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進站了，工人離開了。故事總是由火車進站開始。一班列車在影片開頭駛過加州市鎮的平交道，使得黃孫權的《個人計算機與反文化》遙遠地呼應了電影史上最早的影片之一，盧米埃兄弟（frères Lumière）1896年的《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這對玩心很重的資本家兄弟扛著攝影機到大街小巷，到月台和港邊，擁有的是一份把全世界製作成型錄的熱情。然而，一個半世紀過去，幾乎所有的街景都已被拍攝，人們尚未抵達的，總是已經被製作成型錄的月台和港口，世界好像已經無可發現。那個在浪漫主義和印象派繪畫中被火車衝破的世界，現在以更快的速度閉合。
於是，黃孫權展開了「文化與技術三部曲」拍片計畫，第一部曲開場的那班加州列車，正是連結了矽谷和舊金山，網路科技要塞和嬉皮發源地。返樸歸真的嬉皮和高科技的白領菁英貌似很不搭嘎，其實他們分享了同樣的意識形態，也就是透過信息的自由流通，來削弱國家的管制。結果，雙方從1970年代起，逐漸被整合在一個由認知科學家、計算機工程師、遊戲開發者所組成的「虛擬階級」裡，共同晉升上流。就這樣，崇尚集體自由的嬉皮，最後回歸到美國開國時，崇尚經濟自由的企業家精神。巴布魯克（Richard Barbrook）和卡梅龍（Andy Cameron）在1995年的文章中，將這個高科技與拓荒、反政府與超級國家的怪異混合體，稱之為「加州意識形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無論是黃孫權還是《加州意識形態》的兩位作者，都沒有提到「歷史終結」這個用來形容美好的未來已經實現，歷史再也不會推進的詞語。不過，相較以往從政治秩序去證明什麼是最能保障民主自由的終極體制，他們更直接地觸摸這股進步的興奮感在當代的來源：網路科技。並且，黃孫權又比巴布魯克和卡梅龍更進一步，因為他不滿足於高談意識形態，而是踏進那底下的真實之地。
意識形態裡的真實地方
的確，我們通常只知有「加州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裡的「加州」又是什麼呢？黃孫權及其拍攝團隊走的是一趟反向的旅程。大多時候，我們操弄帶有地名的詞語，卻很少有人像他們一樣，走進詞語內部的真實地理。從這個角度說，黃孫權是以地理學方法從事技術史研究。
不，說地理學是一種「方法」，對於反思數位技術而言，說得不夠。抵抗日常生活被過度虛擬化的通俗方案，經常是叫你跟朋友多碰面、去爬山、學做菜這個級別的「回歸現實」。但更重要的是無論多虛擬的世界，都是在一個具體的空間，以及空間和空間連結成的生產關係裡被製造的。因此，只有回到那裡，才能對焦真實的歷史，然後找到技術本身並不許諾的出路。地理學是突破歷史終結的戰略。
只有親身走一遭，才能知道「加州意識形態」並不是加州的，而是屬於舊金山、矽谷、史丹佛和柏克萊兩所「冷戰大學」圍繞著的灣區。從反戰、反文化、過公社生活的這一頭，到計算機研究中心和藥物實驗室都受到軍火工業牽連的另一頭，相隔不到一百公里。這是一個過度擁擠的樂園，若有所謂意識形態，其「形態」也不會是平坦光滑，而是坑坑疤疤的，嬉皮、工程師和企業家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勢必留下許多痕跡。
比如影片採訪了自由公社（Libre）的創始成員，老嬉皮弗萊明（Dean Fleming）。公社不是度假村，所以他們都住在遠離城市、不易到達的荒野，拒絕觀光客，歡迎朋友。為了在不毛之地上長出一整個聚落，公社規定每位成員都要自己蓋房子，並且要蓋在其他房子的視野之外。關於這一點，黃孫權緊緊剪接了傳播學者特納（Fred Turner）的批評。
他指出，1960到70年代美國的公社浪潮中，布蘭德（Stewart Brand）創辦的《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提供了一份實用的知識型錄，從生態學到鐵架焊接無所不包，後來被賈伯斯（Steve Jobs）譽為Google的先驅。然而，《全球概覽》及其助長的公社潮，實際上完美體現了軍事工業的夢想，也就是將人改造成電腦一般純技術的存在，符合政治利益地對政治保持冷漠，符合商業利益地對自由充滿嚮往。
矛盾的是，影片並不因此給人否定老嬉皮的感覺。鏡頭裡裡外外欣賞著那棟像飛行船一般的自造家屋，以及那些在夢想中衰老的臉，反倒令人覺得，有時候，力量並不來自分析上的正確，而是來自懷抱著希望努力活過。自由公社的老嬉皮並非意識形態的犧牲者，他們並不活在一個製作成型錄的世界裡。相反，他們剛好是在反文化被一個個的，從迷幻葯、搖滾樂到社群媒體都成為商業文化的圖樣時，堅持這些過時的理想仍然可以實踐出一種不算太錯的生活。
這並不是說，老嬉皮的理想就足夠對付新世界。而是說，要認清加州意識形態已然透支，就必須離開加州，踏上更大規模的地理移動，到深圳去。
工人何處去？
第二部曲《世界工廠》開頭的一個畫面，工人在黃昏中走出廠房車間，一樣呼應了盧米埃兄弟的《工廠大門》（La sortie de l’usine Lumière à Lyon）。不過，在深圳下班的工人身上，完全沒有黑白影像中，里昂工人下班的那種整個人活過來似地步態輕鬆。相反，影片講述的是深圳電子廠裡的工人，如何在高強度、低技術含量、吸入有毒粉塵、宿舍被攝影機全面監控的工作環境底下，身心崩潰，甚至自殺的故事。最有惡名的例子是2010年連續17位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的「連環跳」事件。現在情況更糟了，都不用自殺，當派遣工、睡在人力市場外街道上的大神們，一年就餓死好幾個。這一次，工人離開了，就沒再回來。
顯然，從舊金山到深圳是一趟諷刺的旅程。深圳電子廠裡的勞工，用最原始的身體勞動，為包括矽谷在內的全球科技公司提供零件，為包括舊金山嬉皮在內的數十億消費者提供電子產品；但無論是工程師或公社的烏托邦計畫裡，從來就不包括這群勞動者。加州沒有廉價勞工，深圳沒有嬉皮。怎麼辦？有意思的是，黃孫權的批判並不指向全球不正義，而是指向文化。
就像自由公社的例子，因為有了反戰和反文化運動，美國的通訊技術才不會被矽谷的新自由主義所霸佔，至今還能和反抗資本化的社會生活形式保持一點接觸。同樣的，在中國大陸，因為有社會主義文化的民眾教育傳統，當1990年代末引進蘋果電腦時，才被改造成小康家庭讓孩童學習的「學習機」，而不是等待富人消費的高級品。
回到「歷史終結」的主題上，換句話說，雖然電信技術的革新開創了新時代，但是如果我們在進步的先端上興奮太久，沒有意識到相繼而來的新問題，那麼，創新的技術就會立刻終結歷史，我們在未來的前景上看不到解決方案，興奮立刻轉為憂鬱。而文化帶給我們的，正是解決問題的想像力，供給人們持續創造歷史的動力。反戰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都曾經幫上忙，但現在都不夠用了。於是，深圳工人除了在電子廠和自殺、派遣公司和餓死之間徘徊，不知還能往哪裡去。擴大來說，如果不能創造新的技術文化，除了加入這群在歷史終結點上徘徊的幽靈，我們也無處可去。
臺灣的國族憂鬱
「文化與技術三部曲」的最終章《矽島》還沒拍完，它將把臺灣放進這個戰後世界宏大敘事的最終章。本來，在鄭慧華和謝豐嶸在新北美術館策展的「基進城市」首映再好不過，結果只以一場前期研究的講座代替。
黃孫權說，許多關於韓國、菲律賓、臺灣的第三世界研究發現，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不是宗教革命或產業革命，而是國族主義。這令人聯想到，近期讓全臺民眾熱血沸騰的《造山者：世紀的賭注》就是絕佳例證。順著前兩部曲看下來，那麼問題就會是，臺灣有沒有能夠超越國族主義的文化？若沒有，我們就會一直卡在「為臺灣喝采」的歷史終結點上，並陷入除了親美抗中的準戰爭狀態，就沒有更好的選擇的民族憂鬱裡。技術史中的臺灣也是興奮而憂鬱的，不知道黃孫權會怎麼拍？
我也好奇，火車進站，工人離去，接下來《矽島》開頭的畫面會是什麼？與電影史互文，使得「文化與技術三部曲」不僅關乎科技產業，也反身地暗示著電影本身的文化與技術。套用黃孫權「文化為技術尋找活路」的史觀，也可以說，正是歐洲資產階級不無獵奇心態的旅遊文化，讓今天持攝影機的人還是對於網路世界以外的邊境感到好奇。否則，影像技術很容易陷入對技術的崇拜，去歌頌晶片、軍事武器或變形機器人。
電影成為美化主流政治的工具已經很久，電影在數位資本主義時代如何形成新的文化抵抗運動，則才剛開始。黃孫權連結三地的公路旅行，最後要到臺灣來尋找抵抗的可能，令人期待。即便找不到路的公路電影還是可以很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