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見（下）

安國和華夏都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大收藏家，二人收藏的宋元書畫現在存世收藏在博物館和私人的有很多，在這些公、私收藏書畫中，有二人收藏印的亦很多。但「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二人的收藏印，在二人存世公私收藏的書畫中一方都沒有出現過。而二人在存世公私收藏的書畫中，所用收藏印在「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亦一方都沒有出現過。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十鼓齋石鼓文」中二人收藏印的真實性。再以「十鼓齋石鼓文」冊後的題跋看，前後題跋有矛盾，人物時間有謬誤。

疑點1：「中權本」倪瓚題跋中提及地點有異

在「中權本」後有元朝倪瓚（1301-1374）觀款一則：「癸丑中秋觀於耕漁軒倪瓚」。（圖1）其實這行款字是從倪瓚的一卷〈詩草尺牘〉中臨摹出來。該卷〈詩草尺牘〉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1995年4月曾經拍賣過，現藏香港中文大學。（圖2）是〈詩草尺牘〉卷中之一。

去年偶然在「中國書法在線官網」中見到一篇文章，是侯勇先生在2019年5月22日發表的，題為〈倪瓚「癸丑中秋跋」考〉，寫的正是「十鼓齋中權本」後面的倪瓚跋。

筆者不認識侯勇先生，對未能徵得侯先生同意，引用他的文章表示歉意。侯先生據《清閟閣全集》，將倪瓚在癸丑中秋前後數天的日期作了排次，確定癸丑中秋當日倪瓚不在耕漁軒，而是在耕雲軒。

「綜合《清閟閣全集》詩集所載，癸丑中秋，倪瓚八月十五日。倪瓚為王㽘作〈耕雲圖〉並詩〈畫贈耕雲〉，亦有〈宿王耕雲山居〉詩，誇讚王耕雲的耕雲山居並有詩〈癸丑八月訪耕雲高士於西巗因寫耕雲軒圖又為之詩〉。八月十九日倪瓚有詩回顧中秋在耕雲軒的場景。中秋夜月明勝當年，良夫（筆者註：徐良夫字耕漁）與景和攜酒至畊雲軒，酣飲及二更，乃就寢。」（註1）

疑點2：「中權本」的題跋另有出處

以上是證實「十鼓齋中權本」倪瓚跋的地點「耕漁軒」不符合。另外在書法上侯先生亦作了研究比對，所用的材料與筆者前面所用的相同，現藏香港中文大學之〈詩草尺牘〉卷中之一。而且侯勇還把倪瓚跋的簽款出處找出來了，是從現藏臺北故宮的〈倪瓚跋唐人臨右軍真蹟〉中來。就可以知道「中權本」倪瓚跋的來源了。（圖3）

疑點3：「中權本」的安國跋內容

在「中權本」後安國有篆書題跋，有這樣一段：「……此本為張涇橋、顧翁翊周所藏，欽羨已久，未敢遽請。冰壑盛翁與顧氏有通家之誼，知余十鼓之集已得八九，且因其冊後有倪雲林先生題字，與余所得浦長源先生題本有師弟淵源，若得聯合亦藝壇佳話，故不惜千金之諾為余和會焉，成人之美可感也。」

查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一書，盛顒，即安國跋中的「冰壑盛翁」，其生卒年為1418至1492年，而安國的生卒年是1481至1534年，盛冰壑卒年時安國僅12歲。安國在「中權本」中題跋時間是嘉靖甲午（1534），盛冰壑已逝去42年，如何再為安國和會此「中權本」？

疑點4：「後勁本」的安國跋內容

在「後勁本」後安國有篆文題跋：「右周宣王石鼓文十，為往哲浦長源先生遺物，後裔寶藏視同大訓天球，非可貨取。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舊藏各本之上，能否媲美韋韓所見本雖不可知，其為五百年前物則碻然可信。若非貢本焉得如此盡美盡善乎。余因愛之深不覺求之切，客秋挽舜臣會合以寒字號良田五十畝易歸，素願獲償，割產奚惜。……」

冊後亦有浦源楷書題跋，時間為「丙寅新秋東海生源記」，該頁裱邊有國安篆書註：「丙寅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時也。」

據「百度網」簡介，浦源（1344-1379），號東海生，江蘇無錫人，舉授晉府引禮舍人。工詩，與福建林鴻為詩友，號「十才子」。浦源尤善畫山水，為倪瓚弟子，明顧起綸《國雅品》中論其詩「詞采秀潤」，有《浦舍文集》。

浦源卒於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而「後勁本」浦源跋是丙寅年。若是前一個丙寅年是元朝泰定三年（1326），則浦源尚未生，若是下一個丙寅年是洪武十九年（1386），則是浦源已卒後七年。故浦源此跋必偽無疑。

疑點5：「先鋒」、「中權」二本題跋     自相矛盾

在「先鋒本」後安國有篆書跋：「……余先得江陰徐氏本，嗣得燕人朱氏手墨各本，及吾鄉顧氏浦氏本，存字較多已稱罕覯，今又得此本於姑蘇曹氏，完全無闕，紙墨尤古增字數十，內多昔人所未見者，蓋為五六百年前物，傳世最古之本也。……今既得此赫然十鼓之本，合諸舊存各本，除辛鼓泐盡僅存九鼓者不計外適得十數，因以十鼓名余齋。……」

在「中權本」後安國篆書跋：「……余齋十鼓徐本得之最早，朱氏各本次之，浦本又次之，此本則稍後於浦本，最後得者曹本也。……因適符十鼓之數，遂以十鼓名齋焉。」

在「先鋒」、「中權」二本題跋中，都說「江陰徐氏本」是「十鼓齋」得之最早一本。可是「江陰徐氏本」並不是安國在「先鋒本」跋中所說的「除辛鼓泐盡僅存九鼓不計外」，而是辛鼓已泐盡之本。這從安國在「朱才甫本」也就是趙叔孺題簽本後面的行書題跋可見。此題跋安國是在嘉靖癸已（1533）八月五日，也就是在「先鋒」、「中權」二本題跋之前的幾個月寫的：「……江陰徐子擴惠予二百年前墨本，紙墨尚遜，其辛鼓雖有石痕，字形難辨。……」說明江陰徐本是辛鼓已無字之本，不能計入十鼓之數。前後題跋所說自相矛盾。

疑點6：「先鋒本」的安國跋內容

又在「先鋒本」後安國有一行書跋：「余素不習篆，自得宋郭忠怒篆體千文墨跡卷後，愛其筆法古法，晨起日臨數十字。邇毋用以題答，從未書跋。今因此本為吾齋第一至寶，故不嫌煩苦，乘興勉書。雖手僵目花，亦衰年樂事也。」據目前所知在「十鼓齋」的各冊《石鼓文》及《泰山刻石》53字本和165字本中，安國共有13次題跋，其中10次是用篆文題跋的，僅3次是用行書題跋。這和跋中所說篆文「每用以題簽，從未書跋」，自相矛盾。

綜上所述，從「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找出翻刻本的徵狀。安國、華夏二人收藏印，在二人收藏其他書畫中找不到相同的印鑑。冊後倪瓚、浦源、安國等人的題跋，多處出現矛盾和謬誤，足以否定所謂明朝安國「十鼓齋」所收藏的《石鼓文》為宋拓本的真實性。

再以「十鼓齋石鼓文」的流傳情況來看，最早是出現在193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後勁本」唐蘭的題跋，說是道光年間安國後人拆售天香堂，於樑間所發現，旋即入邑人沈梧之手，遂流往東瀛。

吳湖帆在1937年3月5日的日記亦記載了「十鼓齋石鼓文」事：「馬叔平（衡）來為商談故宮博物院出品古畫全美會目錄。……又談及安桂坡所藏宋拓石鼓、金文十部，……皆存於安氏祠堂扁額後，藏以鐵櫃，安氏後人不知，以屋輾轉讓人，至道光時為某人所獲，旋全套押於吳江沈旭庭（即沈梧，號古華山人）。寫明永久勿沒。沈梧初有石鼓文定本之著作，成於未押之前，及得安氏本，後悔已成書欲重改前作，未竟而卒。」

唐蘭和吳湖帆二人所說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亦是「十鼓齋石鼓文」之「先鋒」、「中權」、「後勁」三冊都已出版的時候。二人所說雖略有不同，但都說為沈梧所得，在「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亦見有沈梧的收藏印，所以沈梧也是一個關鍵的人物。那麼究竟沈梧究竟有沒有收藏過這「十鼓齋石鼓文」？筆者亦作了一番探討。

首先要了解沈梧。沈梧生於道光三年（1823），卒於光緒十三年（1887），一作沈吾，字旭庭，號古華山農，又號九龍山樵，無錫人。工詩詞，善書法，精丹青，得力於顧、邵、華三師指授，名噪江浙。咸豐間游幕京師。著有《蓉湖漁笛詞》，收藏甚富，所作山水，有士大夫氣，無刻畫痕。撰有《石鼓文定本》、《漢武梁祠畫象考》等。

沈梧是晚清時一位收藏家，曾經其收藏之《明代名人尺牘墨寶》（全12冊），後經周作人、潘博山、張珩等人收藏，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筆者亦曾見過其收藏的一些碑帖，是一位中等的收藏家。不過對《石鼓文》確是很有研究，有專著《石鼓文析埶》、《岐陽石鼓地名考》、《成周石鼓考》。《石鼓文定本》是他最晚年的著作，在他去世後三年光緒十六年（1890）才刻成。所以前面吳湖帆在日記中說，沈梧得安國「十鼓齋」《石鼓文》是在《石鼓文定本》成書以後是不成立的。

沈梧在《石鼓文定本》中沒有片紙隻字提到過所謂的明朝安國「十鼓齋」《石鼓文》。但是書中有三處可證實他沒有收藏過宋拓本《石鼓文》。

其一，在《石鼓文定本》的敘中「……惜乎稼孫已矣，不及見余考證定本，相與共賞為之惘然。愚之於此一刻石（筆者註《石鼓文》）回環胸臆卅年，以不得善本參校，因循中輟，今且老矣多病，力疾為之，以償夙願。然未敢以強辭曲說，貽笑博雅者也，即書以為敘。」

其二，在《石鼓文定本》凡例中「舊拓文字較多於近拓理固然也。然有宋拓模糊殘泐而明拓可辨者，有舊拓所無近拓文有者，拓本優劣之故。是以孫巨源、薛尚功諸家同時著錄，存佚不符。又以殘泐僅存半體難辨之字，或收或不錄故也。今以范氏宋拓合孫薛各本，及自藏明拓新舊二本參校，以彼所有補此所無，其傳寫舛譌或謬者更正之。必審其萬無差訛錄之以成句讀，抱殘守闕共五百廿七字，又己鼓補缺四字。若升庵全本七百二字，劉姚各本凡六百五十餘字，則未敢盡信取以濫入也。」

其三，同在凡例末「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錄本四百九十七字，范欽天一閣北宋本四百六十二字，薛尚功所錄四百五十一字，歐陽公集古錄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十七字，胡世將資古錄四百七十四字，趙古則云吾丘衍此資古錄又加三字共四百七十七字，庚子銷夏記云吾衍參考得四百三十餘字，林侗所藏宋淳化間李戣摹本四百五十字，潘迪所見三百八十六字，劉梅國所收本四百九十四字，都穆又云所見宋拓本四百二十二字，……」。此處僅錄沈梧在凡例中所羅列之宋本。

以上述三處沈梧所說可知，沈梧是在晚年「老矣多病力疾為之」完成《石鼓文定本》的，且「回環胸臆卅年，以不得善本參校」，以「自藏明拓新舊二本參校」。在凡例最後所羅列的《石鼓文》宋本中，亦沒有所謂安國「十鼓齋」所藏的北宋《石鼓文》。所以沈梧曾經收藏過「十鼓齋石鼓文」這件事完全是臆造。

再說在《石鼓文定本》中沈梧提到過魏稼孫其人，與魏稼孫同時代的好友趙之謙、沈樹鏞、胡澍等人，直到民國初的劉鐵云、王懿榮、翁同龢、羅振玉等收藏碑帖的金石家，都沒有一人見過或提到過所謂「十鼓齋」收藏的宋拓《石鼓文》和《泰山刻石》。民國初突然從天而降，上海藝苑真賞社出版「十鼓齋」所藏的宋拓《石鼓文》和宋拓《泰山刻石》。筆者見到最早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秦封泰山碑》五十三字本，是民國七年（1918）十月初版。先後又出版《周宣王石鼓文十鼓齋中甲本》，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書有「民國八年（1919）上海藝苑真賞社所印行安氏別本」。 

所謂「十鼓齋」收藏的碑帖出現在世上不久，即售往日本的三井高堅氏聽冰閣所得。據日本《三井文庫別館藏品圖錄─聽冰閣舊藏碑拓名帖撰》一書，《泰山刻石》五十三字本，在日本大正八年（1919）就被三井氏聽冰閣購入。也就是說在藝苑真賞社出版後，第二年即售往日本。而《石鼓文》的「先鋒本」和「中權本」亦在大正十年（1921）售往日本。郭沫若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日本見到的亦只是黑白的照片，沒有看過原拓本。

再說當時自「先鋒」、「中權」、「後勁」三冊《石鼓文》和《泰山刻石》出版以後，並非沒有人懷疑過是翻刻本的。前面說過1937年3月5日馬衡到吳湖帆處，談到安桂坡所藏宋拓《石鼓文》事，3月8日在吳湖帆日記中就有「購得中華書局出版之《石鼓》先茅本及藝苑真賞社出版之《石鼓》中權本二則，晚間與陳子清細勘，頗疑翻刻，前日馬叔平之說或馬氏亦有受詒可能云。」可是到了3月14日吳湖帆在日記中又說「在沈（尹默）家觀宋拓《石鼓》照相本，即馬叔平所云安桂坡舊藏之第一北宋本也。據照片，字口確較中華、藝苑所印者為佳，且有安氏篆書題跋甚多，蓋安氏得於蘇州曹氏，不知曹氏為何許人也。今照片一套計一千二百元鉅，可謂駭然矣。」吳湖帆被安國的篆書題跋所騙。

又容庚1935年2月在《燕京學報》第十七期中發表的〈秦始皇刻石考〉一文，在《泰山刻石》中有這樣一段：「安國本明安國舊藏，今由藝苑真賞社印行。合殘泐之字計一百六十五字，視《秦篆譜》為多。取《絳帖》本校之，其多於《絳帖》者，大抵皆半泐之字。惟『治道運行』之『運』字，『靡不清淨』之『淨』字獨完整。其『靡』字作造篆字，《絳帖》本作造篆字，以《絳帖》本為勝。……末有安國題跋，云：『桂坡再題。』則其第一跋或述明此本來歷，為人割去。石花板滯，始皇頌與二世詔清晰相若，使為原拓本，宋庠江休復二人不當不見，其從《秦篆譜》出而非原石拓本則無可疑。……」容庚從篆文結體和石花板滯二方面懷疑此《泰山刻石》為翻刻本。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趙宦光本《石鼓文》，有陶北溟題簽和跋，簽題有「近有安桂坡本則石紋無一合處宋覆本耳」，跋題「……安桂坡本即楊升庵據之作石鼓文音釋者，阮文達以為不可信，錫山非遐陬僻壤，安氏復藏棄世家，果有宋拓如許，乾嘉諸老不容無所聞見。今安本悉歸東海，僅覩印本與泰山刻石，泐紋皆不甚自然，未觀原拓，遂不免懷疑，不審憂患餘生，尚有緣一寓目否耳。戊子（1948）四月北溟。」

容庚、吳湖帆、淘北溟是鑑定碑帖的內行，從石花的不自然已發現翻刻本的倪端，可惜沒有深入繼續研究。以上三例是筆者所知當時即有懷疑所謂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碑帖是翻刻者。

既然所謂「十鼓齋」收藏的碑帖是從上海藝苑真賞社現世，那麼必須對上海藝苑真賞社作一探索。前面已對上海藝苑真賞社有一簡單介紹，現在對其創辦人秦文錦、秦清曾再作一略為詳細介紹。秦文錦（1870-1938），字絅孫、褧孫，號雲居士，息園老人、守黑居士等。齋名鉏彝齋，古鑑閣，無錫人，晚清書畫金石家秦祖永之孫。曾隨駐日使節赴日本考察交流，研習先進科學技術，尤重書籍裝幀及鋅版蝕刻、珂羅版印刷。1915年（一說1904年）在上海創辦藝苑真賞社，影印歷代碑版書法名蹟。富收藏，尤精審鑑別金石碑版。秦清曾（1894-1984）名淦，秦文錦次子，自幼秉承家學，能書擅畫。其《古鑑閣校碑閣冊》四十餘葉，每葉都有當時名人一人為其題跋，題跋者有康有為、梁啟超、鄭孝胥、袁克文、裴景福等。該冊現藏上海博物館。秦清曾隨父在上海經營藝苑真賞社。存世著名的〈北魏張黑女墓誌〉孤本，就是秦氏的家藏。

民國時上海印刷出版碑帖的情況是這樣的，「求古齋」、「掃葉山房」出版的碑帖都是簡裝本，供習字者用。「有正書局」、「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藝苑真賞社」則是出版高級的碑帖版本，供收藏家、研究者和碑帖愛好者用。各家出版的碑帖都以版本高古罕見為勝。當時即有人對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碑帖有懷疑。

在《余紹宋書畫論集》一書頁251，1935年12月余紹宋（註2）有這樣一段話：「心佩寄藝苑真賞社所印諸篆文帖見贈。偶取秦碣、石門頌臨之，覺其中凡《嶧山碑》及《會稽刻石》所有之字皆同，其所無之字則非散漫便扭捏，頗疑此石久亡，後人雜取前兩石之字雜湊合而成者。該社秦文錦乃題為宋徐鼎臣本以欺人，尤為可鄙。秦某所印碑帖甚多，大半填改塗飾，題為舊拓。且如《張表碑》等皆偽之尤者，誤人不淺。」1936年1月：「《會稽刻石》裱成，以校上海秦氏所印冊，乃覺影冊大謬。非但點劃有異而風格亦大不同，影冊實甚惡劣。此拓乃易得之物，不知秦某何緣不知？而用此劣本以誤人也。」1936年4月：「始臨《泰山碑》上海藝苑真賞出版者。此社出版之品不可恃，是碑究有塗改增飾之處否？苦無別本校對也。」

今人碑帖愛好者陳郁先先生近有一文〈讀碑記─民國藝苑真賞社碑帖影印中的「移花接木」〉。陳先生近年購得原為藝苑真賞社秦氏收藏的碑帖拓本，與藝苑真賞社當年印刷出版的該碑帖相校閱，發覺拓本與印刷品多有出入。題跋有移花接木，拓本有張冠李戴，加蓋偽收藏印鑑等作偽手段。

在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碑帖中創有《碑聯集拓》、《聯拓大觀》等，此種碑冊是從碑帖中挑揀出需要的字，集成對聯，有些字碑帖中沒有的就拼湊而成，有些字碑帖中已損壞的就填墨而成。（圖4）

此偽造翻刻碑帖的條件，拓本拼湊填墨，題跋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加蓋偽造收藏印鑑等，藝苑真賞社秦氏都具備。鑑於在「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找到種種翻刻徵狀，在安國題跋中找到種種謬誤，又證實沈梧沒有收藏過什麼「十鼓齋石鼓文」。再者前文秦氏後人聽祖父「騙日本人不可告外人」之說，筆者後來與秦氏後人有見面，亦證實其說法是事實。基本上可以排定此「十鼓齋石鼓文」是上海藝苑真賞主人秦氏所偽造。

筆者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有一關鍵性的啟發，使筆者恍然大悟，確定原來這所謂明朝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所收藏的宋拓《石鼓文》的確是藝苑真賞社主人秦氏所偽造。曾經有三位碑帖愛好者的朋友，在當年朵雲軒拍賣這冊國內本「十鼓齋石鼓文」時，見過該冊未曾裝裱破舊的原本，告訴筆者曾見冊中有「不可用」字樣。於是沿著這條線索，找到當時尚未裝裱原冊的照片，發現未裝裱時有一方安國的印「膠山」二字，當時此印是另外單獨一紙的（圖5），裝裱以後此印添貼在第一鼓吾車鼓末「蜀」字的下部。（圖6）在線裝本的末頁確實找到了「此係紙傷不可用」七字（圖7）。一言驚醒夢中人，此冊是藝苑真賞社秦氏當年偽造「十鼓齋石鼓文」時所廢棄不用之本無疑。筆者之前對此冊的種種疑問：為何此冊沒有安國的題跋？為何此冊只鈐了七枚收藏印？為何此冊安國不裝裱，沈梧不裝裱，秦氏亦不裝裱？為何此冊沒有沈梧的收藏印？都因為知道了這是秦氏翻刻時所廢棄不用之本而迎刃而解了。

筆者還找到了兩處所謂安國「十鼓齋」的印藏印，為藝苑真賞社秦氏隨意加蓋的範例。2011年7月亦是上海朵雲軒拍賣行從秦氏後人處，徵得一冊《唐契苾明碑》拍賣。該冊碑帖拓本從紙墨情況看，最早亦不過清初拓，而冊中有五枚安國「十鼓齋」的收藏印。（圖8）安國是明朝人如何在清代拓本鈐印？是秦氏所鈐。又在前文陳郁先生的〈讀碑記〉一文中見到，陳先生購得一冊原為藝苑真賞社秦氏收藏的舊拓《石鼓文》殘本，陳先生以當年該社出版的該《石鼓文》殘本印刷本相校閱，印刷品後多印了三枚安國「十鼓齋」的印藏印（圖9），原拓本後面沒有這三枚印，是秦氏所鈐。

在「十鼓齋石鼓文」中，有安國不同印文的收藏印多達6、70方，筆者亦曾作一探討，但不得要領，後來在百度文庫2018年10月7日杭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專業（書法篆刻方向）碩士研究生陳可奇先生〈從趙叔孺的交往中看其藝術的正統觀〉一文得到啟發。在陳先生的文中有一段是趙叔孺與秦文錦的交往：「……上述所言秦文錦曾將周秦鼎彝和漢魏碑刻百多種集成數千聯句，取名《碑帖集聯》、《聯拓大觀》等印本出版發行之事，趙叔孺有感於此，於丁已（1917）之秋，刻一白文印見贈，印曰：『錫山秦絅孫集古文字記』，邊款曰：『老友絅孫邃於金石之學，嘗以金文，碑碣原字集拓成聯，獨運匠心，嘆未曾有。余力勸付印，以廣流傳。今春藏事，海內推為傑作，每出一書，余得首先拜貺，愧無報瓁，用刻是印，聊酬盛意，并咐不朽。丁巳秋日，叔孺記於滬寓。』又刻『絅孫校定』朱文印一方，款曰：『絅孫新輯碑聯集拓成，叔孺為刻校定之印。』秦文錦富收藏，並對甲骨鐘鼎，秦漢篆籀研習頗深，而趙叔孺好古，醉心三代吉金文字，曾自刻『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白文印以見志，故趙叔孺對於秦文錦集聯之舉頗為高興，與秦一拍即合。秦文錦每得一古器物，趙叔孺為之刻印一方以志。秦氏齋號曰『鉏彝齋』，趙叔孺有刻此印，款曰：『絅孫老友新得周鉏麑彝，云關中出土者，因以顏其齋。叔孺刻并記。』庚申（1920）冬，秦文錦得北周呂僧哲造像一區，趙叔孺便刻『石佛龕』白文印一方，以永充供養。戊辰（1928）春，秦文錦以重金購《張黑女墓誌》一冊，便自詡『守黑居士』，趙叔孺便刻一朱文印見贈，款曰『魏黑女志為海內孤本，絅孫老友以重金得之，愛護等於頭目，刻此志世守也。戊辰仲春，叔孺刻并識。』除此之外，秦文錦自用如『褧孫藏磚』、『褧孫手拓』、『古鑑閣中銘心絕品』、『絅孫收藏』……諸印，皆出趙叔孺之手。」

從上述所說得知秦文錦和趙叔孺交往甚多，過從甚密，秦文錦每得古物，趙叔孺即刻印為贈。記得所謂「十鼓齋石鼓文」的「朱才甫本」，出版時有趙叔孺的題簽「宋拓石鼓文，戊午八月朔，絅孫藏，叔孺題」（圖10）。戊午年是1918年，正是趙叔孺和秦文錦過從甚密的時候，且該冊《石鼓文》中已有安國的收藏印20餘枚，從印章的刀法、印文的格局與趙叔孺的印極其相近。筆者懷疑秦氏所用的安國藏印是趙叔孺刻，至於趙叔孺是否知道這《石鼓文》是翻刻本就不得而知了。

安國後人拆售祖產在樑上發現「十鼓齋石鼓文」的故事，其實也並非新鮮事。早在唐朝張彥遠的《法書要錄》一書的卷三中，就有〈唐何延之蘭亭記〉一文，載當年蕭翼賺蘭亭「樑上藏寶」的故事。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蘭亭序為王書第一，知在智永和尚徒辨才處，恨不能得。後派大臣蕭翼去，蕭翼見辨才和尚不談蘭亭，只談書畫，日漸混熟，一日論及蘭亭，辨才「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看完之後「更不復安於樑檻上」。一日蕭翼知道辨才和尚出門，於是往寺誑說遺留帛巾於辨才房中，入室取得王羲之蘭亭序而歸。藝苑真賞社秦氏張冠李戴利用這故事引人入勝，增加其傳奇性而已。

在「十鼓齋石鼓文」安國的題跋中，筆者曾指出多處矛盾和謬誤，有三種可能出現這樣情況。第一種是造偽者學識有限，顧此失彼以致謬誤。第二種是造偽者故意留出破綻，怕遭天譴報應。第三種是造偽者「遊戲人間」故意留出破綻，暗中提示，若觀者不能識出破綻，則應自負責任，不得怪罪於造偽者。至於上海藝苑真賞社秦氏於三種之中，屬於第幾種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的題目是「關於明朝大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見」。

結論是：所謂明朝大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是翻刻本，安國沒有收藏過，而且安國亦沒有「十鼓齋」和「天香堂」的室名，沈梧亦沒有收藏過。是上海藝苑真賞社主人秦氏所偽造。

筆者曾經想過為何當初「十鼓齋石鼓文」出現時，郭沫若、馬衡、唐蘭、沈尹默等專家學者沒有懷疑其真實性。後來筆者處身當時情況亦覺難辨。當時除了趙叔孺可能見過原拓本以外，沒有一人見過原拓，且即流往日本。當年藝苑真賞社和中華書局出版的都沒有題跋，直到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一書出版才見題跋，沒有足夠的資料難以辨別。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二玄社出版「原色法帖」才見全本真面貌。數十年來安國「十鼓齋石鼓文」在《石鼓文》拓本中第一的地位已成定局。若非這次國內本的出現，若非當年朵雲軒余氏，秦氏後人的啟發，筆者亦不會作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筆者乃一退休人士，年介耄耋，獨居海外，不揣翦陋，斗膽撰文否定百年來公認《石鼓文》之圭臬，不勝惶恐。若有不足之處，還望有識之士指正。文中從網上摘取了陳榮清、侯勇、陳可奇三位先生文章，筆者不認識三位先生，在此表示歉意，同時亦表謝意。又上海圖書館仲威先生幫助查找資料，馮蒨女士幫助整理圖片，一併致謝。

註1 摘自侯勇〈倪瓚〈癸丑中秋跋〉考〉一文。

註2 余紹宋（1852-1949）浙江龍游人，書畫家、鑑定家。曾是故宮博物院1935年倫敦展覽書畫鑑定者七人之一。.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第334期（202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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