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見（上）

近百年來「十鼓齋石鼓文」已被奉為存世《石鼓文》拓本中的圭臬。如果這冊新發現《石鼓文》拓本，真是明朝安國「十鼓齋」所收藏，真是宋拓本的話，那將是在中國的文物史上又一重大發現，不亞於當年我曾經經手的北宋拓《淳化閣帖》最善本的發現。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第333期（2020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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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新出本《石鼓文》冊面題籤。（馬成名提供）

事情的緣起是在2012年10月下旬，筆者在臺北參加第三屆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一天接到一位臺北的朋友胡君來電話，問筆者在哪裡？在美國還是中國國內？筆者答不在美國也不在中國國內，而是在你的老家臺北。胡君說有事請教，約回國見面。11月我們在上海見面了，寒暄一番「多年不見」後，胡君取出一冊碑帖讓筆者鑑定。冊面題簽：「宋拓石鼓文十鼓齋舊藏，辛卯歲末得於秦文錦氏後人。」（圖1）見到簽條十分震撼，明朝大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如雷灌耳，非常重要。但又十分驚奇，因為筆者知道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以下均稱「十鼓齋石鼓文」）都是宋拓本，而中國國內不論公私收藏都沒有一件《石鼓文》的宋拓本。所以近百年來「十鼓齋石鼓文」已被奉為存世《石鼓文》拓本中的圭臬。而且據筆者所知「十鼓齋石鼓文」拓本，除一冊佚失，都已流往日本，從未聽說過中國國內還有藏本。如果這冊《石鼓文》拓本，真是明朝安國「十鼓齋」所收藏，真是宋拓本的話，那將是在中國的文物史上又一重大發現，不亞於當年我曾經經手的北宋拓《淳化閣帖》最善本的發現。可以補《石鼓文》的拓本，在中國國內沒有宋拓本的空白。抱著這樣的心態，筆者誠惶誠恐翻開這冊碑帖。（圖2）

圖2 新出本《石鼓文》內頁。（馬成名提供）

不過在這之前，有必要先對《石鼓文》和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作一介紹。

《石鼓文》和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

《石鼓文》乃是中國最早有文字刻在石上的大型石刻，因為是刻在形狀似鼓的石墩上，因而取名為《石鼓文》。作為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不論在文字學上、文學史上、書法史上、碑刻史上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來都被專家學者所重視和研究。

《石鼓文》其刻石的年代據考可定在先秦時代，距今2500年以上，其刻石的書法為上古籀文。其刻石的內容為記載國君游狩漁獵的十首四言詩，分刻在十枚鼓形的石上。原石的流傳經過是唐初在陝西省岐州雍縣南之三畤原發現，唐朝之名臣蘇勗、李嗣真、書學家張懷瓘、虞世南、詩人杜甫、韓愈等人，對《石鼓文》都有詩文稱頌。當初原石散落在陳倉田野中，後鄭餘慶始遷至鳳翔之孔子廟，經五代戰亂又復散失，宋朝司馬池知鳳翔時，將石鼓搬至府學，時已失其一鼓，剩下九石鼓。北宋皇佑四年（1502），向傅師搜訪而得所失之一鼓，但此石上端已被削去成臼形，文字缺失每行上三字。宋徽宗大觀年間原石歸於京師（河南開封）。宋朝南渡，金人將石鼓搬至燕京，而後一直存於北京國子監。20世紀抗日戰爭時曾遷往四川，戰後遷回北京，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這是石鼓原石歷年遷徙的經過。

刻在石鼓上的文字，經過2000多年的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天災的損害、人為的破壞、日漸變少，故《石鼓文》存字的多少，一直以來都為研究者和收藏家所關注和重視。歷史上對《石鼓文》的存字多少都有記載，如：孫巨源得唐人錄本497字，歐陽修《集古錄》465字，范欽天一閣本462字，薛尚功所錄451字等。以上大多為文字的紀錄，唯一有實物拓本存世的是范欽天一閣本，該本原為元朝趙孟頫收藏。可是在清朝咸豐十年（1840）毀於兵燹。從此就再沒有《石鼓文》的宋拓本實物出現過。

圖3 新出本《石鼓文》冊後有「澹菴成始終觀於葑溪草堂」兩行字。（馬成名提供）

「十鼓齋石鼓文」的出現與顯世

民國初市面上突然出現明朝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的北宋拓本《石鼓文》，為上海藝苑真賞社珂羅版印製出版。藝苑真賞社是無錫秦文錦、秦清曾父子二人，民國四年（1915）在上海三馬路（漢口路）創辦開設的一間專門以珂羅版和金屬版印製碑帖的店舖。當年（約民國七年，1918）該社的「本社印行周鼓秦碑附告」中，對出版該拓作了這樣一段說明：「北宋因石鼓文，此前明錫山安氏十鼓齋中第一本也。桂坡稱宋內府賜本。……右周秦兩種，美且難並，為墨林鴻寶。亦主人藏碑中最煊赫最貴重者。本社開幕之初，即請求假印，因主人深閉固拒，未肯俯從，不得已而思其次，免以副本相假。周鼓為安氏第四本，秦碑為安氏初得不全本，字數雖少。均為宋拓。精印流傳、已十數載矣。」（註1）

這是最早出現「十鼓齋石鼓文」的時間，但「十鼓齋石鼓文」大顯於世的時間則是在郭沫若在日本見到「十鼓齋」的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的照片，並發表了《石鼓文研究》一書之後。該書在1939年7月作為「孔德研究所叢刊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1959年第三版出版時，郭氏在〈重印弁言〉中有詳細說明當年其發現「十鼓齋石鼓文」的詳細經過。這裡摘錄該書部分，讓讀者有所瞭解。

一九三二年秋，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共四十二張，並無題跋。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是三井兒子借給朋友看，流散在外的。……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當時誤信耳食之言，曾以之為「前茅本」。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但妄把「權」字磨改為「甲」字，冒充《十鼓齋中甲本》書後長跋被刪去，以掩其作偽之跡。

一九三六年夏收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託人送到東京，希望加以利用，進行研究。我選了1595片編成《殷契粹編》，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本。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劉氏甲骨拓本，他便向我建議：願意把他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正是他從中斡旋的，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因而我就有了機會，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豹。三本照片前後題跋俱全，中權、後勁的蹊蹺也就得到了闡明。

河井的照片我把它複製了……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請他設法印行。

郭沫若1932年從文求堂得到照片，交與馬衡、唐蘭出版的是後勁本，193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後面有唐蘭、馬衡二人題跋。二人的題跋均以為該本是前茅本。唐蘭的題跋很詳細，前面校閱了此本與中權本之不同。後面道出了「十鼓齋石鼓文」的來歷：「……按安氏收藏之富，有聲晚明，既雄資財，又精鑑賞。與同邑華夏（中甫）最善，華氏即刻真賞齋法帖者也。安氏所藏石鼓舊拓凡十，因號為十鼓齋，而此前茅及中權、後勁三拓實為之冠，後以諸拓精者緘固一龕，寘於天香堂梁（樑）際。清道光時其後裔拆售天香堂，因發現諸拓旋入邑人沈梧（旭庭）之手。（梧嘗作石鼓文定本署古華山農）。或云由沈氏之介質錢四十萬，輾轉流入市儈手，遂以此前茅本售於東瀛得萬金。而中權本徑印行者詭易權字為甲，剜改之迹甚顯，又割去安氏長跋，故諸拓原委今不能盡詳也。……」

圖4 後勁本、中權本、新出本（秦本）之第一鼓《吾車鼓》第四行第六字「鹿」字比較。（馬成名提供）

新出本《石鼓文》是否為安國「十鼓齋」藏本

以上是《石鼓文》和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的介紹。現在回復到第一段，當初筆者懷著誠惶誠恐的心情翻開這冊碑帖拓本後仔細鑑閱了兩遍，冊中有安國收藏印多枚，冊後有「澹菴成始終觀於葑溪草堂」（圖3）觀款兩行字，字劃雖經裝裱，時墨已瀋開，章草書寫字裡行間不若今草流暢。安國藏印、成氏觀款都無可非議。但拓本紙張平滑，拓墨不見字口，心中頗有疑惑。當時在室內觀看，燈光暗淡，於是要來檯燈一盞，加大亮度，仔細再閱，燈光下會有誤差，還是不放心。再攜往室外觀看，但已迎黃昏，光線略晦，也看不出個所以然。約定第二天在日光下再看。看完後我初步的結論是，此本該是安國「十鼓齋」的藏本，至於在安國藏本中屬於排名第幾，需要校閱後才知道。於是要求複印本一份，進一步研究。

筆者對此冊新出現的「十鼓齋石鼓文」的疑惑，是拓本紙張平滑，拓墨不見字口。在這裡對於碑帖拓本的字口問題需要解釋一下。碑帖拓本是用宣紙在碑石上捶拓下來的。碑石的刻字大都是凹下來的，拓碑的過程是先要將拓紙浸濕，將拓紙舖在碑石上，然後用木棰或棕刷在碑石上隔紙或氈打刷，有字的地方將紙打刷下去，再用墨包拓墨，紙張凹下去的地方就成了白字。而凹下去白字的邊沿就叫做字口。所以裱碑帖和裱書畫是兩回事，裱書畫紙張要平，不能有皺紋。裱碑帖要保留拓本凹下去的皺紋才能看見字口。碑帖拓本不見字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碑帖拓本重覆揭裱多次後，字口都撐平了，此種情況仍是真的拓本。另一種情況是造偽，將印刷品填墨後充當真拓本。筆者為何對此拓本不見字口如此介意，是因為筆者曾經見過在高科技條件下的印刷品，其逼真程度簡直可以亂真。

十天後複印本送到，當時筆者尚在上海，手邊沒有安國「十鼓齋」的《石鼓文》印本可以校閱。返美國回家以後，找出「十鼓齋石鼓文」的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及趙叔孺題簽之朱才甫本，四冊印本與此中國國內新出現本，五冊相校閱，校閱結果肯定此中國國內新出本確是和「十鼓齋石鼓文」相同，應是其中之一。

但又出現新的疑問，中國國內新出本拓墨的時間與中權本相當，或較中權本略早。因為第一鼓《吾車鼓》第四行第六字「鹿」字，中國國內新出本較之中權本尚多見一橫劃，與後勁本相同（圖4）。應亦是北宋拓本，為何安國沒有題跋？在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中，安國都鈐蓋40幾枚收藏章，即使在趙叔孺簽之南宋拓本亦鈐蓋了20幾枚收藏章，為何在這本安國只鈐蓋了7枚收藏章？其他各本都有鈐蓋沈梧的收藏章，為何這本沒有沈梧的收藏章？雖然有這些疑問，但筆者對這是「十鼓齋石鼓文」之一並沒有懷疑。當時筆者已經知道「十鼓齋石鼓文」共有六冊。日本三井文庫藏有四冊，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還有一冊稱「安國第三冊」的。日本中村不折氏書道博物館藏有一冊。以上五冊筆者均曾經寓目，再有一冊即上海藝苑真賞社最早印刷的趙叔孺簽本。這次出現的是第七冊。筆者曾經和日本二玄社的高島義彥先生聊天的時候，詢問過高島先生，日本三井收藏「十鼓齋石鼓文」的情況。因為有一年三井東京收藏碑帖的地庫被水淹了，很多碑帖被水浸濕，高島先生幫助三井整理過這批碑帖。高島先生告訴筆者，三井藏有七部《石鼓文》，是不是七部都是安國收藏不清楚。當時筆者曾經有想過，現在出現在中國國內這「第七冊」是否會從日本三井處回流國內的。

圖5 2011年11月上海朵雲軒拍賣圖錄書影。（馬成名提供）

為了搞清楚這些疑問，第二年回國的時候即想知道這冊中國國內新出本的「十鼓齋石鼓文」從何而來？經打聽原來是2011年11月從上海朵雲軒拍賣行釋出。朵雲軒是筆者30年前的「老家」，筆者曾經在朵雲軒工作過20年，要找熟人了解情況還是容易的。經介紹找到當時朵雲軒經手徵集此次碑帖拍賣的經手人余君，余君告訴此冊《石鼓文》是由上海苑苑真賞社創辦人秦氏的後人提供的，同時提供的碑帖、書法拍賣共有16件之多。在朵雲軒拍賣的目錄中這件《石鼓文》的說明是這樣寫的：「《石鼓文》，皮紙簡裱本，一冊。署年，清拓本。說明：此冊為清代據安國珍藏明拓本翻刻。估價：人民幣2000-3000。」（圖5）見到目錄當初，筆者曾經懷疑這冊《石拓文》是否高科技電腦高清仿真的疑問即時消失。因為人民幣2、3000元是做不出一冊仿真品的。

圖6 清光緒十九年（1893）國子監祭酒陸潤庠監拓本《石鼓文》並《石鼓文音訓》一套。（馬成名提供）

「十鼓齋石鼓文」是原拓或翻刻

但是為什麼目錄的說明：「此冊為清代據安國珍藏明拓本翻刻。」就這問題，筆者又詢問余君這是何據？余君說這是物主秦氏後人提供拍賣時說的：「從前小時候祖父曾經講過，安國的《石鼓文》是做假騙日本人的。而且對他們講不能告訴外人。」筆者聽到這樣的說法，十分驚訝。是否真實，半信半疑。所謂半信半疑者，秦氏後人是否會講過這樣的話，從前沒有聽說過，第一次有這樣的說法。但余君亦不應該會憑空捏造這個說法。好在物主秦氏後人筆者亦熟悉，留待以後再證實。

既然有說「十鼓齋石鼓文」是翻刻本，鑑於「十鼓齋石鼓文」是目前《石鼓文》存世拓本中公認的首位，就更有必要搞清楚究竟是翻刻本，還是原石拓本。

之前筆者所做的研究是以安國「十鼓齋石鼓文」與中國國內新發現本作比較，證實就發現本是安國所藏之一。現在研究的是安國「十鼓齋石鼓文」是否翻刻本，這是一個新的命題。必須要改變研究的方向，改轅易轍，重起爐灶，要以《石鼓文》的原石拓本，與「十鼓齋石鼓文」相比較才能得出結論。

清光緒十九年（1893）國子監祭酒陸潤庠監拓本《石鼓文》鈐印。（馬成名提供）

筆者藏有光緒十九年（1893）國子監祭酒陸潤庠監拓本《石鼓文》並《石鼓文音訓》一套（圖6），又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題跋的《石鼓文》、《石鼓文音訓》、《清乾隆刻石鼓文》、《清王杰等重排石鼓文音訓》一套（圖7）。陸潤庠與馬衡當年都是《石鼓文》原石的管理者，所以這二份拓本均為原石拓本無疑。

圖7 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題跋的《石鼓文》、《石鼓文音訓》、《清乾隆刻石鼓文》、《清王杰等重排石鼓文音訓》一套。（馬成名提供）

以此二套《石鼓文》的原石拓本，與「十鼓齋石鼓文」的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國內本，逐鼓、逐鼓、逐字、逐字仔細校對，最後發現，所謂明朝大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的宋拓《石鼓文》，有很多翻刻本的跡象。

在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什麼是碑帖的翻刻本、碑帖翻刻本的特徵是什麼。所謂碑帖的翻刻本就是複製品。以原碑石的拓本為範本，重新再刻一塊碑石，重新再刻的這塊碑石就是翻刻本。翻刻本與原石本之區別在於，翻刻本的文字筆劃羸弱，神態木訥。翻刻本最難複製的是碑石損泐的石花。碑石刻成以後，大都存放在露天，沒有任何遮蓋，千百年來，日長世久、經風吹雨打、日曬雨淋，碑石逐漸損壞，損壞的地方在碑帖拓本中就成了白色的點塊，我們叫石花。由於這是天然條件造成的損壞，石花看上去是很自然的，而翻刻本要人為對照原樣將這損壞的地方刻出來，則會有僵硬、凝滯、不自然的感覺。而且碑石損壞的程度有深有淺，原石拓本尚能見到這些深淺的變化，翻刻本則無法做到，只能一片空白。特別是文字的筆劃之間，原石拓本筆劃之間雖有損泐但尚能辦認見到筆道，翻刻本則一片模糊或損壞地方也變成筆劃了

。

經過仔細校閱，所謂的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與翻刻本特徵完全符合，翻刻本原形畢露。現將校閱後安國本明顯翻刻的地方羅列並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