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我能做什麼？「年輕藝術家的實質需求」北部場討論會後

我認為，不管是多麼無聊的世界，只要換個觀點看待，就會有截然不同的冒險旅程。這不是因為想「改變」而刻意去革命，倒不如形容，是在轉換思考方式時，革命就已經開始了。這種概念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要「擴增」看待世界的觀點。是一種能找出無數種生存方法的技術。
——坂口恭平（Kohei Sakaguchi，註1）

在撰寫此篇討論會後文章的當下，我想了很久該如何討論這樣似乎無解的議題。前一篇文章〈一場關於年輕藝術家的預演：從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解壓（廢話）開始〉中，我整理了其中一場討論會的觀點並做出部分回應。再到本篇文章，雖是北部場後的整理與推進，但我想更直接的宣稱我的立場和提出後續所能進行的作為，除了帶有一點自我批判外，更是對未來畫出更有機的行動藍圖，且以在體制內和外的雙重溝通模式，強化這種「主動」的有效與必要性。在興辦這場討論會時，最大的初衷在於喚起更多方式的溝通和合作管道，除了短暫與機構合作或遊走在這內外之間的經驗感觸外，也透過觀察台灣替代空間、組織的轉型方向，希冀能提出對於「新」組織型態的問題意識。

討論會前期，整理了大家在報名表單的提問，以及邀約身邊的朋友進行各種問題意識的發想，從身分、職業、駐村、交換機制、學院、群體、替代空間到如何向各學科、社會和國際連結的可能路徑，試圖從這些實質的問題切入討論。

討論一開始即有面對體制的質疑與疑問，在後續的討論中，雖持續希望將議題往外延伸、提及更多藝術不被體制綁架的可行性方式，但每個題目最終仍回到學院或體制內的討論，也像是反向地強化現行體制的正當性（例如因人際親疏關係所造成的資源分配差異），導致討論無法向外部推展，在某個層面上是作為主持人的我的失職，也是大家希望其他參與者能提出「方法」的落空。當期望討論主軸讓「對藝術的想像」更為多樣時，卻也因社會現實情況缺少模組，而產生只能進行實況控訴，卻無法提出解決方案的狀況。

因背景和基礎的差異，無法以「跨學院」方式展開對話外，也因這場討論會的舉辦地點在北部，容易將其單一投射在我們所能看見的有限環境中，以現有制度、產業和既有的方法來想像，卻也讓藝術的想像變得狹隘與侷限。因身在其中，只能在現有實質困境中翻攪，而這樣的問題正是我們所稱的實質問題，更應該正視。

假若藝術家回應社會現實的方式，在當今已被動地成為一種「引導」（註2），或是需要透過以創作名義、追逐各種「認證」所建立的社會身分，使自己活得更美好，那麼更該質問的是在當代做藝術、各種藝術形式的實踐和產業的價值與意義是什麼？「人」希望有不同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因這個討論會是在討論「方法」，卻不是要針對每個人要達到自身目的的討論。每個人的方式都不盡相同，討論會的存在讓大家可以在這樣的場域中相遇。所以，我們或許該想的是，如何讓這樣的討論場域繼續存在，而又該以什麼方式存在？

在討論會中，有許多來自不同經驗背景的參與者發言，提出自己對地區差異、社會公共性、藝術市場等不同面向的研究與討論，亦談及了在「跨領域」趨勢下開放的協作方法。各領域的語境雖不相同，以了解各學門下的基礎概念為基本門檻，但或許換個正面的說法是「打開心胸」、是不困在「體制內部」迴圈討論的方法之一。

後來在看了Lightbox攝影圖書室（簡稱Lightbox）的發起人曹良賓（後稱阿定）撰寫的文章和訪談後，深受其公共性與藝術性思維模式的觸動，便造訪了位於台電大樓站附近的Lightbox新址與阿定聊天。期間討論了包含他對於當代藝術、社會創新、現實狀況、經濟產業等的觀察，便偷取其模式再回到當代藝術社群中來思考，統整出「在不同世代，不同的問題，需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以及，一名藝術工作者對現實的需求與藝術性有牴觸和拉扯時，那該如何進行判斷？以務實分析的方式實踐，才有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

我想提出的是在數位世代下屬於我們的協作模式和連結方法是什麼？而這或許正是突圍的契機，不管是情感共融的合作模式或是以眾人之力去醞釀公共問題的協作方法，均是現今台灣當代藝術迴避「現實狀況」的解套方式，如果藝術跨越不了台灣的負面文化，那只有自己主動喚起溝通管道，以不要傷害別人為道德依據努力下去。

大家都想要得到救贖，卻忘了自己其實也有救贖的能力，只是想不想與敢不敢的問題。
——陳韋綸

日本藝術家坂口恭平《第一次自己建國就上手》書中，有一段有點阿Q精神的話：「我認為，不管是多麼無聊的世界，只要換個觀點看待，就會有截然不同的冒險旅程。這不是因為想『改變』而刻意去革命，倒不如形容，是在轉換思考方式時，革命就已經開始了。這種概念不是要『改變』世界，而是要『擴增』看待世界的觀點。是一種能找出無數種生存方法的技術。」書中有一段是他在東京中野區觀察到一戶人家成了神奇庭院，某日一早經過時，屋主的車子成了一座花園，隔天再去看時，就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般停妥車輛。在不斷強調改變體制、提出方法，看似在販售精神性和理想性的本文當中，或許在強調的是「改變與生活的共處」。

討論會結束後的新生北路路邊，鐵捲門悄悄降下，而在路邊也早以形成三五圈的討論。我流連著好幾個團塊，參與著這些輪番的對話，有的抱怨著自己學校的保守與制度的不可逆、有的在談著如何讓這樣的討論產生後續效應、有的則在建議著台灣視覺藝術協會或藝創工會這樣的非營利組織該如何主動地實踐。回家後，看到策展友人陳韋綸在臉書上發表自己的觀後感，寫到：「年輕藝術家的實質需求，還沒有完整整理想法以前，其實會想到自己一路從『想』當藝術家，到『即將』朝著策展的方向走，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大家都想要得到救贖，卻忘了自己其實也有救贖的能力，只是想不想與敢不敢的問題。」

王聖閎刊載在「CLABO實驗波」的文章中側記藝術家吳孟軒於空總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藝術計畫，其中提及對「共」的思考（註3），是從視覺藝術的組織趨勢到台灣藝術團體、機構的轉向來反思現今的科層化環境，並在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中對話。另外，在由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寫作中心主辦的「『妖言』系列講座Ⅱ：寫作練功房」中，王聖閎也提了關於「小共同體」概念，則是以我們如何經由自己與同儕、世代建立出創新且有彈性的協作模式，產生活性化的網絡。這兩者均是希望能促使一種「公共思維」的推進，以大的思維廣度和小巧的實質作為，與當今整體環境準確的交手。

前陣子參與文化部委託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承辦的「文化部國內外藝文中介組織串連網絡平台」會議，參與者是來自台灣各地的社團法人與行政法人組織（也包含部分美術館），以「中介組織」的連結方式，創造在資訊上的流通。討論中不禁讓我想起近期不少展演空間、組織面臨的退場機制與轉型方案，在報導和訪談中，最常看到的是以初衷、情感的層面來傳達一種共感，再反思阿定在實踐Lightbox的過程中察覺，眾多組織接受了當今社會的考驗後，發生退場或轉型的狀況，我們應該加以了解的是它發生了什麼問題（資金、時代性、特殊性⋯⋯），並對它進行分析，在吸收後有效地改變方式，成為組織有效學習的資本。

那麼個人在這可以產生什麼作用呢？電訪孫以臻談「群島」的組成、營運和溝通模式，「一群人的自學」的策展概念也是在這樣的有機中長成的；我個人在「讓豬仔飛」、台灣視覺藝術協會的經驗與希望能發揮的價值；黃楚翔在家鄉短暫成立的空間與對藝術教育的深耕；王煜松在馬祖駐村期間主動與航港局的交手經歷；台南成立的新空間「節點」，以嶄新的國際連結為宗旨；高雄「河南八號」透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同儕的聚集，所創造的展演空間；以及在ARTouch訪談凌瑋隆的對答中，凌如何看待自己與藝術社群的關係，並轉換為自己務實與理想的價值。以上案例均可從中看見個人「主動性」的發生，並發現在實際想做什麼的時候，如果要完成一個使命，必然會趨向與更多人、領域，產生更大規模的連動，暫舉的這些例子和目前無法梳理的案例中，都是從個人出發，不管是站在體制內還是外，「主動」在自己位置上證明自己聲音的存在。

接著零星的案子，和靠著各種斜槓工作維持生計，或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合作溝通成本高，但互動性也高，我總是覺得像g0v零時政府、黑客松、海馬迴空間的批鬥大會、台灣替代空間⋯⋯的時代性很迷人，那麼在當今作為一位藝術工作者，能做什麼？只是有時候期待被給予解決方案，卻忘了自己也有能力去做罷了。

北部場的討論會過了一陣子後，我重新思考那麼之後還能做什麼？在向友人、各種組織機構提出關於討論會後續的可能時，聽著大家的經驗和建議，想起自己面對事情時，基於社會條件的劇烈變動程度，大家（包含我）都想趁年輕的時候衝一波，卻常因對陋習的誤判、誤讀，以及對於一個單位的負面幻想，就這樣擱著了。又或是看到問題想提出問題並解決問題時，面對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在忙著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有時候，回頭看著面對問題的自己，其實發現也沒那麼困難，而大家都還是期待有新的力量改變，我將以上的討論與個人的觀察，化為四個讓討論會得以留存並讓行動延續的方式：

定期在同一空間發生討論活動，並且假設半年有六場討論的規律下，每一場均有一位負責人，有一半是預定好針對問題的討論（群體、替代空間、市場⋯⋯）；另一部分是如有人有想討論的問題時，均可自主發起，並在獲得一定人數的共識時，即可成為一場獨立的討論活動。

在避免以「群體」為核心宣傳其理想價值下，我想不管是對個人藝術性的宣示，還是以個人對組織，或是組織協作的連動效應，在每個層面上都有「公共思維」推展的價值，如何增進對現實狀況的批判，或增加共創的方法，也是當代藝術的課題之一。

最後，和阿定的閒聊中，我問他說：「你忙著在處理組織內部的合作方式，又同時思考在體制下能怎麼做，會不會影響你對創作（時間以外）的投入？」他開玩笑地回我說：「你不要把問自己的問題拿來問我。」這兩者是沒有這麼二分的，我想不管是面對藝術創作外，還有如何看待自己的專業，以務實和理想的雙重方式主動實踐，都是身為一位當代藝術工作者發揮自己價值的路徑。
 

註1　坂口恭平（Kohei Sakaguchi）著，王榆宗譯，《第一次自己建國就上手》（独立国家のつくりかた），台北：時報文化，2017.02。
註2　文中所指的「引導」是資源、方法或議題的一種趨勢，而產生這樣的引導性，進而造成的限縮現象。
註3　王聖閎，〈藝術家的聚集，所為何事？側記吳孟軒與其關於「共」的機制思考〉，CLABO實驗波，2019.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