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的戰爭啟示錄：西班牙內戰

《秋天的骨肉相殘》
西班牙內戰全面爆發後，引發達利在1936年創作了《秋天的骨肉相殘》（Autumnal Cannibalism），在加泰隆尼亞的海邊，擺著一個有抽屜的檯子，上面有兩位只有上半身的人，互相挖食對方的肉體，一位用刀子來割取對方的肌肉，另一位則用勺子來挖取對方的肌肉，並且文明地用叉子送進嘴裡。

兩個人的形體交錯，而頭部則連在一起，宛如連體嬰一般，強化了原本是一家人的意涵；臉部的細節沒有顯現，只有左邊的那個人約略有嘴巴的形狀，嘴唇被割了下來，靠著皮垂掛在臉上；嘴角有一些螞蟻爬著，達利慣用「螞蟻」做為腐敗和死亡的象徵。

達利經常藉用威廉．泰爾的故事來表現父子的愛恨關係，並藉以表現他與父親的緊張關係。他在8歲時曾經繪製一幀自畫像，頭上頂著一塊生鮮羊肉，達利自述「他是用以引誘父親去吃羊肉，而不是吃他。」

然而，在《秋天的骨肉相殘》中，同樣的象徵符號所表達的不再是單純的父子愛恨關係，而是骨肉相殘、兄弟鬩牆的荒謬。肉塊上放著一顆蘋果，暗喻骨肉相殘；檯子上另有一個削了皮的蘋果，則喻指被摧殘的兒子。除了頭頂的鮮肉塊之外，另有一塊用釘子釘在半開抽屜上面的乾肉塊，此外，還散落了一些像似內臟的東西，顯然暗指內戰的血肉橫飛。

對於達利的《秋天的骨肉相殘》，在2001年的《泰特雜誌》（Tate Magazine），傑森．羅森陶爾（Jason Rosenthal）提出非常有說服力的發現。他認為達利的這幅畫係源自於西班牙藝術家帕勃羅．嘎嘎友（Pablo Gargallo）作於1933年的青銅雕塑《天王星》（Urano），馬的身體被達利巧妙地改變成兩個人的身體，頂部的天體也被改成蘋果。

《西班牙》
在作於1938年的《西班牙》（Espana）中，達利採用所謂的「雙重影像」風格，巧妙地利用背景一些格鬥的步兵或騎兵來烘托一個女人的形象，女士的右手臂輕輕地憑靠在一個有抽屜的直立櫃子上，這位女士象徵西班牙的母親，她的子民正在變成荒蕪的大地上相互廝殺，所呈現的愁容和無力的姿態流露著無奈與痛心。從半開的抽屜垂下一塊紅布則是象徵內戰所導致的血流，如同是打開潘朵拉盒子之後所導致的毀滅。在女士的腰身旁邊有一隻趴在地上的獅子，或許是象徵戰爭的殘暴獸行。

在達利的回憶錄《秘密生活》（Secret Life），他曾如此敘述他對西班牙內戰的感想，正是這幅《西班牙》的最佳寫照：
在整個蒙難的西班牙裡五味雜陳：有焚香的香氣、有神父身軀被燃燒的焦味、有肉體被神靈充塞時的氣息，還夾雜著暴民彼此以及與死神交媾時所散發的強烈汗臭。

於1939年2月，達利在他巴黎的寓所舉辦個展，其中包括這幅《西班牙》。根據達利的回憶，畢卡索是第一個來參觀，也是最後一個離開，特別指定要觀看這幅《西班牙》。畢卡索與達利是加泰隆尼亞的同鄉，雖然他們對內戰各有政治立場，但他們對故鄉的關切則是一樣心情。

在西班牙內戰時期，達利與妻子嘎拉赴歐洲各地旅遊，並且在羅馬和佛羅倫斯住了一陣子，因此深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大師作品的啟迪。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幅《西班牙》受益於達文奇（Leonardo da Vinci）未完成的《賢士朝覲》（Adoration of the Magi），的確，在這幅畫作中，中央的聖母看起來像是只用線條勾勒的半透明狀，聖母以側轉的頭往下注視著聖子，整幅畫採用土黃的底色，這些都可能啟迪了達利以半透明方式來表現西班牙母親的構思。

達文奇之《賢士朝覲》的聖母是坐著，而達利的西班牙母親則以站姿呈現，整個立姿，包括稍微側轉並低垂的頭、肩膀與手臂、乃至雙腿的姿態，筆者則認為更直接的來源應該是達文奇的《蕾妲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現有賽撒瑞．達．賽斯托（Cesare da Sesto）的摹本存世。

《燃燒的長頸鹿》
達利於1936-37年間繪製《燃燒的長頸鹿》（The Burning Giraffe），描繪站立在荒蕪土地上的兩個女人。位於前面的女人宛如頂天立地，充塞於天地之間，頭部的肌肉像似被剝除，看不見五官容顏，並且有一條鮮紅的肉垂繞在脖子上，隱約中可看見她的嘴巴是張大著，彷彿正在尖叫，但因為沒有了嘴巴，似乎更強化無法發出聲音的痛苦尖叫。

女人的雙手往前方伸出，前臂和手掌的肌肉像似被剝除一般，鮮血淋淋，左手掌還依稀露出骨頭。看似黯黑的衣袍並沒有領口，而是從頸部整個往下，因此所謂的整件衣袍像似被剝下且已經發黑的皮肉垂落到地面；這個像似體無完膚的女人則只殘留一雙尚屬完整的腳掌。女人的胸前有一個拉開的大抽屜，左腿有7個半拉開的抽屜。在腰部上方有一隻金屬的叉狀物支撐著往後仰的上半身，在身軀的後胸、臀部以及腿部各延伸一根細長的物體，並且由叉狀物支撐著。

遠處的另一個女人則全身漆黑，沒有頭髮，頭上有一撮像是鹿角的枝狀物，身上的肌肉一條條的剝落，像似融化般垂落到地上。女人的右手高舉著一條紅色的物件，應該是鮮血淋淋的肉條。

可以從兩個面向來闡釋這幅《燃燒的長頸鹿》。以影響達利深遠的佛洛伊德學說而論，女人的身體有許多半開的抽屜，象徵在人的潛意識裡有許多遮掩的秘密，可以經由心理分析來揭露。而兩個女人的身軀後面都有許多細長的物體，則代表男人的陽具，象徵父親權威，表示在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社會中，女人的價值是由男人來支撐；然而，這些顯得疲軟的陽具需要倚靠叉狀物來支撐，表示由父權所架構的社會其實是軟弱或有缺陷的。

在畫面的左下端有一隻正在燃燒的長頸鹿，背上的熊熊烈焰揚起白煙。有一個人站在長頸鹿的前方，因為站得很遠，身軀顯得非常小。燃燒的長頸鹿曾經出現在他1930年所拍攝的默片《黃金時代》（L’Age d’Or）中，達利曾說那是「天大地大的男性啟示錄怪物」。長頸鹿的形狀類似男人的陽具，因此被引申為性慾或父權的象徵，而背上的熊熊烈火或是表示高亢的性慾，或是表示將父權付諸一炬，而遠處顯得很小身軀的人則代表兒子，因出自戀母情結，挑釁並面對意欲摧毀的父權象徵。

另一個則是從表現西班牙內戰的角度來闡釋。位於前面的女人肌肉被剝得血肉模糊，後面的女人則高舉著鮮紅的肉條，都是象徵死亡，表示以人民為犧牲的戰利品，暗喻人類的自相吞噬和殘殺。

當達利繪製這幅《燃燒的長頸鹿》時，西班牙內戰已經爆發，開戰的兩邊政府各執持不同的政治理念，各有信奉的西班牙母親。畫中的兩位女人或許象徵兩方各自的西班牙母親，由於飽受戰火的摧殘，都已是面目全非和體無完膚；支撐著西班牙母親的父權社會也已開始分崩離析，岌岌可危，需要倚靠支撐來勉強維持著；而燃燒的長頸鹿則象徵傳統價值的社會成為戰火的燔祭犧牲。

由於達利在內戰時所持的政治立場與多數超現實主義成員不同，尤其是團體的領袖翁退．柏黑棟（André Breton），成為達利被逐出團體的主因。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於1934年試圖獨立，進行全面性的罷工和武裝暴動；因此達利與妻子嘎拉到巴黎避難，並於元月30日在巴黎公證結婚。他唯一的妹妹安娜．瑪利亞．達利（Anna Maria Dalí）被擁護共和政府的共產黨軍監禁並遭受刑求，她懷疑是嘎拉檢舉，因而終生怨恨嫂嫂。

詩人斐迭里科．嘎希雅．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是達利在美術學校的好友，也曾經是他的愛人同志，因為支持左翼的聯合陣線（Popular Front），在內戰爆發一個月後的1936年8月，羅卡被國家主義政府逮捕並立即槍決。當達利在1948年返回里嘎港（Port Lligat）時，他的屋子也已於戰火中燒毀。

《有煮熟豆子的軟結構：內戰的徵兆》
就在內戰爆發前的6個月，達利完成了《有煮熟豆子的軟結構：內戰的徵兆》（Soft Construction with Boiled Beans: Premonition of Civil War），他聲稱對內戰的爆發早有預感；然而，其實早在1934年的一些習作顯示他已著手構思這件畫作，很有可能是在內戰爆發後才更改畫作名稱。無論如何，西班牙從1934年已經開始出現武裝衝突，這幅畫的確反映了西班牙內戰的徵兆。

在加泰隆尼亞的藍天白雲之下，從一個宛如潘朵拉的木箱子出現了一個龐然怪物，錯置的軀體幾乎只剩下四肢，以荒謬的方式來撕裂自己。臉上顯現的表情非常怪異，看似痛苦，又像是喜悅；嘴角似乎沾染了鮮血，暗喻吞噬的行為；脖子的肌腱特別分明，像似被剝了皮一般；兩隻手掌已經開始變黑腐爛，而腳掌已經變成白骨。

右下角突出的形體是臀部，被一個扭曲的形體支撐著，這個宛如樹根結瘤的形體其實是腳跟和腳掌，四個腳趾彷彿正在變成骨頭，而拉長的腳拇指則變得如同胳膊一般粗，前端也開始腐壞；擱在地上開始腐壞的手掌原是握著快要腐壞的大拇指，但開始鬆手。在右下方突出的臀部上面擺放一塊鮮肉，更強化撕扯人肉的意象。擱在地上的手掌後面有一位低著頭的男人，一方面是襯托怪物的龐碩，另一方面則表達人類在面對龐然怪物時的無能為力。

對於他之所以畫了許多煮熟的豆子，達利曾經解釋道：「如果沒有一些令人懷念的澱粉質食物，就吞不下那些潛意識的肉。」在戰亂的年代，西班牙的窮人以簡單的豆子為主食裹腹，達利的這句話或許可以詮釋為：在內戰的苦難時代，民眾還是須設法生存過日，才能度過血肉橫飛的淒慘。無獨有偶，曹植的《兄弟詩》曾以煮豆來形容同室操戈：「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達利的這幅畫所呈現的毋寧是人性的黑暗面，血腥殘暴又荒謬矛盾。
 

西班牙的哥雅（Goya）繪製一系列的版畫，尤其在晚年繪製的所謂「黑畫」，深刻地揭露人性的黑暗面；以「黑畫」系列中的《薩騰吞噬自己的兒子》（Saturno devorando a su hijo）為例，充分表露骨肉相殘的荒謬殘忍，筆者認為，這幅畫應該是啟發達利創作的源頭。哥雅使薩騰的瘠弱大腿呈現90度直角的曲折，這種表現也反映在達利畫作中的細長大腿。

此外，哥雅的《戰爭的暴行系列》（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也啟發達利表現殘暴戰爭的靈感，特別是第39圖的《英勇事蹟！屍體！》（Grande hazaña! Con muertos!），慘遭肢解的戰俘身首分離，分別懸掛在樹枝上，應該也激發了達利將人簡化成肢體的意象。

除了哥雅之外，筆者又認為，達利畫中怪物頭的姿勢和神情也有可能受益於希臘化時期的《雷阿克萬群像》（Laocoön）。無論創作來源為何，達利將這些來源內化，形成一個統整的意象，並用他卓越的描繪能力以超現實主義風格來譴責戰爭的暴行和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