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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夏目漱石到日落山城: 2024黃金盛典藝術祭與《夢十夜》中被割裂的「陰性自我」

從夏目漱石到日落山城: 2024黃金盛典藝術祭與《夢十夜》中被割裂的「陰性自我」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Soseki Natsume)出生於德川幕府末期,恰巧是明治時代展開前一年的1867年。而發表於1908年的《夢十夜》,時間點亦恰好落在作家晚年,也就是明治末期。現今看來,彷若其為自我人生與明治日本下的神秘註解。由策展人林怡華策劃的的「2024金瓜石黃金盛典藝術祭」中,被隱約地呈現出來。若說《夢十夜》反映了漱石本身走過這段,物質與精神皆激烈變動時代的心理狀態。這樣的情緒,放置於走過繁華的日落山城金瓜石,可以交織出怎樣的概念?也十分令本文好奇。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Soseki Natsume)出生於德川幕府末期,恰巧是明治時代展開前一年的1867年。然而,過世於1916年,也就是大正五年的他,是活過整個明治的文學家。明治維新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名詞,這時日本走向大變動的文明開化,與這段奮起之路並行的漱石,發表於1908年的《夢十夜》,時間點恰巧落在作家晚年,也就是明治末期。現今看來,彷若其為自我人生與明治日本下的神秘註解,

相較於漱石快意幽默且貼近大眾生活的名作如《少爺》與《我是貓》。《夢十夜》以十則難解夢境引起議論。當時漱石表示,認為一百年後將會有人出來解答他在作品中設下的謎題。有趣的是,小說發表接近百年的2006年,日本電影界邀集了11名導演,針對第一夜至第十夜的故事重新詮釋,為這「文本解密」的時代任務創下前例。

澤拓《茲有夢如是》一作於展場一隅。(圖/山冶計畫、攝影/Kohei Omachi)

後續2009年,精神科醫師三好典彥的《漱石的疾病與夢十夜》(漱石の病と『夢十夜』)發行,他以漱石的生命經驗結合精神分析的角度,解析這十夜與其人生的關係,並加以概念化。有趣的是這些抽象意識,似乎也在援引《夢十夜》作品題名,由策展人林怡華策劃的的「2024金瓜石黃金盛典藝術祭」中,被隱約地呈現出來。若說《夢十夜》反映了漱石本身走過這段,物質與精神皆激烈變動時代的心理狀態。這樣的情緒,放置於走過繁華的日落山城金瓜石,可以交織出怎樣的概念?也十分令本文好奇。

日月星的運作秩序與陰性自我

翻開《夢十夜》一書,第一夜是整個故事的重要基底,金瓜石同名藝術祭中,唯一直接回應原作內容的,就是澤拓(Hiraki Sawa)以第一夜為藍本的《茲有夢如是》(Reverie)。原作中一名男子與妻子死別,以珍珠貝殼為其挖掘墓穴,配合日出日落的場景,結合日月星三個天體的意象,被認為是與「陰性自我」告別的意涵。即面對太陽,身處陽性秩序的人們,必須捨棄某部分的自我,以確定自身在這大環境中穩定無虞,月亮則代表深夜人們背向太陽時的暗面,星星象徵的,則是人們如同占星學中代表的命運,被體現於生命洪流當中。

澤拓《茲有夢如是》一作,翻開了《夢十夜》中的第一夜。(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對此,若我們回看2006年電影的《夢十夜》,由導演實相寺昭雄(Akio Jissoji)所執導的第一夜,他詮釋為男女主角分別在與其相逆的倒轉時空當中,在死別時重逢,之後又各自踏上彼此的生命旅程。最後結束在,主角沉浸在孤寂中的赫然發現,原來死別時相約再見的100年後,其實早就已經過去。

     這樣生與死、陰與陽的空間詮釋,也出現在澤拓作品當中。他將金瓜石園區中一個荒廢多時的日式房舍,隔成兩個格局相似,但又有所區別的空間,一為女主角仍存在的時空,二為女主角死去,男主角獨留的空間。在第一空間中,擺置於鏡面上的佛像、在沙灘上孤單旋轉的摩天輪,從牆角孔洞注視房內的眼睛,再再暗示著死亡到來的預感。

澤拓《茲有夢如是》一作於展場一隅。(圖/山冶計畫、攝影/Kohei Omachi)

到了象徵女主角離去後的展場空間,緩緩長成的百合花默默地在暗黑的展場中生成,之後派對球開始旋轉,彷彿星空照耀了整片房間,表現出原作中,命運星辰畫出生死和日月兩界的哲學想像。澤拓今年為了參加藝術祭重新翻閱第一夜,再加上實際操作這次的展演後,其實反而提出疑問「這個女主角真的存在嗎?」而這提問似乎也微妙地回應到了針對這則故事的精神分析式論點「這是個與陰性自我告別的故事」。

漱石照映在「明治」的鏡中自我

漱石完整經歷過的明治是一個舉國奮起的時代,面對即將迎來的20世紀,全國國民都希望日本可以在文明開化的進程中,崛起成為國際社會中的閃耀新星。明治日本充滿了各種新的可能性,但集體主義強烈的光芒,卻也加深了個體內心的黑影。在這個國民意識強盛,各種政治重擔皆匹夫有責的氣氛中,每個人割裂「陰性自我」時使用的武士刀,是無比鋒利且無情的,在後來二到十夜的原作內容中,這類重探自我的意涵也漸次加深。

第二夜中一名急欲悟道的武士,與另一位僧侶你來我往的對話中,表現出前者的不安與恐懼,漱石透過此篇文字反映出當時許多明治社會人的焦慮,擔心自己跟不上瞬息萬變的時代,而被遠遠拋在後方。豪華朗機工則以《重返再現》聲音裝置重現礦場坑道的挖掘現場,遠方傳來的敲擊聲響,則彷彿代表這些已被時代遺忘的人們,所發出的最終呢喃。

豪華朗機工以《重返再現》聲音裝置重現礦場坑道的挖掘現場,彷彿這些已被時代遺忘的人們所發出的最終呢喃。(圖片/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第三夜描述一名父親在深山中發現,自己背著的小孩,竟是其多年前殺害的少年轉世。父親、小孩與少年,三人互為他者,皆為彼此的倒影,即父親殺害的少年,代表了自身捨棄掉的一部分,透過小孩的轉生重新回到主體的身邊。

這被割棄的「陰性自我」再生的「神性兒」想像,後續亦綿延自其他的故事章節。而這個被遺忘的自我,就猶如安.維羅尼卡.詹森斯(Ann Veronica Janssens)《綠、黃與粉紅》(Green, Yellow and Pink)充滿霧氣的房間,觀者進入後所有的感官都被閉鎖,身體消失到只剩視覺時,眼前透過霧氣交疊投射出的人影,彷彿是自身的反射——另一個被重新發現的靈魂碎片。

安.維羅尼卡.詹森斯的《綠、黃與粉紅》一作以充滿霧氣的房間,閉鎖觀者的感官,帶來視覺、心靈上的奇幻體驗。(圖/山冶計畫、Esther Schipper)

一群孩子尾隨一名自稱能夠將布巾變成蛇的老人並唱著地方民謠,是第四夜看似童趣,卻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情節。在講求理性的明治時代,故事中的老人似乎永遠不可能將布巾變成蛇,代表著前現代的信仰系統漸漸瓦解,舊父權也走向失勢。這就有如曾令理的《山伏獸》,以大型裝置層疊的造型,表現出過去曾經稱霸一方的巨獸,現已成化石供人憑弔。

曾令理《山伏獸》以大型裝置層疊的巨獸化石,回應時間之於權力的消逝。(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而在第五夜中,刻意以一個惡作劇讓故事主人公無法與愛人相聚的妖怪天探女,代表了陽性社會秩序中,某個突如其來的破口,呼應了張徐展在本次展出的《白蟻綁票案》中,白蟻啃咬纜線造成大停電的新聞事件,這件作品詮釋了廢墟裡少被重視的昆蟲住民,闡述人為環境與自然間的關係——動物們一個小小的動作,有時也可能如同天探女的惡作劇般,讓原本水到渠成的進程功虧一簣。

第六夜講述一段謠言,即日本歷史上享譽盛名的雕刻家運慶(Unkei),其實並不是以自己的能力創作,而是木頭裡本來就有自然生成的佛像,他只是把祂挖出來而已,最後這謠言當然不攻自破,運慶的優秀可見一斑。不論是幻想中自然生成的佛像,還是運慶的長才,都是屬於西化前日本的文化資產,而這其實是漱石用以反思明治過度西化之後,純粹的日本性究竟在何處的一段書寫。

圖為張徐展《白蟻綁票案》的隱藏版本。(圖/山冶計畫、張徐展與沾沾喜氣文化)

金瓜石藝術祭中,與這類土地意識相呼應的作品,想必是陳豪毅在海天一線的風景中,創作出的蕨類雕塑裝置,回溯自身過去曾經做過的一段關於狩獵時的夢境「一片樹蕨森林出現,閃亮的孢子散佈在空氣之中,如同有光從土地而來,匯聚在捲曲新芽上。」對於身為原住民的陳豪毅來說,夢境是與現實連結的古老途徑,也是祖靈古老意識的總和,該作也表現出,藝術家積極與土地意識根源連結的狀態。

陳豪毅《夢的迴旋》於海天一線的風景中展出。(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在國家資助下,漱石曾前往英國留學,事實上不擅與人交際的他,在國外並非順遂,在學習之外還遭受歧視,留下了不小的精神創傷。第七夜中,那在深夜船上的焦慮心情,正反映了這段難以痊癒的不堪記憶。李奧森的《車內河谷》以一場行為表演,讓觀者親身體驗了這種不知所措。被選中的觀者將會與一群穿著詭異服裝的表演者共乘一車,體驗與陌生人的公路旅行,目的地為何?沒有人知道在哪,這樣的無助,想必如同漱石前往英國時,在船上的孤獨心情。

上述的情緒延續到第八夜,這樣的挫折,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一直苦惱著漱石,回國後教師從業生涯不順,英語研究的學者生涯也無以為繼,最後才終於在文學創作中找到自我,漱石人生的多重角色,猶如第八夜描述,主人公坐在某個餐飲空間中,透過窗外、鏡子看到了不同的街頭情景,包括一位之後會在第十夜出現的角色庄太郎與女人相好的情境。

李奧森的《車內河谷》以行為表演,讓觀者親身體驗第七夜中,伴隨未知旅途的不知所措的心情。(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在不同的視點與社會定位之下,自己會被怎樣的角度,定義成了怎樣的人?是第八夜給予的有趣啟示。有趣的是,這類破碎的鏡像自我,在王煜松、何彥諺分別以空間與聲音裝置的形式呈現。前者在草坪下挖掘出的隧道,讓觀者在觀賞時,透過鏡面反射看到另一個洞口的映照風景,後者則是以現地錄音的方法,將某個礦業廢棄隧道中,因自然振動發出的聲響極大化,讓觀者感受到不同時間下,隧道中的聲音切片。

王煜松《無極 》於草坪下挖掘出的隧道,讓觀者在觀賞時,透過鏡面反射看到另一個洞口的映照風景。(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第九夜的主人公,透過母親的口中,聽到一位女性不斷前往神社參拜,希望上戰場的丈夫能夠平安歸來的故事。雖然這位女性的作為,象徵了父系權力即將崩毀的前兆,不過透過母親口中說出的設定,就仿若這份前來遞補的陰性力量已趨於完備。

田中圭介(Keisuke Tanaka)在金瓜石太子賓館的《The Nature of Education》刻意選在這個為裕仁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所建,但他從未來訪的建築中,放置了許多老舊木作與物件。之後田中便在這上面雕刻出許多苔蘚造型的植披。即使象徵國家父親的天皇從未到來,但這裡已在陰性力量的遞補下,形成了另外一種新的自然秩序。

田中圭介《The Nature of Education》刻意選於太子賓館中,放置多個雕刻出苔蘚造型植披的老舊木作與物件。(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神性兒的復生與獻祭

第十夜的故事中,第八夜被主人公看到與女人相好的庄太郎,在這最後一夜中成為了主角。在三好典彥的論點中,他認為庄太郎是第三夜被殺害轉生的少年,成人後的角色,是漱石為了符合陽性秩序的而刻意殺死的「自我」。庄太郎被設定為人見人愛的「浪蕩子」,最後被妖怪假扮的美女誘惑至深山,遭到一隻一隻向他飛來的豬隻攻擊,若要成功避開牠們,則需要用棍子攻擊鼻子使其掉落谷底,而與其奮戰七天六夜的庄太郎,最後則是不支倒地。

為何說浪蕩子的庄太郎是漱石刻意殺死的自我?在明治時期,為了現代化令日本跟上國際秩序的腳步。當時開始提倡一夫一妻的基督教家庭形式。最著名的想必是先前日本一萬元紙幣上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他痛批過去允許妻妾成群,且男人沈溺遊廓花街的舊社會,認為這是敗壞道德秩序的行為,而他也身體力行,僅與正妻擁有親密關係,並且提倡男學生禁慾。

何彥諺《鑽孔石 》以現地錄音將某個礦業廢棄隧道中,因自然振動發出的聲響極大化,讓觀者感受到不同時間下的聲音切片。(圖/山冶計畫、攝影/Kohei Omachi )

漱石受其帶出的論述影響極深,因為在日本近代文學奔放的作家情史中,他毫無花邊緋聞,甚至在其另一部經典作品《心》(こころ)當中,也描述明治男學生為厲精圖治,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禁慾主義。也因此庄太郎這個被漱石殺死的自我,一位他從未成為的浪蕩子,就如同「異人」般造訪了漱石的夢境。

「異人」是日本村落民俗文化中的獨特想像,對於外來者,一方面擔心他們是侵略者,但另一方面卻又有所期待,希望他們帶來新的知識論與資源。漱石似乎是帶著這種情緒面對夢中的庄太郎,最後卻又賜予他死亡一途,在書寫《夢十夜》時,以浪蕩子之死獻祭給新日本初建的「明治精神」。有趣的是,這類關於「異人」的想像,則是出現在藝術家吳思嶔在這次金瓜石藝術季中的書寫創作《他從不離開這片山坡,偶爾只是換換姿勢》,書中提到的七彩人與巨人離瑙,都帶有這類的「異人」色彩,與村落人民一度關係緊張,但也為他們帶來新的財富與知識,也順勢反映了金瓜石在近代發展中,外來政權與人口,不斷進出交流的歷史狀態。

田中圭介《The Nature of Education》一作於太子賓館中一隅。(圖/山冶計畫、攝影/陳藝堂)

雖說金瓜石藝術祭以《夢十夜》為啟發策展理念的文本,事實上,除了與澤拓合作的作品有明確以第一夜為詮釋文本外,並沒有引用其他故事。但我認為,《夢十夜》作為漱石紀錄自身走過舉國奮起明治時期的潛意識文本,勢必有許多相通的精神與想像,可以用來分析因2024黃金盛典藝術祭而起的作品,因為這裡曾因淘金夢興盛,最終成為在餘暉中緩緩獨行的日落山城。

除此之外,如同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以西式體制與自身國風,結合東亞大陸文化,發展出獨特文化資本的運作形式,當代臺灣事實上也有一個清晰的文化脈絡,意在轉化過去文化資產中的日本性,結合在地想像,以加強自身的文化主體性,這也是本文試著以日本文學經典,透過比較評論形式解讀當代藝術作品,想要建構與實驗的文化論述。

參考文獻

三好典彦,《漱石の病と『夢十夜』》,日本愛媛縣:創風社出版,2009。
渋谷知美,《日本の童貞》,日本東京:河出書房,2015。
夏目漱石,《こころ》,日本東京:新潮社,1952。
小谷野敦(韓宛庭譯),《文士風月錄:另類的日本近代文學史》(文豪の女遍歴),新北新店:木馬文化,2019。

陳飛豪( 119篇 )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藝術創作上則運用觀念式的攝影與動態影像詮釋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所衍生出的各種議題,也將影像與各種媒介如裝置、錄像與文學作品等等結合,目前以寫作與創作並行的形式在藝術的世界中打轉。曾參與2016年台北雙年展,2019年台灣當代藝術實驗場之「妖氣都市:鬼怪文學與當代藝術特展」、2021年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的「舉起鏡子迎上他的凝視—臺灣攝影首篇(1869-1949)」以及2020/2021東京雙年展。著有《史詩與絕歌:以藝術為途徑的日治台灣文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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