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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關於年輕藝術家的預演:從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解壓(廢話)開始

一場關於年輕藝術家的預演:從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解壓(廢話)開始

「『啊你們就成功啊,你們現在就是一個已經被接納的狀況阿,你自己大學的同學也很多現在不知道在哪裡,但你還在這邊撐下來跟我們講話。』在討論會中,學弟妹們突然提的一句話,讓我錯愕,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這樣的話,但真實地從他們口中說出來,我還是覺得很窒息,可能來自於我根本不知道成功到底是什麼。」
討論會活動字樣。(標準字設計:陳奕志)
2016年甫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美術系畢業,幸運地開始在機構內兼職,並獲得一些策展、策劃的機會,也進入了組織內,走向大家口中所謂的「出道」之路。身邊的同儕也在2017年獲得台北美術獎首獎的殊榮,除了獎金補足了他短時間的生活擔憂外,我想這個獎項更拉近了同世代藝術創作者對於「成功」的期待。而組成藝術群體「讓豬仔飛」承繼了在大學時期集體創作經驗後,化為幾次向外的展演活動和出版品的製作,企圖離開學院並尋求與體制對話的管道,但也不免招來閒話,譬如成為既得利益者、鞏固權力和分配資源者的身分和形象的質疑。在與年輕創作者相處、觀看作品時,常在作品與展演計畫裡,看到對大環境結構下的感嘆,眾多的表述當中都以一種對於現實的逃避和藏躲的姿態顯露,在自身資源匱乏(學院、生活)中,又急著想透過創作能量去填補自身,企圖尋求出口,但機制內外的權力鞏固和某種政治角力對峙卻也發生在我們周圍。我希望能在這樣對立的狀態下,先了解年輕藝術家的需求,進而在未來擴大團塊式的合作和互助的可能,於是策劃了多場名為「年輕藝術家的實質需求」討論會。
關於討論會的目標,我在此先假定為「垂直」與「橫向」兩種連結模式,橫向本身像是比同儕更緊密的革命情感,但我認為仍具有排他性和對外的權力關係;而垂直雖通常是上下權力關係的代稱,但在這我將其視為一種經驗傳承和連動的方法,那有無可能透過同儕擴展成以垂直的經驗傳承、共同繼承脈絡般的連結方式?
工作方式上,先召集主持人,主持人除了在策動經歷、工作經歷中有與創作同儕連結的能力外,同時關注視覺藝術脈動的發展,也有企圖對外連結和往下傳承的意願,再募集北、中、南、東部藝術相關科系的學生代表,把大家私下不管有無意義的討論(或廢話)搬上台面。年輕藝術家之實質需求和困境到底是什麼?所謂大環境的狀態是什麼,我們看到了什麼?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內容和企圖是什麼?也在這樣的討論會過後,彙整意見成為日後策動的依據,不管討論的內容是否重要,它都是我們當下在想的事情,而這些意見也足以被我們講出來,透過這樣的討論會,嘗試讓抽象的感受具象化。故本文就稍早舉辦之「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討論會,其所提及的內容做出整理,並進行提問。
被理想綁架的成功路徑
「你在密集的做作品後,不會得到任何回報和實質的肯定,肯定不是被別人覺得不錯或是說我覺得這個蠻好玩的。我覺得都不是這樣,比起很多老師這樣講,倒不如外面有人找你去參展,比較像是那種肯定,當你被肯定說你可以進入這個系統或是這個體系裡面,你在學校內做的東西確實跟外面大家做的東西是有關聯的那種肯定。」
跟前輩們聊著被指認的「成功」時,總是換來不可置信的驚訝表情和覺得怎麼這樣就是成功呢!我也覺得很荒謬,當生活都還有困難,不知道下一個案子在哪裡的時候,卻聽到你成為了學弟妹口中的成功人物,討論會進行下去的時候,學弟妹說到:「啊你們就成功啊,你們現在就是一個已經被接納的狀況阿,你自己大學的同學也很多現在不知道在哪裡,但你還在這邊撐下來跟我們講話。」一瞬間,我被說服到覺得自己是硬著頭皮在撐著,試著接下來想,對他們來說,可以察覺到北藝大美術系在台灣藝術環境中握有一定的話語權與掌握不少資源,不管是在看展覽、比賽和各項名單中,不乏看見北藝大畢業的學長姐積極地進行展演活動,和近期眾多的明星兼任教師,也努力地在台灣政治處境中成為一位更接近國際的藝術家,這也告訴著你:「你成為一位藝術家的可能性已經比別人高了!」這一切的期待就蠢蠢欲動地在體內發酵,期望能離開學院並與外面的世界(社會)產生關聯,只要出去了,那就是假定的成功了,卻同時也被理想的話語綁架了!
請問你有玻璃心嗎?
「給老師一句話:『我覺得不要停止去感受世界在變化。』」
同學們無奈卻又憤慨地說著:「美術系老師很多都是老古板啊」、「也沒在做創作怎麼知道現在該怎麼教」、「連來上課(班)都不來上課了」、「學院就不能接受同學還在找自己的方向」、「只談理想卻不說該怎麼做」⋯⋯最引來抱怨的就是在基礎學習階段,大家好像都還沒準備好,以及這個世代的創作者期待透過創作來解決自己的困境時,卻在還沒準備好時,就要去論及一個更具有社會性的內容?但馬上就會被老師說沒有人對這些東西(你)有興趣。所以,很多同學到最後都覺得自己的東西就是垃圾,想要奮發起來卻又沒辦法,但慢慢起來的過程卻不被樂見等。
在這樣的對話中,有同學提出:「我覺得這裡的教育者如果沒有意識到一些問題的話,很多學生就會因此不做創作。就算出去了,也不知道該怎麼生存。」在這裡給出的問題我想可以略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世代差異;二是在視覺藝術學習經驗中的排除與過程,在既有框架必定存在的狀態下,學院給出的「標準」是在知識系統下判斷什麼是習作、造型性的比擬和插畫漫畫與藝術性的區別等,在排除這些東西時,他必定有一個高等藝術教育的標準,但這對過程的平衡點該如何拿捏和啟動個人性關懷的可能?以及其三,我想也未必需要把學生視為一個距離「專業範疇」過度遙遠的角色,聽參與的同學說:「有一次在一個評鑑現場,某個外評老師,在每一個學生上台發表時,第一個提問的問題就是:『請問你有玻璃心嗎?』」我想他假設了學生與他有世代差異,或是有專業誤判,產生學生需被安慰和被照顧的幻想,而學生在面對這樣的提問時的反應是,「如果有玻璃心你就要跟我講另一套不一樣的話嗎?那你的專業到底在哪裡?」舉出這樣的對話是透過極端的範例,來驗證平衡點的落差,如同同學們想給老師們的一句話,「我覺得不要停止去感受世界在變化」,這也是在社會環境、條件、體制的科層化與變動下,對於平衡點逐漸失焦的狀態。
「年輕藝術家的實質需求」討論會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活動現場。(林裕軒提供)
學院應該要給你什麼?
「我在講的是學院要給你什麼,學院基本上就是提供平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一個平面上,我和同學討論藝術、我和老師討論藝術,是相同的事情,可能只是老師經驗和知識庫更多的差別而已,可是你們好像依賴一個擁有龐大知識庫的人告訴你說這是藝術、這不是藝術,那不是落入一個很奇怪的圈套,或是窠臼裡嗎?」
 
討論會當中,最激烈的部分是對藝術高等教育的討論,從援引出其他學校的例子開始,如:希望能以更藝術性的方式進行展演,卻不得不進入「新一代設計展」的展呈、教導是完全的主觀引導、師生權力關係與低廉勞力的換取、衝破學校的封閉式教育成了最棘手的藝術問題、老師與藝術脈動的斷裂、技術與概念的侷限性⋯⋯在此我沒有能力和條件對上述的討論進行深刻地分析與論辯,但這些提問與討論卻仍是部分藝術高等教育的核心問題,而針對定位的問題,討論會裡產生兩種觀點:平台與框架,就此略為描述。
一、藝術教育作為有綱領和教育方針的單位,必須給出一個定義和方法。 二、藝術大學只是作為一個平台,提供給老師和同學、同學和同學之間對等的討論場域。兩點的爭論是先假設藝術是可以教,但是創作則是無法教的。
當代藝術承襲於藝術史的脈絡,所以如果要教授當代藝術的話,就必須從藝術史上來教學;但創作則是在做一個還沒有誕生的東西,所以沒辦法被教學。但當成為了教育單位時,則須有制定標準,所以必須給出一個定義和方法,而這就會有框架標準的大小粗細等後續問題。另一個論點的前提是,過於依賴學院和期待方法論的給予時,本身就不是在建立一個對等的討論平台,而學院重要的是具有「實體空間」。兩者的共同點都來自於在過於理想的場景設定下,而產生想試著解套的思考。在過於依賴和期待學院給自己東西的狀態下,成了理想的空轉,成就感和肯定來自於現有機制下的參照,也在觀念與眼界的限縮下,缺少對於策略和做法的思考,則無法以整體結構來思考大環境的處境,這同時是我試著鬆動此框架的方式之一。
沒有人要給出捷徑
在來參與這個討論會前,我想跟參與的人說:「我們不是要討論出一個捷徑和方法,告訴大家應該要怎麼做。」對我來說,聽到如「我自己都無法顧及我自己了,我為什麼要給年紀比我小的人機會?」、「我一定要在短時間內拿到話語權」、「我努力是因為我想要超越前面的人」之類的話時,我開始思考,然後呢?並非是共同尋找一種捷徑和懶人包的速成方法,而是一位藝術工作者如何開展連結社會的方式,得以讓「我」成為「我們」。(註)
此文就北藝大美術系場的討論會,其所提及的內容做出整理和重新梳理,並加入我個人的拙見,無法以較為縝密和全面的方式解析,也混雜著討論會中參與者所提出的想法,但希望能夠作為某種聲音的擴散。

 這個「我」到「我們」所涵蓋的不只是個體到集體這樣的合作層面,更是單數到複數、個人史到大歷史、意識到認同等的複數型態。
林裕軒( 2篇 )

林裕軒,1994年出生於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畢業,目前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文化研究與策展實踐,兼具藝術家與策展人雙重的身分,同時組織「讓豬仔飛」藝術群體。關注於藝術生態、⼤小眾媒體的資訊傳遞、社會系統裡的⽣產與⾝分的關係轉換,並思索年輕藝術家的養成與世代差異,共同時代語境,也試圖以這樣的雙重⾝分拼湊出創作與策展的新可能。曾策劃「游擊隊」、「空氣煞車」、「台北夢」、「搬遷啟示」、「不會飛的豬」等多起展演活動,現任台灣視覺藝術協會第12屆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