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褆，青田石「「歲寒堂書畫印」」，印面邊長2.5公分，通高3.3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白煒提供）
青田石「歲寒堂書畫印」，為近代王禔篆刻，印文為篆體朱文，刻「歲寒堂書畫印」六字，邊款陰刻楷書體「戊辰壬日，福厂王禔刻于京師」。鐵線篆表現出的秀美與流暢，有如垂柳流泉，具有一種端莊婉麗的意韻。此印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徐宗浩與「歲寒堂書畫印」
查閱文物檔案可知，「歲寒堂書畫印」為徐宗浩之印，「歲寒堂」是其室名齋號。從邊款「戊辰壬日，福厂王褆刻于京師」可知，此印應是王禔1928年為徐宗浩所刻，是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料。
「歲寒堂書畫印」及其印蛻。印蛻為印章用印泥、膠質顏料壓印後，留下與印章雕琢面形狀相反的痕跡實物，名源於古人認為鈐印會留下紋理盡合的痕跡，好似蟬蟲脫蛻。（白煒提供）
徐宗浩（1880—1957）是近代畫家、篆刻家、文物收藏家，祖籍江蘇常州，久居北京，1920年被聘為北京中國畫學研究會評議（教授），1926年任副會長，1952年11月被聘為中國中央文史館館員。他善於繪畫山水、蘭花，尤擅畫竹，書法學趙孟頫可以神形兼備，還善於篆刻及裝裱字畫、碑帖等，存世有《竹譜》畫譜、《石雪詩草》詩集等。
徐宗浩一生收藏了許多珍貴的文物，都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值。中華人民國建立之後，他將元代顧安《幽篁秀石圖》軸、元代趙孟頫《淮雲院記》冊（11開）、趙孟頫《高峰和尚行狀》卷等12件文物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在他逝世後，家人遵其囑，將所藏法書、繪畫、碑帖等文物500餘件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書畫464件、碑帖110件。這批文物中精品頗多，如明代仇英〈桃源高隱〉、明代李流芳《山水》冊、清代弘仁《小山水》冊等（註1），這件「歲寒堂書畫印」就是其中之一。
王禔篆刻藝術
「歲寒堂書畫印」的作者王禔（1880－1960），是近代著名書法家、篆刻家，原名壽祺，字維季，後更名王禔，號福庵，又號屈瓠，別署羅刹江民，晚號持默老人。他50歲以後以書法篆刻謀生，一生刻印無數，僅上海博物館所藏《福庵印稿》就著錄有10000多方。1959年他將自刻的300餘方印章捐贈給上海市文管會，後歸上海市博物館。1964年其家屬又將300餘方印章捐贈給西泠印社。這些存世的印章原石和印蛻，成為學習研究王禔篆刻藝術的重要資料（註2）。
王禔。（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書法家、教育家，對金石學頗有研究。家學淵源為王禔後來在書法、篆刻上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21歲時便為當時有名的畫家蒲作英刻「蒲華」「作英」兩方印，此後又受杭州金石篆刻家鐘以敬的影響，篆刻藝術得到進一步發展。
鐘以敬（1866—1917）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西泠印社志稿》記載他：「少嗜金石，摩挲不倦。善篆刻，精嚴雋雅，法浙派，當時推為巨擘。工詩古文辭，峭潔如其人。刻竹亦精雅，摹金文尤佳。」（註3）在鐘以敬留下的印作中，有宗法陳鴻壽的，有仿趙之琛的，有擬趙之謙的，有學徐三庚的，各印均深得神似。由於長期窮困潦倒，鐘以敬太早謝世人間，享年51歲。在其為王禔所刻的「福庵書翰」印之側，王禔補款曰：「越生社兄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歸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補記，時距公歿正一祺矣。」王禔又在其篆畢未刻的「麓山遊客」印的邊款上補曰：「越生為余篆此印，未及奏刀遽歸道山。今於遺篋中檢還亟刻成之，丁巳二月福庵記。」王禔篆刻作品《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一生好入名山遊》等與鐘以敬印風相似，可以看出王禔極喜愛鐘氏印，鐘氏的印風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王禔。
王禔《一生好入名山遊》。（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在28歲時輯《福庵藏印》16卷，36歲時輯自刻印《羅刹江民印稿》8冊。從書中可見其個人治印風格在這一時期尚未完全形成，仍在不斷學各家之長。他在印面章法、文字結構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漢及明清前輩名家，如白文仿趙次閑、陳曼生、吳讓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趙撝叔。王禔對他所喜愛的篆刻家都能用心體悟，頗得神髓，書印技藝增益不少。
王禔至北京後，因其在印鑄局工作，有了務實的歷練，鐵線篆的細朱文不僅在官印上表現卓然，在篆刻上也揮灑自如，秀麗、端莊、工穩、典雅為其特色。又因服務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王禔主拓了《金薤留珍》印譜及其他金石碑刻的摹拓，對於各種金文風格特徵體悟甚深，漸漸形成獨具個人面貌的篆風：朱文方面，有浙派風格、圓朱文風格、鐵線篆風格、古金文風格；白文方面，有漢印風格、古金文風格、浙派風格以及清代趙之謙、吳讓之風格。各種體式都得到不小成就，可謂多彩多姿。
1928年，王禔隨印鑄局南下，翌年客居南京。由於秉性使然，他不願為官，對閒居、自食其力之生活的願望日益強烈，並常常反映在篆刻作品中，如《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等。1930年，王禔意志堅決，不顧南京政府再三挽留，將眷屬悉數遷滬，正式開始布衣生涯。這些也反映在他的篆刻作品中，如在「青鞋布襪從此始」一印邊款中署「庚午冬日，自金陵至滬， 心閑神怡」，又在「不使孽泉」一印邊款中記「庚午冬月辭官來滬，賣字渡日，刻此識之」。（註4）
自此以後，王禔心無旁騖，專攻藝事。抗戰爆發後，曾多次有日本書家學者上門求印，王禔則刻「兩耳唯於世事聾」表明立場，拒絕和日本人書畫往來，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品格。1938年夏至1939年秋，其與友人將各自所存的2000多方印製成印譜，時間從明代至今，其中不乏文彭「琴罷倚松玩鶴」、鄧石如「意與古會」等名印，堪稱一部印章流派史。王禔篆題《丁丑劫餘印存》，並刻「戊寅夏，杭縣丁鶴廬、高絡園，余杭俞荔庵，平湖葛晏廬，同輯劫餘所藏印記」、「歷劫不磨」六面印。自刻「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多字印，堪稱王禔以書入印的代表作（註5）。
《丁丑劫餘印存》編成合影，右起第三位為王禔。（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晚年生活比較安定而寧靜，1945年刻印數量達到1109方。1947年，王禔應張綬葆之約，篆《千字文》。此時的王禔，已成為學界之執牛耳者，求書、求印、拜訪、鑒賞的人絡繹不絕（註6）。1951年王禔刻蘇軾詩句「我是識字耕田夫」，似對一生作了總結。此時王禔無論白文、朱文，各種表現形式的風格已然定型，在篆刻印壇上也趨於引領風騷地位。
王禔《我是識字耕田夫》。（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在篆刻藝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其書法藝術及其對古文字學的熟練掌握息息相關。他充分地把個人篆書風格運用到篆刻上，又將隸書和楷書運用於印章邊款上，使每方印章都相得益彰。他的小篆師法「二李」，同時又取法金石，並吸收了鄧石如、吳昌碩、楊沂孫等篆書的風格特點，加以創新，形成了結體寬博、端莊典雅的氣韻面貌。
王禔書法篆刻藝術的影響
從清代乾嘉時期金石學開始，民間一些科舉未得志的文人紛紛轉向純粹的藝術創作，他們多集中在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上海、杭州等地，一方面這裡文化環境比較寬鬆，可以怡情遣興，另一方面也可以鬻書印以自給，維持生活來源。
在觀賞、研習書法篆刻藝術的過程中，文人開始了全面的古法回歸，並借古法之力寫出新的面貌。鄧石如是最先嘗試改造玉箸篆、鐵線篆法的創新者，他採用長鋒羊毫寫篆書，同時把隸書用筆融入其中，以此形成書法篆刻變法的突破點。其後的吳熙載、趙之謙等人都是將筆劃線條加粗，於起行收筆處突出線條的提按快慢變化，形成各自書法篆刻獨特的風格。與他們不同的是全面借鑒古文字遺跡、能夠出古入新的楊沂孫、吳大徵、吳昌碩、羅振玉、王禔等，他們各出機杼，別有洞天，最終把篆體藝術推向巔峰。
趙之謙《篆書鐃歌》冊，清，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白煒提供）
在上述這些開宗立派的大師中，王禔是其中唯一發展和創新了玉箸篆、鐵線篆的書法篆刻家。和清代以及同時代的書法家相比，其他書家大多屬於創新型書家，而王禔則更像是一位忠實的繼承者。他在對篆書的追求上大異於同時代的其他書家，摒棄了自李陽冰後書篆者以禿筆、燒毫、束毫等手法限制筆鋒而寫篆書的陋習。他的篆書直接繼承李斯、李陽冰藝術風格，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創新（註7），加上王禔深刻理解浙派篆刻，形成了他用筆洗練含蓄，結體寬博，端莊厚重，典雅蘊藉，宛如謙謙君子般的風格特點。比如他書寫的《說文部首》，已成為後世習篆者必須取法的典範之作。
另外，王禔在篆刻上對近代印風，則有開創一代風氣之功。他的篆刻繼承浙派薪傳，去蕪存精，追溯秦漢，又博采元明以來文人篆刻諸家之長，形成秀麗飄逸、典雅蘊藉、淳古厚重的風格。尤其是小篆細朱文，遵修舊文而不穿鑿，茂密而舒卷自如，精湛秀靜，開浙派一代新風氣。民國以來的100多年間，除吳昌碩、趙叔孺外，王禔聲勢最大，其門生弟子遍佈天下，上海有吳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北京有頓立夫、徐之謙，杭州有韓登安，可謂集一門之盛。
王禔《風巧月高七言聯》。（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中國建國以來，書法篆刻藝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書法篆刻作為一門純粹的藝術在發揮自己的社會功用。基於此原因，繼清代以來古文字又一次獲得文化藝術界的廣泛關注。在崇尚新奇和高辨識度的速食文化下，追求裝飾性、怪異和強調視覺衝擊力成為書法篆刻的一大通病。為了展覽成效，追求展廳效應無可厚非，但過度討巧獵奇，便失去了文字源本具備的美學功能。王禔書法篆刻不事新奇，又不因循守舊，在紮實深入研習古代遺跡的前提下，總結前人書法篆刻的結字特點，在批判吸收中另闢蹊徑，深究其取法來源，給今天的書法篆刻諸多啟迪。
註釋
1 群工〈文物工作報導〉，《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6期。
2 張遴駿〈印繼八家傳一脈——王福庵篆刻卷序〉，《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
3 王禔審定《西泠印社志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注釋本，2006年7月，第2版，第8頁。
4 余正主編《趙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風》，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80頁。
5 蘇振羽《王福庵書印創作關係管窺——以其篆書千字文為切入點》，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
6 李亞茹《論王福庵篆書及其歷史地位》，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7 劉文勇《王福庵書法篆刻藝術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