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讓我們姑且回到歷史，看看劇場構作在德國是如何成形的吧。Dramaturge一詞最早出現於18世紀戲劇理論與劇作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著作《漢堡劇評》（Hamburgische Dramaturgie），當時被劇院聘僱的他，主要職責是與大眾溝通戲劇（特別是劇作）的審美方法。此時的劇場構作功能，更近於為戲劇理論與觀眾之間構築橋樑。19世紀起，愈來愈多德國劇院有專屬的劇場構作，他們的職務也從學術性的評論者變成文本編創者，但從文字╱語言的角度涉入劇場仍是不變的。
進入20世紀，德國劇場構作的角色越發多工，從單一製作的經典文本翻譯、刪修，新文本的編創、分析，與非文本優先的導演╱編舞家共同發展創作素材、結構，還包括製作節目冊（裡頭多是演出相關的研究內容和理論陳述）、進行演前導聆，更大的面向則是參與劇院整個劇季節目的組織、決策等，乍看劇場構作的工作涉及創作、推廣、教育、製作，卻不是發散無焦點的包山包海。劇場構作一角，與德國人視劇場為「跨階級的溝通空間」、「肩負社會文化的教育功能」有密切的關連，更與德國人著重理論思辨的傳統密不可分。劇場構作所要「構作」的，不只是作品內部的結構，更要作品與當代社會的結構，以及作品與歷史（包括社會史與劇場史）的結構。
以文本、文學、理論為專業的劇場構作者，在德國劇場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為德國觀眾與創作者皆重視「劇場和此時此地的連結」，而劇場構作正是據其專業，為作品詮釋出縱向與時間、橫向與空間的連結。一如劇作者從文字語言的角度提出對劇場的思考與詰問，這些角度不同於導演和表演者的視角，卻都能使一個作品層次更多元、結構更扎實。
在工作坊中，萊普奇多次提醒劇場構作「不要讓自己陷入於文本工作╱理論中」，這或是受到傳統劇場構作訓練者的弊病，但是，當此一角色現身於台灣劇場，或許我們該思索一種反向路徑的可能：讓作品在發展中多一點思辨如何？用文本的邏輯來檢視作品結構會如何？把作品放在一個更宏大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脈絡中審視會如何？讓作品的結構與此時此地交織出一幅更龐大的時空結構，會如何？
如此，劇場構作或能在台灣劇場成為必要的存在，他╱她能做的，或許比擔任另一雙眼睛更多。
Dramaturge 在台灣劇場之必要？
相較於劇場體制發展悠久、分工嚴謹的德國，台灣劇場制度、分工雖未盡完善，在萊普奇看來卻充滿彈性和自由空間，這個條件對引進劇場構作來說或許是正面的，或許也是他選擇以劇場構作的「本質」與「實作」而非方法論做為工作坊內容的理由；然而，知道劇場構作可以是溝通者、聆聽者、建議者，可以提供研究資料、創作素材，可以編創、分析文本，可以與劇院藝術總監共同決定演出節目……能做的多如牛毛，但我仍無法確知：將這個德國角色擺進台灣當代劇場，是否真的合適？
Dramaturge 在台灣劇場之必要？(下)
鄒欣寧( 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