家當下的情緒、能量和節奏的直接體現。與此同時，哈同大膽地使用工業噴槍、刮刀等工具，以前衛、實驗性的創作技法，不僅協助藝術家拓展了繪畫的創作媒材和可能性，也促使藝術家的風格得已持續演進與保持活力。儘管藝術家的創作生涯橫跨數十年，但哈同的風格依舊持續演進，即使在晚年，藝術家依舊在輪椅上進行噴槍創作，展現出驚人的創作熱情和生命力。

在哈同的創作中，他使用了一套個人的編目系統來分類其作品。諸如H、P、T等，後面再接續一串字母。他的創作風格多變，一系列壓克力或油彩創作，以強勁、充滿動感的筆觸、線條為核心。而晚年以噴槍噴灑出充滿張力的色塊和線條，色彩鮮豔且充滿活力。哈同另有許多作品都以「無題」（Untitled）命名，反映了他對作品的另一面思考。他認為作品本身就是語言，無需文字解釋。這些作品常以狂野、密集的線條或刮痕構成，呈現出混亂又和諧的美感。

身為歐陸抒情抽象（Lyrical Abstraction）和塔希主義（Tachisme）的先驅（註1），哈同這位德裔法國畫家，通過動感、速度與強烈的情感表現，開闢出不同於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歐陸戰後抽象繪畫。畫布上那些藝術家以身體運作所留下的「行動的痕跡」，不僅充滿即興感並且也是飽含藝術家能量的視覺美學紀錄。

逸脫眼前現實的美學之路

戰後的歐洲與歐洲人的精神狀態，或許可以德國藝術家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於1940年至1942年間創作的超現實主義畫作《雨後歐洲II》（Europe After the Rain II）說明。在這幅畫作中，藝術家描繪了一個荒蕪的、末日般的歐洲景象，作品以超現實主義風格呈現了二戰後的毀滅和混亂。《雨後歐洲II》不僅反映了恩斯特對戰爭的焦慮和對人類文明脆弱性的思考，更精確地捕捉了當時歐洲瀰漫的恐懼和不確定氛圍。

從戰後「荒原」的狀態（註2），回望伯格曼與哈同的抽象創作，似乎更容易去捕捉兩位藝術家朝向抽象創作的潛在。一方面兩人的抽象藝術緊密地交織著個人命運，從而成為了創作者以視覺創作進行個人存在的哲學性探問。另一方面，抽象給予了藝術家得以將眼光望向歐洲荒原外更為遼闊的領域。自然、宇宙給予了伯格曼的精神得以昇華，並且也得以超越戰亂所構成的靈魂創傷。相較於此，哈同的作品更像是悲劇文學的筆觸與吟唱，流瀉出那無以言喻的疼痛。兩人的抽象交織著藝術家對於個人存在的哲學性探討與審美超越，從而，作品成為了藝術家自身與觀者的癒療，當凝視作品時，觀者得以跨越那個不忍卒睹的「荒原」歐陸，朝向一個更為深刻省思與尋找自我存在的歷程。

大時代裡的去留，顛沛裡的抉擇乃至於重逢後的相依，伯格曼與哈同的藝術，既是兩人對於荒原的逸脫，也是攜手跨入精神性追尋的證明。兩位藝術家，突顯了藝術創作如何療癒戰爭創傷並連結至宇宙。

註1　 斑點派（tachisme），亦稱塔希主義、斑點主義、滴色主義，是在法國興起，1940年代和50年代流行的藝術流派。此派名字來自法語的tache，意指「點」。斑點派著重色點和色塊，並認為顏色是色澤偶然著色到畫布的。作品中多突顯即時著色的色澤或像書法的快筆。

註2　  《荒原》（The Waste Land）是英國詩人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921年的作品。《荒原》宣示著一戰後西方文明的危機和傳統價值觀念的失落，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理想的幻滅和絕望。

專訪藝術史學者暨哈同–伯格曼基金會（Fondation Hartung-Bergman）總監湯瑪斯．施萊瑟（Thomas Schlesser）

《典藏．今藝術＆投資》（以下簡稱典藏）：漢斯．哈同與安娜–伊娃．貝格曼這對在藝術史與人生軌跡上都極其獨特的夫婦，他們的遺產以基金會的形式並肩共存。作為同時肩負兩位傑出藝術家遺產的機構，哈同–伯格曼基金會（Fondation Hartung-Bergman）的核心使命是什麼？這個獨特的「雙重遺產」概念，如何引導你們的營運與展覽策略？

湯瑪斯．施萊瑟（以下簡稱施萊瑟）：首先，必須先想像這座基金會的遺產是多麼地優美且令人感動。它是一棟位於蔚藍海岸的大宅邸，有著保存完好的工作室、一片橄欖園，以及一個在藍天下氣勢非凡的泳池。這份遺產促使我們去珍視一段記憶、一種真實的美學感受，甚至可以說，是珍惜一種最貼近日常生活的生命感受。哈同－伯格曼基金會其實不是一間美術館，更像是一棟房子：一棟承載著烏托邦理想與珍貴回憶的居所，處處都留下了歲月的痕跡。

典藏：哈同與伯格曼在藝術語言上存在相當差異，卻源於一個共同的情感基礎。從基金會的藏品中，您如何看待這兩位藝術家在風格上的對比？他們截然不同的藝術語彙，是否在更深層的精神或哲學層面上有著共通的連結？

施萊瑟：哈同與伯格曼的藝術歷程中，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儘管他們在生活中極為親密—從1929年至1937年，以及1952年至1987年都長居一處—兩人卻始終維持著根本上的獨立性。哈同的藝術充滿了抒情、恣意揮灑且富有手勢感，而伯格曼的創作過程則顯得更為內斂冷靜，較少依賴身體直覺。他們兩人的藝術都獨一無二，原創性極高。然而，他們的作品卻透露出許多共通的關懷：對於形上學、宇宙、科學的著迷——而最關鍵的是，他們都抱持著極為嚴謹的態度，以及對身為藝術家之意義毫不動搖的尊重。

典藏：相較於哈同在戰後歐洲抽象藝術中的崇高地位，伯格曼的作品在歷史上曾被低估，直到近年才逐漸被重新發掘。您認為過去大眾對伯格曼的藝術存在哪些誤解？基金會又是如何透過研究與展覽，系統性地重塑並凸顯她的獨立藝術地位？

施萊瑟：伯格曼在世時所獲得的認可，無疑比哈同少得多，也沒那麼強烈。然而，若說她是一位完全被忽視的藝術家，那也不盡然。在她生前，她就已經贏得了重要評論家的尊重，例如對她評價甚高的米歇爾．瑟佛爾（Michel Seuphor）。儘管如此，伯格曼的藝術生涯仍受到幾個因素的影響：她身為一位著名藝術家之妻的身分，儘管哈同本人從未試圖掩蓋她的光芒；她是挪威人，而她的國家在歐洲藝術圈中長期被視為邊緣；最後，則是她作品主題的性質。從1970年代起，尤其是在1980和1990年代，藝術界的的主流價值偏向享樂主義、青年文化、挑釁和顛覆。相較之下，伯格曼的作品則深刻地朝向神聖、靈性、莊重以及自然的力量。這讓她的作品與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興起的藝術風潮，必然產生了扞格。

典藏：兩位藝術家都以其獨特的創作媒材和實驗精神著稱，從哈同的噴槍到伯格曼的金屬箔，他們的技法革新，是其藝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金會如何保護和修復這些使用特殊材質（如金屬箔、礦物顏料）的作品？在技術層面上，這是否帶來了獨特的挑戰？

施萊瑟：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如何保存這些使用如此多樣化技術創作的作品。當人們想到伯格曼時，會立刻想像到金屬箔片—金箔或銀箔—的脆弱性，這自然需要在展覽條件下給予最謹慎的呵護。然而，這兩位藝術家的一大優勢是他們在技術上都受過極佳的訓練。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對傳統工藝的重視程度如此之深。我們可以從他們圖書館中留下的許多痕跡得知這一點—書籍和筆記反映出他們對於如何讓畫作經久不衰的最佳方法所具備的知識和好奇心，其中包括馬克斯．多爾納（Max Doerner）的經典著作《畫家的材料及其在繪畫中的應用》（The Materials of the Artist and Their Use in Painting）。因此，從基金會離開展出的作品，總是狀態極佳。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兩位藝術家有意地在作品中留下一些粗糙的痕跡或細微的「意外」，因為他們不喜歡那種純粹裝飾性所帶來的矯揉造作的舒適感。在一片光潔的表面上，或許會有一小塊棕色區塊，或甚至是一根嵌入顏料中的畫筆刷毛—這些都是作品創作生命的一部分，尊重它們至關重要。正是這些不完美，賦予了一件藝術品生命力。

典藏：這段充滿離合的人生，不僅僅是個人情感的寫照，更是反映了他們各自藝術生涯的轉捩點。他們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與後來的重逢，對彼此的藝術創作產生了什麼樣的具體影響？您認為這段關係的起伏如何具體地反映在他們的作品風格或情緒中？

施萊瑟：針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相當生動的軼事。他們的圖書管理員兼檔案員瑪麗．安德拉（Mari Aanderaa）於1958年開始與他們共事，她回憶道，有時安提布（Antibes）別墅裡的氣氛會變得沉重，因為兩人經常會陷入無法創作的低潮。有趣的是，她補充說，通常都是伯格曼率先重新投入創作，並藉此重新點燃哈同的創作熱情。她確實是重新喚醒創作動力的關鍵人物。一位藝術家的人生充滿起伏是很常見的：一段時期的高產創作之後，往往伴隨著一段靈感枯竭的時刻。

例如，我們知道當哈同在設計安提布大宅的藍圖時，他便無法同時兼顧規律的繪畫創作。不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伯格曼的藝術生涯有兩個重要的分水嶺：第一個階段直至二戰前，她的創作專注於素描和諷刺漫畫；之後，她進入了一個她自己稱為「抽象藝術」的連貫創作體系—這個階段的作品中，再也見不到任何人類形象。至於哈同，他的創作軌跡則像一個有趣的循環：1922年，他在廢紙片上畫著小小的水彩斑點，而67年後的1989年，他又再次創作這類作品，只不過這次他改用大型的園藝噴霧器，在一些甚至是巨幅的畫布上噴灑出巨大的顏料流。

典藏：哈同和伯格曼曾經一同創作過作品嗎？您如何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或合作？

施萊瑟：哈同與伯格曼在作品上從未有過任何實質上的合作，他們在各自的作品中始終保持獨立性。不過我想強調的是，他們一生中互相贈送畫作的習慣。有些作品甚至在背面寫有收禮人的名字，例如，一張伯格曼親筆簽名的畫布，背面可能寫著「Hans」，這代表這幅畫是屬於哈同的。在布拉格藝術館舉辦的「我倆長相依」展覽中，我們探討了這種習慣，並發現這些禮物絕非只是尋常的紀念品。

例如，哈同曾將他1950年代一些最傑出的作品贈予安娜-伊娃—那些畫有氣勢磅礴抽象圖案的大型畫布，如同麥穗、火焰的閃爍，或是棕櫚樹的迸發。這些作品原本可以在市場上賣出高價，至今仍是備受追捧的珍品，儘管我個人認為，這系列作品相較於他其他大膽的創作，風格更為古典。然而，它們之所以能一直保存在哈同－伯格曼基金會的典藏中，正是因為它們是兩人愛情的禮物。這種贈畫習慣非常感人，據我所知，在其他藝術家伴侶中，幾乎沒有能達到如此規模的例子。

典藏：您如何看待哈同－伯格曼基金會對當代藝術界的意義？在數位化時代與全球性視野下，基金會未來有什麼樣的規畫，來讓這兩位傳奇藝術家的遺產持續發光，並啟發新一代的創作者與觀眾？

施萊瑟：從2022年起，我便著手為哈同－伯格曼基金會擘劃一個極具野心的方向，主要圍繞著兩大核心目標。首先，在數位浪潮席捲而來的今日，我們反其道而行，專注於保護這份珍貴遺產最「物質」的一面：除了我們館藏作品的動人美感，也包含他們的工作室及原始工具，甚至可以說，是這裡樹木的生命力，乃至於他們曾經呼吸過的空氣—儘管這聽起來或許有些戀物。

另一方面，我也積極建立一個真正的研究中心，特別是以我們的檔案與龐大的數位資源為基礎。我堅信，當今的技術發展，即使是最令人畏懼的人工智慧，都為人文學科，尤其是藝術史，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契機。我希望基金會能在這個領域扮演先鋒的角色。歡迎所有有志者加入這場非凡的冒險，這不僅將繼續傳承哈同與伯格曼的故事，更將透過他們，探討20與21世紀整個抽象藝術的歷史，甚至展望更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