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吳昌碩大展：
生誕180週年紀念展及逝世90年紀念展
今年時逢吳昌碩生誕180週年，新年伊始，日本多個博物館便以此為主題，舉辦紀念吳昌碩誕辰180週年特展。其中包含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金石之交」、書道博物館和朝倉雕塑館的「吳昌碩的魅力與影響」等等，而不僅僅是東京，兵庫縣立美術館「海上派與西泠名家」與福山書道美術館「呉昌碩と朋友との結びつき」等也都推出以吳昌碩為主題的展覽。此外，除了公藏的作品，許多民間的書篆社團也共襄盛舉，如去年（2023）年末的「第二十三回扶桑印社展」，就展出其社員所藏的缶翁印作；而今年年初，謙慎書道會也推出了「吳昌碩展」，由此組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吳昌碩的世界」。這系列展覽也是目前為止在日本舉辦之規模最大的吳昌碩特展。
右 吳昌碩〈荷花圖軸〉，絹本墨畫，140×42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青山杉雨舊藏）。圖取自ColBase。
早在六年前（2018），東京就曾以吳昌碩逝世90週年作為主題，辦過一次盛大的聯合展覽。展覽型態與此次相近，由東京國立博物館、書道博物館、朝倉雕塑館三館為主軸，在新年初始時聯合舉辦「吳昌碩與他的時代」大展。
據筆者對此二檔吳昌碩展覽之比較，重複的展品意外地十分稀少。顯示了各大美術館豐富的缶翁藏量外，另也與策展人有意識地以舊藏者來分類選件有很大的關係。舉東京國立博物館為例，2018年的吳昌碩大展，東博的選件以青山杉雨的捐贈為主（圖1、2）；而於2023年大展時，就不僅僅只有青山杉雨的藏品，還展出了高島菊次郎、小林斗盫、林宗毅等多位舊藏（圖3），大大豐富了展品的樣貌，與六年前的展覽相比增色不少。
此次180週年紀念大展能夠更上層樓，筆者認為除了各館極力展現自己豐富的藏品，更得益於幾位日本大書家的舊藏之面世。比方說兵庫縣立美術館的梅舒適（1916－2008）舊藏、福山美術館的栗原蘆水（1931－2010）舊藏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關西大書篆家梅氏的收藏品了。今年在書博的展品中就有多件是從兵庫縣立美術館借展的梅舒適舊藏，譬如吳昌碩的〈美意延年〉白文印（圖4）以及為西泠印社所書的〈還樸精廬〉篆書橫幅（圖5、6），就是梅氏舊藏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
根據兵庫縣立美術館研究員劍持轉述，梅舒適遺族捐贈品中，光是吳昌碩就有超過100件的收藏（含吳昌碩創作、印譜、題跋、合作作品等），而其他的書畫篆刻文房等捐贈品也有將近1萬件左右，十分可觀。能有這麼多的梅舒適舊藏現身，也多虧於兵庫縣立美術館前任館長蓑豊與梅舒適的交情，在2019及2021年說服其遺族捐贈至美術館。館方也於2021年4月時連同頴川美術館的寄贈（原大阪企業家頴川德助（1899－1976）舊藏），舉辦了「頴川コレクション．梅舒適コレクション受贈記念展」。
梅舒適舊藏蒲華用印小考
梅舒適的舊藏中，最令筆者有興趣的，乃是吳昌碩43歲時為蒲華所作印章「蒲作英」朱文印（圖7）。細觀此印，可發現其側面刻有徐三庚的舊款「大橫篆」；然印面被吳昌碩磨去改為蒲華刻印，故缶翁邊款「丙戌改刻，苦銕。」，十分值得玩味。
據筆者考察，此「蒲作英」白文印曾刊載於民國初年宣和印社的《蒲作英用印集存》。在該印譜中，不僅僅吳昌碩，尚有胡钁、徐三庚、徐新周等清末名家也曾為蒲華作印，印數多達31方。又，根據2018年西泠印社秋拍金山鋳齋（1916－2008）收藏《蒲作英用印集》，書口上鐫的「結金石緣」字樣以及書函題簽下鈐的「怡怡室珍藏」可知（圖8），此批印曾為吳昌碩的摯友潘祥生（1843－1925）舊藏，共有34方。
這次在兵庫縣立美術館展覽中雖已全數展出梅舒適舊藏的蒲華用印（圖9），數量上卻僅有24顆（其中一顆於書博借展；兩面印有三顆，故印面有27方）。由此可知，此批用印從潘祥生遞傳至梅舒適的過程中，已多有散佚。此批用印是如何散佚？又是如何從中國流傳到日本？以下概略分享蒲華用印流傳的線索。
首先，根據林朗庵日記記載，此批蒲華自用印在1939年5月12日，其曾經在河井荃盧（1871－1945）東京的住處看到過。據悉，河井荃廬赴中國時與吳昌碩及其身邊友人多有交流，亦有許多買賣的紀錄，因此筆者認為此套印或河井荃廬從潘祥生處直接購得。
日記中，林朗庵除了提及在河井處見到此三十餘方用印外，還有關於其嫌棄印材不佳之記述。雖文中未記錄林氏是否有購入，然而根據林朗庵收藏的傾向，筆者認為其可能僅購入石印俱佳的作品而已（圖10）。至此，也為我們提示了此批印章分藏於林朗庵的可能性。
又，據《金山鑄齋手拓缶廬先生刻印》印譜可知（圖11），1949年吳昌碩逝世23週年紀念展覽會時，缶翁為蒲華所作的印章亦有展出，譜上更有西川寧、中村蘭臺二世、石井雙石題序。然而1949年展出時，河井荃廬已經過世，故當時此批印章為誰所有？從此印譜的題記者西川寧、石井雙石等人皆為河井門下得意弟子來推論的話，筆者以為此批印章很大的機率在當時仍由河井荃廬門人所有。
在1994年8月由「日本篆刻家協會」及「篆社書法篆刻研究會」聯合舉辦的「吳昌碩生誕百五十年紀念展」時，所出的同名圖錄〈蘭言室藏印〉，可以看到有吳昌碩為蒲華作印四方。因此，我們可知在1994年8月以前此批用印已到梅氏處（齋館：蘭言室）成為其收藏之一了。這也是梅舒適收藏此批用印最早的確切紀錄。
富岡鐵齋舊藏「鐵齋外史」「富岡百鍊」對印小考
在書道博物館方面，與東博相同，除自身的中村不折收藏，還特別借展了福山美術館、京都國立博物館、鐵齋美術館等諸多藏品，為此次展覽錦上添花。在這些展品中，筆者覺得特別值得深度探討的，乃吳昌碩為富岡鐵齋所作對印「鐵齋外史」「富岡百鍊」（圖12）。據富岡鐵齋《萬卷書巢記》（圖13）記載：「攜此一紙示吳昌碩囑刻，吳氏諾。□□下之方富岡百鍊四字及鐵齋外史昌碩手書也。謙藏目擊談。」可以知道，此二印乃富岡鐵齋趁著其兒子富岡謙藏（1873－1918）在大正六年（1917）三月赴上海期間，委託吳昌碩所刻的；從這份紀錄也能看出就算是缶翁的殘紙草筆，鐵齋仍視若珍寶地保存下來。
然而，此一對印真的是吳昌碩親自所刻嗎？當親自在書道博物館看過印面後，更加深了心中疑問。特別是朱文印「鐵齋外史」，根據其印面的刀法以及鐵字用字的造型，筆者認為相比於缶翁，反而更接近錢瘦鐵的用字習慣（表1）。以下就此疑問，提出兩個論證。
1.「鐵」字用例的稀少
在筆者管見吳昌碩所作印章中，不論朱白印，使用「鐵」字的篆刻十分稀少，其多是使用異體字的「銕」字（表2）。若是再限縮範圍為朱文印的話，使用「鐵」字的就只有此方「鐵齋外史」孤例了。因此我認為不僅僅在刻印本身，甚至在布印排字時仍是錢瘦鐵為主，而缶翁僅是在這過程中略加指導而已。
2.時間的吻合
另外，透過篆刻的時間也能推測錢瘦鐵代刀的可能性。「鐵齋外史」印袴底部的鐵齋題字：「支那吳昌碩時年七十四。富岡百錬」，邊款：「丁巳春中。儗漢鐵鋳印。昌碩。時年七十有四。」，可知此對印是缶翁在1917年仲春所刻成。
據錢明直《錢瘦鐵年譜》中所載，1910至1916年，錢瘦鐵於蘇州的「漢貞閣」當學徒期間，即透過鄭文焯認識當時住在蘇州的吳昌碩。1919年更隨缶翁到上海，協助其主持「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等工作。直到1923年應橋本關雪之邀，才離開上海前往日本。因此，在此印刻成的1917年，青年的錢瘦鐵應是在蘇州隨著吳昌碩學習，這也大大增加了代刀的可能性。
《錢瘦鐵印存》中，也確實有吳昌碩與錢瘦鐵於1921年合作的印例「食金石力」（圖14），按其邊款：「苦鐵師篆，辛酉二月瘦鐵刻」可知，乃是缶翁篆稿，錢瘦鐵刻印。於2020年浙江美術館所舉辦的「解衣磅礴─錢瘦鐵、橋本關雪交流回顧展」上，亦有展出二人為吳杏芬、俞語霜刻的合作作品，更證明二者的「吳篆錢鐫」實有例子可循。
結語
此次的東京吳昌碩生誕180週年紀念大展，可以說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的企畫大展。據筆者了解，此大展籌備期將近三年，原先甚至還有與西泠印社等中國博物館合作的打算。可惜的是，礙於疫情上諸事延宕，最後只能作罷。然而，雖然僅僅是以本地的藏品展出，也讓人再次驚訝於日本收藏缶翁作品之數量、精妙以及多樣性。以沈氏研林硯臺為例，包含民間展出的硯臺此次就有將近25方，是歷來吳昌碩展覽上最多的一次了。
上述簡單的考究，僅是筆者擇己所愛而為之，然而不只是篆刻印譜，此次大展還有許多有趣的展品值得探析。如吳昌碩與日人的交際，海派門人於日本的影響等，都是目前藝壇所關心而未全盤明瞭的議題。藉此次大展的機會，筆者希冀以此拙文為吳昌碩研究略盡棉薄之力，也對海內外的先行研究者們致與最深的敬意。
註釋：
註1 盧輔聖《近現代書畫家款印綜匯》，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頁1194。
註2 小林斗盦《中國篆刻叢刊─吳昌碩》，東京：二玄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