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天堂的風暴： 戰後班雅明、保羅克利與柏林的歷史天使

今年（2025）5月8日正是二戰在歐洲大陸停戰後的80週年。為了持續思考這場戰爭與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所帶來的影響，德國博德博物館（原凱撒・腓特烈博物館，Kaiser-Friedrich-Museum）特別從以色列博物館調借一幅保羅克利（Paul Klee）的水彩《新天使》（Angelus novus，1920），到柏林展示。

之所以要在這個時間點展示這幅畫，其實是因為這幅畫跟二戰歷史有一段緊密的連結。而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與其在二戰的際遇都和此畫脫不了關係。班雅明曾是這幅畫的收藏者，甚至曾掛在他柏林的公寓多年，並伴隨他在納粹奪權後到法國流亡的生涯。在他生前未完成的著作《歷史哲學論綱》（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班雅明有一段話關於此作：

有一幅克利的畫，名為《新天使》。

畫中描繪著一位天使，看起來像是正準備離開某個他凝視著的東西。

他的雙眼瞪大，嘴巴張開，翅膀伸張著。歷史的天使就應該是這個模樣。

透過班雅明的寓意，《新天使》因此變成了「歷史天使」的經典形象。博德博物館投身張羅在柏林有天使樣貌的藝術品，特別是那些對納粹極權主義與二戰有「記憶」的作品。這些「天使」們有的是在戰爭期間被破壞的藝術品，有的是戰後的影像紀錄，以及思辨戰後社會變遷的電影等。這些作品都被展示在博得博物館的特展「歷史的天使：戰後80年的班雅明，保羅克利與柏林的天使 」（Der Engel der Geschichte: Walter Benjamin, Paul Klee und die Berliner Engel 80 Jahre nach Kriegsende），它們就像是班雅明「歷史天使」的after life，持續回溯、記憶、哀悼、批判這段不停被重演的歷史。

徘徊的天使

展覽裡一件值得注意的動態影像作品：溫德斯（Wim Wenders）所執導的《慾望之翼》（Der Himmel über Berlin，1987年）。原作是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劇情片，在此展播放的是經過特殊剪輯的短片版。此版本主要聚焦在兩位天使Damiel和 Cassiel具有表演性的徘徊移動。他們終日徘徊在柏林圍牆的兩側，傾聽不同市民的心聲（或是心酸）。

其中有一幕是在西德的柏林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西國圖」），攝影機呈現兩位天使的視角，穿梭游移在西國圖的讀者之中。由於天使聽得見一般人聽不見的心聲，理當安靜的西國圖，此時卻眾聲喧嘩。其中有一位女性讀者輕聲地讀出她正在閱讀的文字「班雅明在1921年買下了保羅克利的《新天使》」。天使從她的背後經過，並聽到這段話，也就是在這一個時刻，溫德斯的徘徊天使與班雅明的「歷史天使」相遇了。

這個相遇不但連結了在電影裡徘徊的天使和班雅明的歷史天使，同時也連接戰後與戰中兩個不同時空的柏林。這點我們可以在《慾望之翼》的另一幕看得更清楚：離西國圖不遠處是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一個在戰前柏林的市中心，戰後全被夷為平地。天使Damiel伴隨一位老先生，在波茲坦廣場的廢墟中找尋自己的過往，且時不時追憶尚未開戰的市景。電影用畫外音呈現他所描述的過往繁華場景，眼前的影像蒙太奇卻是被戰爭炸毀的廣場。這時的旁白與畫面產生極大的對比。雖然班雅明在生前並沒有目睹到柏林——他所生所長的城市——被轟炸的情景，但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的描述似乎預示了這歷史性的災難：

他（歷史天使）面向過去。在我們看來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不斷地把殘骸堆疊在殘骸之上，並將它們擲到他腳前。

他想要停下來，喚醒死者，將破碎之物重新拼湊起來。

但有一股來自天堂的風暴吹來，扯住了他的翅膀，強大到讓他無法將翅膀收回。

這股風暴無情地將他推向未來，然而他背對著未來，被迫向前飛去，眼前的廢墟堆積得越來越高，直衝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指的「進步」（Fortschritt）

這場被班雅明描述栩栩如生的災難，印證了他死後開戰的世界。似乎在任何時代最先進的科技都被運用在軍事上。軍事與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劃開防禦與攻擊，保護與殺害單薄的界線。歷史天使卻無法駕馭這被班雅明稱為「進步」的風暴，只能無能為力地瞪大雙眼，看著這把劍劃開人類歷史的傷痕。此無能為力似乎與《慾望之翼》的天使有所呼應：徘徊在戰後的柏林，傾聽市民的心聲，卻什麼也不能做。

憂鬱的天使

在《慾望之翼》放映後兩年，柏林圍牆戲劇性地倒塌了。此事件揭示了人類歷史的新篇章。甚至有人用「歷史的終結」來描述西方自由世界的勝利。人們在歡心鼓舞的同時，似乎也在高呼那稱之為「進步」的東西，與其背後所代表的線性史觀，就像一道單軌列車一樣，不假思索地直通未來。然而在柏林圍牆倒塌後，雖然冷戰暫時結束了，世界各地的衝突與戰爭卻沒有停止。西方自由主義所支配的世界並沒有「終結歷史」，反而越來越多人對「歷史的終結」所代表的線型史觀產生質疑。

這些質疑讓我們在事件被歷史化（Historicization）的過程中感到並不那麼樂觀。甚至有些憂鬱。在「歷史的天使」的特展裡，有一幅版畫也許最能表達面對此過程的感受，那就是杜勒的《憂鬱I》（Albrecht Dürer， Melencolia I，1514）。這幅版畫呈現一位手撐著頭的天使，抑鬱地望向遠方。班雅明對此畫並不陌生，據說他曾經收藏過它的複製品。我們不知道這位天使憂鬱的眼神望向的遠方是什麼？會不會也是一陣災難性的風暴？那個被班雅明所描述地「一場單一的災難，不斷地把殘骸堆疊在殘骸之上」？會不會就是我們不斷重蹈覆轍的歷史？

失蹤的天使

另一件有趣的展示品是一幅黑白複製畫：卡拉瓦喬的《聖馬太與天使》(Caravaggio， Der Evangelist Matthäus mit dem Engel，1600)。這個黑白複製畫呈現《馬太福音》被書寫的過程與一位天使的在場。雖然聖馬太看不見這位天使，但這位天使輕柔地引導著他的手，一步一步地完成福音書。

然而我們可能會問：這幅義大利巴洛克風格的畫作跟二十世紀的歷史有什麼關聯？博物館又為什麼要展示複製畫，而不展示真品呢？況且這幅畫就是此博物館的館藏。

原來當柏林處在戰火時，大多數的館藏都四散在防空洞裡。在當時，約有440件畫作遺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這幅卡拉瓦喬的大作。卡拉瓦喬生前畫了兩個版本，這個在戰火失蹤的畫是第一個版本。這幅畫原先是為了擺在羅馬聖王路易堂（Contarelli-Kapelle von San Luigi dei Francesi in Rom）的委託製作。 然而第一個版本讓委託者非常地不滿意，因為聖馬太在這個版本衣衫襤褸，手無力地擱置在福音書上，看起來像是個未受教育的貧人，而不像聖人。此畫所呈現的聖馬太似乎沒有能力書寫福音書，反而是被那看不見的天使帶領， 一字一句地的拼湊出聖經故事／歷史的。

雖然此畫在戰爭中悲劇地遺失了，但並沒有被遺忘。相反地，它的遺失更彰顯它曾經的存在。藝術史家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Ernst Gombrich，The Story of Art，1950）的第一章就比較分析卡拉瓦喬的這兩個版本的《聖馬太與天使》。他評論第二個版本（依然被掛在羅馬聖王路易堂），相較於第一個版本「比較不誠實與不真誠」。換句話說，他認為這個黑白複製品的原作，更誠實地描繪出藝術家所想像地福音書製作的場景。

如同班雅明，貢布里希也是猶太人，他們都在納粹極權的暴政下被迫流亡：班雅明從柏林到巴黎；貢布里希則是從維也納到倫敦。 在戰火下顛沛流離的世界，貢布里希和班雅明從未停滯構思與書寫。特別是在戰爭的非常時期，很難有機會接觸藝術作品，貢布里希大多數都是靠研讀複製品來做研究。這幅《聖馬太與天使》在消失之前，幸運地被攝影機記錄下來。縱使原作已經從這個世界消失，此機械複製後的黑白影像依然保存我們對它的記憶。這個黑白像是在悼念此作，任何強加的色彩都無法掩蓋此畫在戰爭中遺失。也許只有這個黑白——象徵弔念的顏色——更彰顯此畫的（不）在場；也許只有這個機械複製的影像，更使人無法忘卻讓此畫消失的歷史災難。

歷史的天使

最後我們回頭來看保羅克利的《新天使》。在這場班雅明稱之為「進步」的風暴，與其所帶來的暴力與災難不斷地威脅我們直至今日。除了可見的軍事衝突之外，當代「進步的科技」還有電腦、人工智慧、武裝機器人、無人機等。暴力也不一定只體現在具體的戰爭中，我們也常在日常科技使用中經歷暴力，像是人臉識別的種族歧視，社群媒體所培養出「歧視女性與性少數」的同溫層，數位化資本主義的剝削設計等。這些科技被現代與後現代的社會視為繁榮與進步的表徵，大多數的人們——只要他們不是受害者——也因此而感到快樂。但在歷史天使的眼裡，這些科技是否漸漸帶領我們到下一場即將爆發的戰場？這些暴力與歧視會不會將未來化為廢墟？我們每天呼叫的Siri會不會在此時變成殺人機器？

這位歷史天使在歐洲二戰結束後80年被掛在柏林的博物島上。此時歷史天使要展示的不只是二戰的終止，更是跨時代與之前（卡拉瓦喬，杜勒）之後（溫德斯）的歷史對話。此對話在特展「歷史的天使」產生出一張錯綜複雜的時間網。這個被天使們所建構的「網狀」時間——相對於「進步」所推崇的「線性」時間——不斷地提醒，我們過去所發生恐怖的事件是如何交錯並不斷回歸的。這些令人震驚的歷史事件竟然也漸漸地被當代人遺忘，一步一步地讓「進步的科技」如風暴般地將我們吹向毀滅性的未來。

但望向我們的天使們（藝術品）都記得一清二楚。在展間的正中央，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眼睛瞪大，嘴巴張開，牙齒爆裂，頭髮像紙片般的捲曲，雙翅像被風暴吹歪的物件，他的神情界在稚氣的孩童與凶惡的怪物之間。在二十一世紀的此時，仍從天堂呼呼吹來的風暴中，我們真不知道那張開的嘴巴是在禱告或是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