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年吉祥：當篆刻遇上政治，談新中國《養豬印譜》

「不做總統，就做廣告人。」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這句話深植廣告界。政治人物以政治訴求為商品並加以推銷，宣傳行銷成為必要手段，標語和口號（slogan）形成策略中重要的一環，作為公共語言，須目標精準、強而有力，滲透進駐人們的意識和日常生活中，鋪天蓋地達到家喻戶曉，若能洗腦成功則是最完美的操作。

篆刻＆政治
政治性口號往往也能折射出一個年代的社會情境與政治氛圍，在特定的時空環境氛圍中藝術成為政治的延伸，這可以是上位者推行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是民間自發性的情感抒發。在中國傳統的藝術表現中，篆刻印章一方面最早為權力的象徵，另一方面在明清的文人刻印發展以來，又可說是最為書齋化的文人精神活動，和文學、戲劇，甚至書畫相比似乎是離政治更遠一些。時至近代，篆刻藝術和政治氛圍間的關係，則有些紀錄可供考察。

在對日抗戰期間，印文大都以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為主題刻製，以求激昂人心，更有進者則以抗日歌曲、抗日口號、愛國標語為印文，刊載於報章雜誌，如：1938年上海《良友》畫報134期2月號即刊有湖南篆刻家謝梅奴篆刻作品〈抗日〉、〈救國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起流血汗〉、〈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中華民國萬歲〉等十方。抗戰勝利後，政府還都南京，1947年方介堪作〈中興元首〉、〈大中華民國勝利之寶〉、〈與河嶽日星同不朽〉、〈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四方紀念印，「中興元首」即是蔣中正，於高8.9公分、寬2.9公分的四印面上以250餘字邊款頌揚功勳：「惟吾主席蔣公，秉天縱之姿，睿藻神明……論其豐功偉業，亙古無雙，雖漢唐之興，不是過也。」榮獲當年的中正文化獎金美術獎一等獎，殊不知這小小的一方印在日後文革時竟引起大大的麻煩。威權統治下，政府的專制權力意欲人民只能服從，即便該文藝表現為藝術家反映當下時空的精神產物，皆可肅清。國家暴力，何患無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轉進台灣。中共文藝政策基調為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政治第一、文藝第二，文藝應服從於政治指導，以服務工農兵為方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並展開多次整風和運動。篆刻藝術的發展亦在此中，毛澤東詩詞、語錄、革命口號、政治名句等成為主要的印文表現，成為鮮明的時代印記。台灣的篆刻風氣，早先為清朝治理台灣時期，來台或旅台人士所帶來；在日治時期，則以在台日本人較為活躍，台人涉獵篆刻者較少，1949年前後渡海來台的書畫篆刻家為台灣印壇挹注活力，國家文藝政策以反共愛國為最高指導原則，而後為反制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在1966年倡議、1967年正式設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復興中華文化，並顯示中華民國為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在集刻印譜上，離政治較近的是以蔣公嘉言為課題，1978年出版的梁乃予指導的中油篆刻班《習鐫集》，其一部分即為蔣公嘉言，淺白者有：〈生活就是戰鬥〉、〈化無用為有用 移消費為生產〉。1986年蔣公百年誕辰，由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出版《先總統蔣公嘉言集刻》，集92位篆刻家百餘方印，〈我有正氣〉、〈誠實就是成功〉大概可說是最白話者，大部分摘取集刻的文句，仍傾向以文雅為尚。除此外絕少見口號標語式的公共性內容，即使是提倡社會文化，也是以非大眾通俗化的典雅古文學為題，篆刻多數仍為個人性的寄託心志情懷。

中國堪稱為標語口號的國度，政策宣導必先標語，並以群眾通俗的語言為之，權力者意志在社會領域延伸，意圖充分發揮其感召力與號召力，成為沁入民心意識的話語磁場，時至今日政令式的標語仍遍地可見。1949年後，政治性的篆刻創作內容也轉向頌揚共產黨與毛澤東，並在文藝政策的施行下，形成群體式的激情運動。在篆刻家的個人印譜上，由1963年出版的鄧散木《一足印稿》可見一斑，〈中國共產黨萬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工農〉、〈我願永遠做一個螺絲釘〉、〈永遠跟著黨走〉等，並有著以簡體字入印的情形。在〈孺子牛〉、〈俯首甘為孺子牛〉邊款中則摘錄了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己。」

簡體字●樣板戲●新印譜
標語與口號最為風行之時，應是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列於「封資修」（封建、資產、修正主義）、「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中的篆刻，也得自尋活路，除舊布新。在集刻印譜中，以三冊的《新印譜：革命樣板戲唱詞選刻》為代表。1972至1975年，上海書畫社組織工農兵業餘刻印工作者，以「推陳出新」為口號，以簡體字選刻八種革命樣板戲的唱詞共百餘方篆刻作品出版。如：《智取威虎山》之〈紅旗指處鳥云散〉、〈解放區人民斗倒地主把身翻〉、〈人民的軍隊与人民共患難〉；《龍江頌》之〈一輪紅日照胸間〉、〈為革命來种田奮發圖強〉、〈共產主義精神凱歌响〉、〈永遠革命奔向前方〉等，樣板戲口語化的唱詞推翻了古雅的舊文學，一看即懂的字型則取代了「篆刻」的「篆」，表現形式與觀念精神都有別於過往的印譜，故而取名為「新」印譜，但在取消了「篆刻」的字體多元性創思後難免顯得貧乏且趨於單一化。

豬渾身是寶，養豬大躍進
反映政策標語最為緊密的篆刻界經典奇書，則非《養豬印譜》莫屬，既為名家集刻，並在絕大部分的字體上保留了篆刻本色，將「篆刻」與「養豬」聯繫起來，為大躍進時期（1958～1960）之特定產物。塵封半世紀，幾經波折，終在今年推行而廣為人知。《養豬印譜》為1960年由被譽為海上印壇「三駕馬車」的方去疾、吳樸堂和單孝天三位篆刻名家在創作的黃金時期共同完成，由郭沫若題序詩，並以印文串連成文，表示印譜精神：「豬為六畜之首，十二辰應該倒個頭。豬是多產作家，試問何處不如馬羊牛？哪項不及雞與狗？……憑君一卷書，此乃養豬經，非是區區一印譜，養豬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牽牛也牽豬。人民公社無限好，共產主義有前途。豬多肥多，糧多鋼多，不亦樂乎！不亦樂乎！」

「大躍進」為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以「糧食（農業）」和「鋼鐵（工業）」為中心的增產運動，基於「豬多→肥多→糧多」的邏輯，養豬也就成了農業大躍進的最關鍵基礎，成為群眾運動，並在1959年10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國務院對養豬問題做了重要指示後，轟轟烈烈的發展起來，許多養豬新聞成為報紙的頭版頭條。《養豬印譜》便是出於此熱情動機，編輯魏紹昌說：「今年（1960）3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三位篆刻家聚在一起，看到報上一則新華社北京電訊，報導『全國有兩千萬頭母豬懷孕待產』，我們四人深深地為這件喜事激動了，大家高興極了，想到應該為這兩千萬頭母豬送一份賀禮去。送什麼禮好呢？商量的結果，決定為豬刻一部印譜送去，豬對人民的貢獻這麼大，完全有權利接受我們這樣一份『雅禮』。」方去疾、吳樸堂和單孝天花了半年多時間，薈萃養豬號召，分刻印章100顆而拓製成印譜，「社論篇」選刻了全中國28個行政區報紙上31篇社論的題目，如：〈豬為六畜之首〉（《人民日報》1959年12月17日）、〈讓每頭母豬多子多孫〉（《北京日報》1960年1月10日）、〈實現養豬工具半機械化和機械化〉（《河北日報》1959年12月13日）、〈大搞社隊集體養豬〉（《新湖南日報》1960年1月7日）等。「語錄篇」則有：毛澤東語的〈一頭豬是一個小型有機肥料工廠〉、〈一人一豬，一廟一豬〉、〈人養豬，豬養地，地養人〉等。「良種篇」則由各地選刻了15種優良豬種，邊款記其特色，如：〈內江黑豬〉，「產於四川內江，大型黑豬代表，母豬繁殖力強，體眾增長快，早熟易肥，為優秀的油脂型豬種。」「寶藏篇」則以〈豬渾身是寶〉開展，講其全身從裡到外之益處，有〈一噸豬肉可換五噸鋼〉、〈十二箱豬鬃可換一部拖拉機〉，及〈豬心〉、〈豬氣管〉、〈豬奶頭〉、〈豬卵巢〉等部位，邊款寫明其可寶之處。

當時激起的熱情，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報刊新聞的推波助瀾，然而其資訊並非完全正確，官方數字隱藏著欺瞞，不論在農產、畜牧、煉鋼各增產運動，皆傳捷報，如：一頭母豬可生一胎可生61頭豬仔；當時的一幅漫畫，畫著一牧童和小女孩騎在一頭巨豬上，豬前肢比孩童還大，比例極為懸殊，寫道：「肥豬賽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殺一口，足夠吃半年。」高指標所形成的「浮誇風」，隱蔽了真相，脫離了現實，躍進成了後退，失調的政策導致後來的全國性大災荒。

今日看來另類有趣的篆刻印文內容，揭示其時空背景，各有歷史政治脈絡。標語口號是為宣傳策略，標語所引發的效應是外顯的，隱晦內藏的動機或許是可以更多加思考之處，不輕易信服表相，畢竟連總統都說了：「不做總統，就做廣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