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展示的宣傳方式隨科技的演化而不斷異動著，由於網路社群媒體的興起以及台灣網路受眾大比例的仰賴社群吸收訊息，因此約從十年前起，多數的美術館博、畫廊等都開始逐步經營粉絲專頁帳號，並在自家版面貼出圖文並茂的貼文，來宣傳展演活動。近年活動宣傳也從文字閱讀，逐步推進到利用動態影像宣傳的階段，以影像敘事代替文字的形容，推出展覽預告片的劇透推廣方式，也讓整個藝術生態漸漸出現了專職處理這類影像內容的專業團隊。
凹焦影像工作室負責人凌瑋隆，是目前視覺藝術界公認在這類影像製作團隊中，品質與美感兼具的團隊之一，曾具專職藝術家身分的他，是在何種生涯選擇的叉路口上，投入這樣的職涯內容？
凹焦影像工作室負責人凌瑋隆。（攝影／葉采薇）
當整個環境只建立在製造創作者，是種不對勁
凌瑋隆表示投入影像製作宣傳的內容，的確是感受到現階段是需要專注投入一件事的時機點，且他也評估這類工作內容，對他而言仍持續提供關於藝術的養分，那成為職業有何不可？「我的心態是，台灣的藝術家真的太多了，整個環境只建立在製造許多的創作者是好事嗎？藝術生態存在各種角色，不同的角色其實反而能更直接幫助到整體環境。」
凌瑋隆的求學過程其實是台灣一般社會與父母擔憂、焦慮的典型，從高職美工科時期，便自主轉班到美術科，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簡稱台藝大）畢業後入伍，退伍後改又轉念建築研究所，半年後覺得並非如他所想像後，便決定休學。之後再考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美術創作研究所就讀後肄業，這些看似沒有取得「證書」的經歷，在看重證照、學歷、文憑的華人社會，似乎不是一個值得稱許的狀態。
但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對於狀態「不對勁」的難以退讓，如果環境無法讓他獲得成長與養分，他會毅然地離開那些讓他無法推進的情境。進入藝術大學研究所時，他便體認「創作不是要燃燒年輕熱血去即刻成就的東西，而是一輩子的延長賽和馬拉松，對我來說的成功並不是名利，藝術家式的成功也不是我一定要抵達的最後目的，我個人其實一直會懷疑作為全職創作者的意義。」
但拍攝影片這個工作機制的建立，剛好補足他對仍在藝術產業機制裡工作的滿足，「這個職業適時滿足某些對象，也產生一些效應，對藝術家、美術館推廣宣傳的效應，讓展覽可以更有效的被傳遞。」
凌瑋隆認為透過影像紀錄的拍攝，也產生一些效應，對藝術家、美術館推廣宣傳的，效應讓展覽可以更有效的被傳遞。（凌瑋隆提供）
藝術教育無用嗎？
按照凌瑋隆的經驗，藝術教育與環境是否存在意義？凌瑋隆認為在過去的高中就學時期曾經相當投入研究繪畫技巧，這一塊扎實的美感訓練至今都仍有影響，在影像畫面、視覺上的質感和質地都會意外講究，雖然在大學後，他的創作媒材轉為行為藝術，但藝術這件事，對於事物、思考研究過程的精神性，他總是帶著這樣的視線看待工作與生活。
「我其實一直秉持職業生涯不是只有成為專職藝術家這個選項。」在實踐大學建築研究所休學考轉學考時，順利考上北藝大研究所後，他有將近一整年的空閒時光，而剛好有朋友接案做廣告製作，便邀請他一起幫忙，也成為他第一次觸碰到影像製片領域，當時他們以類紀錄片的手法，協助客戶企業宣傳其企業形象。在那次的經驗中，凌瑋隆雖然是製片助理，但他完整參與導演、腳本和製片工作、影片的動畫內容製作等。之後他又歷經協助北藝大美術學院，拍攝外國藝術家研習營的影像紀錄，以及大學時期曾是「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成員的他，也透過影像記錄了「理解的尺度——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當時的交流、佈展工作狀態。
這些在展覽幕後的紀錄工作，總讓他回想起童年時代，非常喜愛看電影結束後的幕後花絮，理解一部喜愛的電影原來是這樣拍出來的。「創作這件事情我們總只是看到完成品，但我更喜歡展出之前，在工作室、藝術家創作的現場的樣貌，當我們喜歡一件作品，我們當然會想知道更多關於這件作品與藝術家的更多細節。」
凌瑋隆與其工作團隊於拍攝現場。（凌瑋隆提供）
學運與職涯的天光
至於凌瑋隆開始考慮將影像紀錄工作成為職業的轉折點，是協助吳達坤所策劃的展覽「AAA 亞細亞安那其連線」的影像紀錄，除了是一次異地的拍攝機會，又能長時間駐留在Tokyo Wonder Site藝術村記錄整個展覽過程。當時這檔展覽提及許多亞洲政治、經濟與國界的狀態，等到展覽要移回台灣關渡美術館進行相對應的展覽時，台灣同時間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凌瑋隆當時曾前往學運現場，表達抗陳的聲音，更因當時也進入立法院的藝術家陳敬元的邀請，協助《島嶼天光》MV的剪接，當時這部影片達到宣傳學運理念與撫慰抗議者的意義，凌瑋隆也深刻感受到影像所能傳遞的力量與感染力。「雖然我們說藝術好像和社會無關，但在這次經驗中，我認為藝術本身從頭到尾都跟世界的脈動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也更堅定他以影像紀錄的方式來參與藝術。有時他將展覽的紀錄片剪成像電影宣傳預告片一樣，一長版、一短版，而當前藝術圈也相當習慣在網路上傳遞訊息。他也提及小時候超喜歡收看當周電影票房十大排名的節目，「其實跟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很類似，但是是透過跟策展人、藝術家一起工作，產生出有品質、有趣的影像作品。」
累積凌瑋隆影像工作實力的經驗，也包括2013年協助吳天章在耿畫廊的個展，拍攝錄像作品，2015年吳天章前往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台灣館參展的錄像作品，他也親身參與，在工作期間夥伴張能禎同時側拍、訪談藝術家，這些紀錄影像最終也被並置在吳天章台灣館展示的現場。因當時展區有一空間並無規畫作品展出，凌瑋隆便提議可以將對於吳天章的影像紀錄，在這個空間播放，提供舒適的沙發，便成為來往威尼斯的藝術旅人，理解台灣藝術家吳天章的文獻專區。
凌瑋隆其實都會為藝術家思考展覽和影像紀錄的功能要如何適時的搭配，並不是所有的展覽都適合一個影像文獻區域，「有時候文字可以表達地更精確，有時候是透過畫冊的編纂、紙質才可能乘載這個藝術家的特點，每個宣傳與記錄的工具其實有著不同的任務。」幾次影像的工作經驗累積下來，也更加讓凌瑋隆確認影像紀錄、宣傳工作，是個未來可以成為正職的選項。
凹焦影像工作室負責人凌瑋隆。（攝影／馮志銘）
影像工作的迷思：每份工作都該勇於講述自己的價值
目前影像製作最常聽到客戶的反饋，就是問為何收費會如此昂貴？凌瑋隆耐心解釋工作人員拍片其實都是用「工」堆積起來。目前收費主要是由兩大塊組構起來，一塊是工作費、一塊是器材租金與其他軟硬體成本費用，因為一天出去就是工作時數的錢與器材租金的成本，而導演、製作、結案行政等，都會條列費用。另外，器材與影像規格若自主要求的升級，其實都會影響成本增加，尤其目前藝術專業的客戶越趨穩定合作，以及之前是夥伴各自在家分工接案，目前公司已承租一間實體的工作室，公司的管銷、利潤、會計師等費用都開始需要直接面對，他也必須要思考除了工作人員的權益與工作費用外，公司的營利該如何逐步累積。
他也列舉幾個從事影像工作很常被誤解的迷思，第一是做「影像製作很昂貴」，但其實展覽畫冊，製作成本包括編輯、設計、印刷、寄送等，大約也要花費30至40萬，但可能10至20萬就可以做出品質很好的影像紀錄。「而且影像的後續使用途徑還是無限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讓觀者掌握很多資訊，呈現聲音、環境與作品動態等，畫冊無法承載的事項。」畫冊的流通與傳播力也很有限，「但影像是要和文字去作抗衡的，如果用這樣的思維來思考，其實影像的服務就並不昂貴。」
而覺得影像製作費用昂貴的延伸迷思，就是作「做影片很賺」，凌瑋隆坦言面對各種客戶，他都會直搗預算問題，「我都會直接問預算，大家說藝術圈存在各種過勞、剝削，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從不主動地表達自己的專業價值。」藝術圈總是覺得談錢俗氣，但他認為就是要清清楚楚讓對方知道，所有的付出是可以量化的，「我要清楚讓客戶知道就是需要這樣的資源投下去，後面就是我的執行資源會直接投進去。」
「馬格利特影像展」雖然展品為平面攝影與影像，但凌瑋隆應用其他案子會出國拍攝的資源，前往馬格利特故居與生活場景，他務實利用資源讓影片素質除了展覽現場，更有已故藝術家的生活氣味。
卡關到底是卡在哪？
而對於凌瑋隆而言，影像紀錄最困難的部分並非具體的溝通環節，而是幾個要素的平衡，首先是「時間要素」，包括何時開拍、完成交片上線？雙方對於成本與時間上的共識其實就是第一道困難的關卡，許多合作案在這關就會被排除。再來便是客戶本身對於作品是否有具體的想像、雙方在合作上是否都進入狀況，包括那些可以被拍攝與談及、實際執行的預算、雙方各自在影像上的工作角色、以及整個製作流程的建立。「這些事前需求的確認很重要，不太可能一般預算卻要求商業廣告等級的打光，以目前公司的製作水準、客戶的需求、我們的技術能不能做得到，這些事情在報價前就會溝通好。」根據他的經驗，通常期望拍攝的影片效果，和實際的預算間一定會有落差，他也會協助怎麼將對方的預算配出合理的影片工作規格，雙方都同意後才會開始執行。
「後面階段有後面的苦，但那比較是工作層面，而前期的溝通協調、修正，確認雙方意向等才是最困難的，技術面反而其實還好。」凌瑋隆認為所謂的影片就是調性堆砌出來的，並非科學實驗，沒有對錯問題，總有空間去協調與變化，產製出符合雙方期待的作品。當然也遇過完全沒進入狀況或是推翻之前合意內容的客戶，「但我一定是遵照雙方一開始談定的規範來做，不是花了錢客戶就沒有責任，因此工作其實有一部分精力，是在確認客戶有沒有進入狀況，我絕對會要求團隊的工作表現，但不能沒有方向感，這個同步率非常重要。」
凌瑋隆認為，專注確認自己感興趣的，持續增強經驗與能力，最終興趣與經驗會慢慢扣合在一起，逐漸變成職業的選項。（攝影／潘彥安）
影像紀錄工作的參與度，其實和真正的工作團隊是差不多的，「那個同步率是必須的，必須密切卻又要保持距離，我們必須理解案子的大致面貌，才能決定畫面要不要拍，以及哪些才是最終要放到影片當中的。」即便影像紀錄並非策展人或是評論者以文字堆積來敘事展覽的角度，「但在許多觀念上，我其實是拿同樣是創作者的立場來跟你交換和認識，這樣再次的詮釋便會慢慢建立我們自己的影像風格，也會慢慢建立出工作方法。」
所謂協調的工作，也包括影像的後續使用可能，凌瑋隆非常在意影片拍攝後，是否可以被廣泛使用？因為影片是非常好的宣傳媒介，不太希望客戶拿到成品後沒有使用，因此各種技術與平台轉檔問題，他們都會預先替客戶設想好，鼓勵他們多多使用，「影像傳遞是無國界的，你隨時都可以將檔案或網址提供給世界各角落的人，隨時都可以給，我們應該要掌握這樣的特性，積極使用共同努力出來的結晶。」
李明維的聲之綻，特別能顯示影片對於行為作品的紀錄意義，在輕盈的編制規劃下，僅有他和錄音師前往拍攝，但他利用歌者聲音的換氣，剪接出不斷轉換紀錄視角的影像，看似好幾個鏡頭處理的影片，卻由他一人掌鏡，能以簡潔的人力做出多元的影像內容，每次在思考有限資源分配卻能達到影像水準解方時，是他最開心的時刻。
找到一份你願意投入的事
關於如果未來有藝文工作者也想投入影片製作的領域，他給予的建議為何？凹焦影像工作室助理潘彥安，剛從台藝大畢業兩年，由於他目前租屋處仍在大學附近，夜間宵夜時間總會聽到些學生對於生涯的討論，某日巧遇學生們對於藝術創作的工作時間的爭論，一位學生堅信只有固定如全職的工作時間才可能真的成為一位專職藝術家；一位學生則認為選擇創作的工作就是為了時間的彈性運用，不應該強制規定工作時間，如果有更重要的事要處理，創作時間當然可以暫停一下。在旁側聽到討論的潘彥安其實想問的是，「到底畢業後你願意花多少時間投身理想的工作？願意給這樣的工作多少精神與心力？」雖然目前他僅是助理，但工作狀態對他來說和創作很類似，團隊其實花大量的時間讓作品精緻化，並對自己的畫面負最大的責任與把關。「無論做什麼工作，如果要做得好，一定關乎你用多高的標準看待你自己？你願意維持多少穩定的狀態來面對這件事，如果一項工作你覺得可做可不做，其實也許這份工作對你而言其實不夠重要。」
如何具備與藝術家與展覽方的同理心，創造出雙方合意的成品，是每一次工作的挑戰與實踐的方向。（攝影／朱雨平）
凌瑋隆表示其實還在學院內，他就是專注確認自己感興趣的，持續增強經驗與能力，最終興趣與經驗會慢慢扣合在一起，逐漸變成職業的選項，「學生時代培養興趣真的很重要，其實創業絕對可以是選項，並從自己的興趣出發。」他認為還有學生身分是種優勢，你可以不計較成本並以經驗成長為考量，因此在一個時間點之前不要過於考慮是否能賺到錢，但在一個時間點之後絕對要考慮錢，對他來說的轉折點——即是正式有工作室實體空間與同事時，他必須去維護每個參與影像工作的工作者收益的門檻，「如果我們要談產業，必須先確保參與的所有人權益都是被保障的。」潘彥安也補充，「我覺得學習過程其實就是要找到一份你願意投入的事，目前的工作其實我們花許多時間研究技術與剪接，其實跟創作一樣，如果你對材料一無所知，其實無法說服別人你對這份工作是認真的。」
去年台北獎的紀錄凌瑋隆提出希望跳脫白牆訪問，而直接前往藝術家的工作室訪談，企圖讓影片品質除了作品與藝術家敘述，有更多場景、生活細節讓藝術家的形象更加立體。
創作之外的東西才是超級重要
離開曾經作為藝術家的身分，詢問凌瑋隆在創作這塊是否有感到缺憾？由於目前的影像工作其實還是一定程度參與藝術界，且影像作品也是種作品，因此他並不感覺在創造力上有所缺憾，「創造性這件事情影不要只侷限在成為藝術家這件事上，創造力可以做的應用非常多，我進入藝術大學其實就確認我不是要當藝術家，但我一直在確認可以作為我專業的可能。當你找到了，就是要開始談合理的收費、規格與規模化，把品質與專業拿出來，做任何事情務必要讓自己專業。」
他也同樣反省藝術大學內的評圖、評量方式，只考量論述與作品好壞，創作當然需要被要求，但相對的學生又願意花多少時間去研究呈現的系統與技術，以及與橫向專業的合作關係，「創作之外的東西才是超級重要的事，作品是一回事，展覽呈現其實是另外一回事，不好好處理呈現，其實對作品與觀眾一點誠意都沒有。」影像紀錄雖看似在藝術生產的外圍，但其實每個環節都相當重要，而許多環節的重要性長久以來，都在以培養藝術家為主的藝術高等教育邏輯裡被低估。
那目前的影像工作有終極目標嗎？凌瑋隆靦腆地笑著，他還是有替公司設定一個目標，就是希望有一天自製的影片可以上架到Netflix平台，由於Netflix對於影片規格有嚴格的標準，他希望在內容生產、器材、技術、影像規格都可以慢慢朝這個天花板邁進，「希望有一天可以帶著台灣藝術家登上這個平台。」
北美館因修繕暫停開放，凌瑋隆的影片製作紀錄了暫停開放北美館持續的活動與修繕過程，協助觀眾理解在無法進入美術館的日子，而館內持續發生的事件。
目前藝術圈的影像紀錄團隊並不少，器材、技術其實有許多圈外的單位或許更加成熟，但為何有藝術背景的影像工作團隊特別被藝術圈仰賴？聽著凌瑋隆的講述，其實清楚地意識到是他們對於藝術圈各種層次、環節的掌握度，他們不會推銷影像的語言多有影響力，而是一個同理藝術家與展覽方的位置，告訴你什麼樣的配置才能對於展覽、藝術家有最好的質感與呈現效果。我一直記下的是他說的這句「我一直很懷疑藝文工作不賺錢這句話。」這句話一方面關乎產業生態：你怎麼制定品質與價值的高標，你怎麼替為這份工作付出的所有人守住權益的底線，無論是創造藝術作品、拍攝影像紀錄、書寫藝評文稿等，其實都同樣在面對空白的未知裡去堆疊出成品，每份工作都同樣關乎「創造」。
訪談凌瑋隆其實也因為林裕軒所撰文的〈一場關於年輕藝術家的預演：從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解壓（廢話）開始〉，一部分在學學生會把生存困境的結論壓在沒有補助，或藝術圈都近親繁殖等理由。的確有些人不斷陷在這些無力改變的迴圈或人性的缺憾與幽微之間，但有些人則是去試著創造遊戲規則、改變機制、撐出自己生存的範圍，其實創造不應該只囿限在作品生產，它是能擴延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與生涯思考之中。
最終，我們能把握的始終是自己，而將創造力面向自身可能會是最後永不後悔的那項投資。
張玉音（Yu-Yin Chang）( 341篇 )現為恆成紙業內容品牌野点（nodate）總監，從藝文網路媒體再度回返紙質與內容生產的實驗。熟悉台灣藝文生態產業結構，並關注跨文化圈的共通困境，致力編輯感官內容的閱讀體驗。近期埋首爬梳台灣刺青產業歷史，前中年的興趣是步行、茶道和花藝。
策畫專題〈為何我們逃不出過勞？藝術行政職災自救手冊〉曾獲金鼎獎專題報導獎。曾任「典藏ARTouch」總編輯、Podcast節目「ARTbience藝術環境音」製作統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