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獻「瘟疫」考

考「疫」字在古代字書的解釋，首要特色是「普遍流行的疾病」。《說文解字》：「疫，民皆疾也。」《字林》：「疫，病流行也」，其後辭書大多同於二者。所謂「民皆疾」或「病流行」者，講的是疾病流行的「現象」，卻看不出其成因。醫療史學者林富士認為，「疫」之本意並不全指「傳染病」，而較近似現代西方醫學之「流行病」（epidemic），即流行於某一時期、某一地域、某些人群間（或及於整個社群）的疾病，同時包括傳染病與非傳染性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營養不良等各類疾病）。到了現代，教育部國語字典的解釋亦包括二者：「流行性或急性傳染病之總稱。如：『鼠疫』、『防疫』。」

「疫」還有另一個特殊的意思，即直接指涉「疫鬼」。《周禮．春官．占夢》云：「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鄭玄注：「疫，癘鬼也。」明末清初字書《正字通》引東漢建安曹植〈說疫氣〉云：「或以疫為鬼神所作，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雖然曹植對鬼神作疫說不以為然，但東漢劉熙《釋名》亦云：「疫，厲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礪傷物也。疫，役也。有鬼行役，役不住也。」南朝梁顧野所撰韻書《玉篇》亦載：「疫，癘鬼也。」顯然是當時流行的觀點。

除了字書與史籍，在宗教典籍裡更常見到這種說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道光十五年（1835）刊行的一部道教典籍《海南一勺合編》，其中「翦妖門」即載《觀音經》除疫的靈驗神蹟：「九江王曰光偶詣親串家，見所印觀音經，持歸數卷，供香火龕內。時瘟疫流行，鄰舍遍染，曰光一門無恙。其村落死亡過半，曰光夜夢大士囑曰：『予憫此地劫難，汝速將經卷施散，每戶一卷，疫自除矣。』醒而大悟，復乞親串得若干卷，分散之戶，無不立愈全，活者無算。」

像這樣以神佛除疫的觀念，正如研究清代江南瘟疫的學者余新忠所說：「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瘟疫的出現乃是鬼神作祟的結果，而且，就是士人乃至醫家往往也不能擺脫這一觀念的影響。視鬼神為瘟疫病原這一觀念，最集中地體現在『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這樣一種認識之中。」　

張志斌《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指出，中國醫家歷來強調疾病的預防，認為醫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治病，而是使人不得病。預防的方法包括藥物預防、人體自身抵抗力及人痘接種預防三種。藥物預防者，例如晉代葛洪《肘後備急方》論及「癘氣」病因及其傳染性，並提出「大黃、甘草、麻黃、杏仁、芒硝、黃芩、巴豆丸」的藥方，建議「家人視病者」可先服用，以預防傳染。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藥方》則記載「雄黃丸、赤散、泰乙流金散、雄黃散」等防疫藥方。宋代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也提到各種防疫方藥，如屠蘇酒、辟瘟粉、殺鬼丸等。 而相應於「鬼神致疫」的觀念，宗教信仰當然也提供了五花八門的防疫偏方。前引《海南一勺合編》除了講述觀音大士顯靈除疫，也附錄不少防疫方法，如「預避瘟疫方」載「五更時投黑豆壹大握於井中」，而且要「勿使人見」，如此便能「凡飲水家，俱無傳染」。奇妙的是，其中也有類似今日酒精消毒的概念，如「入病家不染方」云：「香油調雄黃、蒼朮末塗鼻。既出，用紙條到鼻孔取噴嚏，再飲雄黃酒壹杯，絕無傳染。」

最神奇的一種預防觀念，還是「正氣防疫」。中國古代醫家往往將瘟疫看作不正之氣所致。《黃帝內經．素問．遺篇》：「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明代醫籍《景嶽全書》卷十三〈瘟疫〉談到「避疫法」也說：「瘟疫乃天地之邪氣，若人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干，自不相染。」這觀念甚至影響流傳至日本，日本江戶時代後期醫家多紀元簡文化六年（1809）纂《櫟窗類鈔》所收錄〈時疫由人心致之〉一文載：「金閑存曰：或曰旱潦之後，每有時疫，其故何歟？怡然子曰：旱者，氣鬱之所致也；潦者，氣逆之所致也。……陰陽受傷，必滯而成毒，毒氣潰發，人物相感，纏而為患，疫證乃時行也。曰：天地無私，無私則無累，而陰陽之氣宜其順而達矣，其所以鬱而逆者，又何故耶？曰：由人心致之也。」這其中的論述，將天地流氣不正的原因歸咎於人心之逆鬱不正，多少也呼應了《內經》與《景嶽全書》的觀點。

然而，從目錄學的角度來看，「瘟疫」這一疾病概念卻是晚至明崇禎年間吳有性《瘟疫論》一書問世後，才真正在醫藥典籍中被獨立論述。

「溫病」一詞早見於《內經》和《傷寒論》，其後的醫者也曾斷斷續續提及，但到晚明「溫病」才成為重要的醫學範疇。《四庫全書總目》載《瘟疫論》的成書原因：「是書成於崇禎壬午。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為瘟疫，其病與傷寒相似而迥殊，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明之。」 吳有性（1582－1652），字又可，吳縣（今江蘇蘇州）洞庭東山人，他在書前序提到，明代多次瘟疫流行，但當時醫學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以致投劑無效的現象，包括誤以傷寒之法治瘟疫：「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者是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補、攻補失序而死者。有醫家見不到，急病用緩藥、遷延而死者，「比比皆是」。 吳有性《瘟疫論》中所載傳染病、包括傷寒、感冒、瘧疾、痘疹（水痘、天花）、絞腸痧（霍亂）、疙瘩瘟（腺鼠疫）、蝦蟆瘟（腮腺炎）、大頭瘟、探頭瘟、大麻風、鼠痿（頸淋巴結核）、流火丹毒、目赤腫痛（眼結膜炎、砂眼）、病癉發黃（肝炎、黃疸）、斑疹、咽腫、瘡疥療腫等，內容廣泛，是他親歷瘟疫流行，臨床經驗的總結。吳有性提出戾氣致病說，即溫疫並非古人所謂感受外邪所致，而實為一種肉眼不能見的無形無臭的雜氣所侵而成。此雜氣具有多樣性及特異性，能引起不同的病症，諸如痘瘡、斑疹、痢瘧、大頭瘟、蝦蟆瘟等。而侵入之雜氣又與牛、羊、雞、鴨等之雜氣互不相干，各有所偏。在對治方法上，也出現「一病只須一藥之劑」的處方觀念。

對於吳有性對治瘟疫的觀念，《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曰：「其謂數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傷寒，數百傷寒之中，乃偶有一陰證，未免矯枉過直。然古人以瘟疫為雜證，醫書往往附見，不立專門。又或誤解《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妄施治療。有性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參稽醫案，著為此書，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清史稿》亦評此書曰：「古無瘟疫專書，自有性書出，（瘟疫）始有發明。」

值得注意的是，吳有性這部著作的書名有兩種版本：《溫疫論》與《瘟疫論》。溫與瘟，一字之差，卻反映出明清醫學界的「溫病」爭論。趙洪鈞《中西比較熱病學史》指出，「溫病」為清代醫學理論最重要的爭議，然而有趣的是，居然沒有人能為「溫病」提出令所有醫家一致認同的定義和病理機制。王德宣《溫病正宗》之〈溫病瘟疫之辨析〉論及《瘟疫論》之後的三部衍生醫籍《廣瘟疫論》、《廣溫熱論》時，認為溫病專書起於明末而盛於清，吳有性雖有意辯證「瘟疫」與「傷寒」之別，但卻誤溫病為瘟疫，王氏並認為《瘟疫論》一書當中討論的實質內容是「溫邪」而不是「疫癘」。其曰：「清戴麟郊之《廣瘟疫論》，乃踵吳又可瘟即溫之誤。雖其主要以瘟疫與傷寒為辨，使傷寒瘟疫之治不混，然其所論瘟疫，實為伏氣溫熱之病。」

而「溫」與「瘟」的誤區，也相當微妙地呈現在《四庫全書》對此書的解釋上。歷史學者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指出，《四庫全書》在收編此書時，索性將書名改為《瘟疫論》，書中的「溫疫」改為「瘟疫」，以區別「瘟疫」與「溫病」，並完全以「瘟疫」的方向詮釋吳有性的著作──雖然這並不牴觸原意，卻也無助於釐清原書中企圖擴大「溫疫」的理論意涵而生的含混。祝平一並認為，由於「瘟」字後起，吳有性大可聲稱古人並不知「瘟」，從而與《傷寒論》分離。但吳有性一方面認為「溫疫」即是《傷寒論》中的「溫病」，將自己的理論託之於古典醫經；同時又提出有異於《傷寒論》的病理說明，從醫經中衍異而出。究竟是《傷寒論》原本已誤？還是後世整理者與注釋者之過？隨此而來的問題則是誰能「真正」明瞭醫經的原旨？這其中種種紛亂，「明、清時期的醫學理論便沿著『溫病』與『傷寒』而枝蔓，在各個陣營之內碎裂」。

本文節錄於《典藏古美術》331期（2020年4月號）「以藝抗疫──中國古籍、書畫、器物中的醫病觀專題」，原篇名為〈天地間別有異氣：從中國古代文獻看「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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