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PULIMA藝術節：mapalak tnbarah路 折枝 策展團（一）

得陸・鳩浙恩澇（Terudj Tjucenglav）來自屏東縣來義鄉文樂部落。2016年離開職業舞團回到部落，加入由家族創立的鳩浙恩澇文教協會，成為一位文化工作者，開始接觸祭儀、傳統農作推廣和傳統樂舞研究等事務。但身為藝術家的得陸渴望創新，部落相對傳統保守的氛圍讓他感到難以適應，幸好在與老人家聊天相處的過程中，得陸感受到老人家的開闊胸懷，漸漸找到創作和傳承之間的平衡點。

2018年，得陸籌組「Tjaucikel 腳自在青年聚場」（「Tjaucikel」意為「說故事的人」，簡稱Tjaucikel），聚集各部落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有別於各部落青年會以傳承為使命，Tjaucikel以創作為目的，希冀各部落都能辦理屬於自己的藝術活動。

「老人家不想要我們總是追尋過去，希望我們開創自己對於未來的想像。」長輩的一句話，讓得陸更勇於面對內心的聲音。在得陸的創作過程，祭儀和古調往往是激發討論的主題，Tjaucikel的夥伴們會帶著各部落的風格和思維，刺激彼此的靈感，如同早期部落裡的文化隊。「在祖父母輩的時代，部落文化隊的表演和嚴謹的傳統祭儀不同，演出內容都是由當時的成員編創而成。」得陸分享，《lamaljeng它們看上去不夠老》就是Tjaucikel和林克偉音樂工作室共同合作，開展一個關於樂舞的實驗創作計畫。

傳統的來義鄉看似有許多牢不可破的規範與禁忌，但得陸認為，「就算是傳統也不會永遠只有一個樣子，文化就是隨著人類的思維逐漸演變的。」雖然是實驗計畫，結果是好是壞仍不得而知，但得陸對於能在部落展開夢想感到相當幸運，「部落本來就是一個包容錯誤的地方，讓你可以不斷嘗試。」

有一天，得陸一邊尋思音樂合作對象，一邊整理父母婚禮的錄影帶，赫然發現婚禮現場的音樂竟然不是卡啦伴唱，而是樂團伴奏，「還是有吉他、電吉他、爵士鼓和keyboard的喔！」

一卷婚禮錄影帶，啟發得陸的創作靈感，於是他找上年輕的排灣族音樂人林克偉，共同參與實驗計畫。「這次決定跟一個樂團合作，看起來像是復刻部落的過去，但我跟林克偉討論的是一個關於『未來』的創作。」得陸興奮地分享兩人的合作理念。

「從演歌、《AM到天亮》的民謠形式，或是近年的嘻哈、節奏藍調與饒舌音樂，部落的音樂流行一直在改變」林克偉說：「我常常思考，歷史上的『經典』是如何定義當時的流行？又怎麼影響到後世聽的音樂？所以我們這次合作是全然實驗性的，沒有既定的想法和公式，不做任何立場預設。」部落音樂的演變，沒有一定的公式，而是隨著社會、文化、生活而不斷流轉，得陸與林克偉決定，他們要擺脫固有的模式，從復刻、拼貼、再現、翻轉，玩一場實驗性的表演。

《lamaljeng 它們看上去不夠老》是一場極具顛覆性的實驗，Tjaucikel要將男性為主角的祭儀文化，交由4名女性表演者詮釋。「這其實不算什麼挑戰，像是在maljeveq迎靈祭的時候，女性本來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他們不曾在儀式的場合出現，我想要讓他們被看見。」得陸娓娓道出創作的緣由。

「當儀式只有男性，氣場顯得非常剛硬，交由女性詮釋便可以勾勒出柔軟的一面。如果把maljeveq迎靈祭的刺球場拉遠遠地看，纏繞交錯的構樹皮形成的圓，很像女孩子傳統頭飾的纏頭布與頭髮交纏在一起。或是說如果直衝向天際的刺球桿，變為女性柔軟的纏頭布，他們所刺向的福球會為他們帶來什麼？當纏頭布再度纏在頭上時，會不會成為我們共同的記憶？」

得陸揮灑創作構想，任意地拼貼部落給予的創作養分，「我想要給觀眾壓力，我想知道當我們把這些意象綁在一起，觀眾會怎麼看待傳統？怎麼看待未來的方向？」

「想像未來的時候，我們也要和逝去的道別。」得陸進一步說明這次計畫的另一個元素──哭調，「當有人去世，排灣族人會唱著亡者的一生，以及生前相處的情感。聽著哭調容易讓人感同身受，並產生畏懼而沉重的複雜情感。」

這項實驗計畫最大的挑戰就是哭調，不僅難唱，還要寫出「自己的歌詞」。在原住民社會中，同一首古調在不同的老人家口中，經常可以聽到完全不一樣的歌詞，也帶有各自的詮釋韻味。部落裡的老人家會在看完得陸演出後，和他交流歌詞和演唱方式的心得，並問得陸：「你們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詞就好？」Tjaucikel的青年明白，傳統本身就深具創意，他們深知現在的實驗在未來也會老，但傳統將綿延不絕地一直陪伴著族人。

「我喜歡波赫士寫的〈歧路花園〉，它讓我感到生命中每一條路都朝向不同的可能，各自發展，沒有對錯。」

古羅文君（Miru Xiumuyi）是新竹的泰雅族人，父親是來自中國湖南省的軍官，母親則是位小學老師，以及泰雅風情舞蹈團與稻草人舞團的創立者。自小都在臺南生活、成長的古羅文君，因就讀小學時政府推行國語政策，所以古羅文君習慣說國語，國文成績也相當優異。2001年政黨輪替後，教育部開始推動母語政策，古羅文君漸漸受到質疑，「你不會講臺語，怎麼會是臺灣人？」然而，當他回到山上，村長卻要他學泰雅族語。

其實，古羅文君在年少時對日本流行文化相當著迷，於是努力精進日語，也和外婆以日語溝通。但面對語言與名字的交錯，古羅文君心底明白，自己的母語可以是任何語言。

古羅文君在進入舞蹈圈後，才將母親古秋妹的姓氏冠在名字上，「很多人以為我冠夫姓，叫我古太太，但我很樂意讓大家發現『原住民就在你身邊』。」古羅文君笑著分享，「我之所以沒有直接改用泰雅族名，是因為我的泰雅語不夠好。」古羅文君幫自己取的族語名字Miru，在泰雅語中指的是「書寫」，而Miru也是日文「看」的發音。因此，「觀看」和「書寫」便成了古羅文君往後的創作方向。

2018年，古羅文君照顧因車禍嚴重骨折的母親，在與母親朝夕相處的過程，古羅文君開始思考自己能否為山上的家做些什麼？因緣際會下，他遠赴法國參加布瓦布榭工作坊，認識了以植物學探討殖民和遷移的影像藝術家Mauricio Freyre，古羅文君大膽決定要帶Mauricio回家鄉梅花村開設工作坊。在當時受到村長的照顧與族人投入參與，古羅文君更自此下定決心，每年都要回到部落發展計畫。

而古羅文君的妹妹、藝術總監羅文瑾於1998年自美國返臺後，專注發展身體的勁力，從閱讀和面對當下處境的思考而創作。稻草人舞團在2007年邀請周書毅駐團編舞，為舞團帶來創作和製作的啟發，也建立雙方密切的合作默契，進而推出雙方合作的第一部作品《S》，表達人在獨處時，活出生命的本質。

2020年，稻草人舞團開啟了《臺南公園的身體地圖一百日行走》創作計畫，周書毅應用在臺東停留兩年的生命經驗，挖掘了羅文瑾和其他舞者的生命史和族群背景，以及臺南公園修築百年的歷史與生態。身為歧路身林計畫的偕同策展人周書毅表示，「今年想回到身體上，我決定把舞團帶去山上，讓大家一起互相面對、認識、交流。」就像是歧路，曾有交會的路徑，彼此皆各有來歷，有曾經經歷過的，也有離去的方向。

「小時候，回梅花村就像出國一樣，要花兩天的時間從臺南坐火車到新竹，接著轉線到竹東火車站，再走到竹東客運站才能搭公車上山。公車經過內灣時，還會看到城鎮的景像，再進去就都是山路，常常路還沒有修好，旁邊就是懸崖，記憶中公車開到一個地方，會有警察之類的人檢查登山證。但這些記憶都已經非常模糊。」

回家途中雖然面對歧路，但看得見森林就在前方。《歧路身林The Body of Forking Paths》以臺南為起點，往返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從部落踏查、當代舞現地排演的錄像紀錄，以及文化體驗和創作啟發工作坊各階段的行走路徑，希望在各種歧路相會之間，觀看當代舞者於山林的回應和對照。而來自異地的藝術家，以身體和植物為創作概念，在工作坊的對話交流中，拉近傳統文化、部落日常與當代藝術的距離。

回到部落策展、參與部落文化復甦的過程，是古羅文君最大的希冀。他的表姐曾說過：「不要大家走在路上，見面不知道誰是誰。」這句話讓古羅文君明白，「原來我們不回山上，部落的家人對我們是這麼想念，其實部落與家族的凝聚力就是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