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惡真相》：審判就是一齣八點檔

「錄音看似是無可辯駁的証據，但是卻歪曲了一切事實。」——《墜惡真相》

在阿爾卑斯山上的偏遠小屋旁，發生了一起墜樓命案，而頭號嫌疑人竟是死者的老婆，由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所飾演桑德拉（Sandra）。最接近事發過程的人，竟是他們視障的兒子以及他的導盲犬。在「真相的調查」過程中觸及到的不只是難以彼此相容的證詞與線索，更是將兩人婚姻裡頭的矛盾被一層又一層扒開展露在眾人面前。

當法庭當眾播放出的桑德拉，他死去的丈夫塞繆爾（Samuel Maleski）偷錄下來兩人的爭吵得以被記錄下來的片段時，電影以看似「閃回」的方式呈現出兩人爭吵過程的過程，並在兩人對話的錄音仍在播放時，切回法庭中眾人屏氣凝神聆聽的場景，彷彿當下不是正在進行審判，而是一同觀賞一齣扣人心弦的通俗劇——儘管每個旁觀者幾乎都必須要擺出一副故作同情、如喪考妣的嚴肅臉孔。

導演潔絲汀·楚特（Justine Triet）當然不肯放過這個關鍵的時刻，甚至可以說是完全意識到自己如何挑動觀者的情緒，在鏡頭帶回法庭現場後，再追擊一顆刻意張揚到近乎廉價的Zoom in特寫法官的臉孔。他彷彿從某種失神或忘我的狀態中醒過來。在這一刻，電影讓劇中人物坐上「觀眾」的位置，為的是反向讓影院中的觀眾意識到自身正如同位處於法院之中嗜血的眾人，對著「爭議事件」坐上審判位置，津津樂道那些評頭論足的高尚口吻，其實是為了掩飾從旁觀別人痛苦的生命中得到極致快感的嗜血與敗德。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電影中法庭的實際情況來說，法庭中的參與者應該只能聽到錄音而不能看到影像，也就是這「迎合觀眾」窺伺慾望的影像安排，更是揭露出旁觀者想像對於證物理解的積極介入，並非僅僅只是「並不存在彼此可共量的事實所組織成的真相」或是「真相被人們從他人痛苦中獲得快感的嗜血慾望給掩蓋」。毋寧說在《墜惡真相》裡頭，證據本身的有效性與一個關於如何勾起我們想看到真相的慾望相互表裡，而這個使觀看真相的慾望，隨之建構而來什麼會被視為證物什麼不會的認知框架，它或以影像、或以具有表演意味的肢體語言、或以文字／學、或以自白、或以法律程序構成使之成立的條件。

以「觀察」為方法的視覺解剖

在偵探敘事中，有所謂的「暴風雪山莊」模式，這種模式裡，一群人會被受困在一個空間裡頭，並發生殺人案件。這種模式就像在建構一個遊戲規則：一方面產生人物無法逃走及兇手就在身邊的緊張氛圍，二方面同時也暗藏著解謎的重大線索，也就是兇手就是這少數人中的其中一個。

「暴風雪山莊」模式發展到了極限，甚至還出現以建築空間本身的性質作為掩藏犯案手法的系列故事，例如：綾辻行人的「館系列」。區別於上述進行模式，還有以動機刻畫為主，反映社會現實與矛盾的社會寫實派，又或是強調科學辦案的方法論為主的美國CSI影集。無論是哪種，推理故事本身的取向，其實就暗示了整個故事裡頭兇手的線索：若是以動機刻畫為主的，破案的線索往往暗藏在心境描繪，人物關係的線索中；若是以社會現實與矛盾為主的，故事序寫中的社會問題，往往就指涉著兇手階級身分的線索。

然而《墜惡真相》的特出之處，正是相對於透過各種模擬技術去進行現場還原，以提供出「非人的證言」之外（註1）——也就是那些無偏見的實驗、實作過程展示在眾人面前，創造「概念必在實作中被見證才得以成立」的需求——它更指認出當代判決系統更加賣力於將人的內心作為可被認識所獵捕的對象。傅柯（Michel Foucault）曾經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提及相對於傳統的權力運作機制是由上位者透過命令來使受支配者屈從，當代的權力運作則是鼓勵大量話語的生產，由聆聽者從中裁奪出「該說什麼」、「要如何說」的言說規範，並透過評價、懲訓、安慰自白的人來賦予聆聽者權威，而當我們更後設地去理解這種繼承著基督教懺悔傳統的自白技術，便能意識到這種權力運作的模式必得虛設、預設有個尚待吐實的「內心」作為一種「隱藏在事實背後的真相」，（註2）而當代的真理遊戲（Game of Truth）便是將主體視為可被認識的對象上展開。（註3）

同樣是以看似無人類意志中介的「非人證物」來生產出一套「何為真何為假」判斷適用範圍的認知，法國藝術史學家迪迪于貝爾曼（Didi-Huberman）在其《歇斯底里的發明》（Invention de l’hystérie）中，更是以圖像學的邏輯考察Salpêtrière這座精神病院遺留下來具有檔案屬性的病患靜照。這些病患靜照承襲著「臉孔作為內在靈魂的表面」的肖像畫傳統，搭配著攝影技術生產出一張又一張怪異舉動的靜照，透過將不同怪異舉動連結到不同狀態，發明出一個又一個失控的內心活動得以成為知識對象的病徵，更將病患不同時期的靜照組合出一串發病過程的「腳本」，來作為管制及預判病患行為的線索。這種將身體表面作為心靈運動可見的分佈，于貝爾曼稱其為一種以「觀察」為方法的視覺解剖。Salpêtrière這座醫療場域，儼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光學儀器，使得其中的「患者」在預設自己被以觀看為前提的判斷與診斷中，誘發出病患以近乎表演的邏輯來為自己的清白辯護。在這裡所謂的表演，指的是能夠生產出在預設觀看視線的前提下，進行具有有效溝通能力行動的能力。

組織真相／身體的多功能部位

當我們再次回到文章開始所提及的「爭執」段落時，塞繆爾之所以要瞞著妻子錄下兩人吵架的片段，並非是預期未來將成為栽贓妻子的呈堂證供——雖然當我們細思他若果真是自殺，那背後可能動機後，這個選項未必絕對不可能——而是為自身的靈感匱乏，提供「把生活寫進故事裡」的創作材料，以和同樣把生活「轉化成創作素材」的桑德拉一爭長短。換句話說，無論是桑德拉還是塞繆爾，這種將生活作為創作材料的行徑，意味著的並非虛構與現實之間既有界線的鬆動，而根本上是指一種將生活活成預設被一雙觀看的眼睛或是閱讀的心靈所注視／意，而意欲將一顰一笑都視為一種與之進行溝通與調度觀者慾望的表演。

也就是說在整部電影中，我們不停觸及到角色的內在，以特定的技術條件作為中介，遭逢他人視線而得以成為可見、可感、可放入一套敘事框架的方式而被異化的過程，讓看似有彈性理解空間的情意交流被以邊界明確的知識對象，或是非黑即白的對立被判讀。當檢察官咄咄逼人地找出桑德拉行為與動機宣稱之間的矛盾：如果你是如此，那你又為何如此。似乎作為旁觀者而言，我們預設了一個腳本，若是人物不符合我們想像的動機與行動發展邏輯，他就是說謊或是自我矛盾的。

因此《墜惡真相》的原文片名「墜落的解剖」（Anatomie d’une chute）中的解剖二字，意味著的就不僅僅只是具象化地指認抽絲剝繭的過程，而是若果不在案發現場的眾人，必得要由「動機」和「犯案過程」的重建來作為組織真相的要件，那修辭、影音、物證與現場的肢體動作，都分別將嫌疑犯抽象的內在世界、無法親眼見證的犯案過程，旁觀者對於真相的期待，建構成為可感可見，彼此可被共量的，而擁有不同功能的「部位」，來完成組織真相的任務，就像將生命視為由不同功能的器官組成的身體，使得「人」得以服膺在對應於不同功能的管理之中，並能夠在任何機能失調時執行零件的替換。

傳統的解剖學是建立在死亡之上，也就是以大體解剖來理解生命構造，正是因為死亡作為生命的背反，所以在以大體為生理學基礎的生命觀念，將生命視為一種神秘、不受規範的超自然範疇。然而這裡的視覺解剖，正是當人們已經無法以死亡，也就是大體解剖的方式去認識生命後，一種將企圖將不可見的生命成為可見，管制在法律下的生命治理。（註4）那些不經意做出的行為，都將在此框架下被視為連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內心狀態的展現，竟成為他人指控得以成立的有效證據，除非你事先演練過。桑德拉之所以在法庭之中如此無所適從，正是因為他從未為法庭的「觀眾們」演練，也因此律師在其中的功能，就如同導演一般幫助桑德拉精挑細選她的用字，對「觀眾」（法庭裡的旁觀者、銀幕外的觀眾）達成有效的溝通。

信念成為判斷是非的座標？

偵探敘事如果最後真相的揭發要震撼人心，勢必得使讀者、觀者在真相揭露時，對於自己的視而不見出乎意料，而在這裡頭操作的是一種在預期之內的意料之外——換句話說，如果真相的揭露出現讀者完全不知道的線索時，那這個揭露就不會具有說服讀者的效力——可以說偵探敘事裡，懸疑過程與真相揭發的關係，類似於對於敘事中沈浸與後設、疏離的關係，觀者在偵探敘事真相揭露過程的快感，其實來自於對於創作者牽動觀者的機制（而技巧性讓觀眾對於眼前的線索視而不見）進行後設揭發。而《罪惡真相》正是以不斷折返故事開頭的那搭配著五角（50 Cent）〈P.I.M.P.〉而特別具有影像沈浸感的案發過程，儘可能剝削其中以不同框架丈量而生產出各式各樣判詞的可能。

正因為如此在電影的末尾，必得是由視障的兒子帶有極度主觀成分，卻又隱含著同理父母雙方立場的證詞來作為左右判決方向的關鍵。這樣的安排意味著當一切可被丈量的對象都無法提供給我們判斷是非的座標——或是可以說既有的規則已經不足以應付未知之地——那我們能做的只有信念，當電影觸及到使法庭的判斷失靈的邊界時，呈現出正是一個任由大家信念拼搏的化外之地。但是在更後設的層面上，這個安排更意味著在習慣法庭劇中不斷透過證物翻轉真相的套路中，如何在想像與信念的積極介入後，「使得觀眾擺盪在『期待反轉』與『接受真相』之中，角色只是情節的裝置，還是讓人共情的對像？」（註5）

註1　布魯諾・拉圖：《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出版社，2012年），頁96至100。

註2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58-62.

註3　”From their mutu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terconnection, what could be called the “games of truth” come into being — that is, not the discovery of true things but the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what a subject can say about certain things depends on the question of true and false.“ 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Translated from 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 942-944. Paris, P.U.F., 1984: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foucault.biography/ [28 March 2023].

註4　Didi-Huberman, Invention of Hysteria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21.

註5　感謝影友Alfredo在Messenger對話裏頭提供這段論述，本文原句照引，更多其觀點可參其Podcast「Alfredo放映室」EP01. 尋找《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

（責任編輯｜陳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