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一世紀的致敬：畢卡索大展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畢卡索：一位天才的誕生」，是中國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次畢卡索大展，展出畢卡索的103件真跡作品，涵蓋34件繪畫、14件雕塑及55件紙上作品，全面回顧畢卡索的創造生涯。自6月15日開幕起，參觀流量日均超過2千人，成為2019年夏季最受矚目的藝術盛事之一。展品來自國立巴黎畢卡索博物館收藏，是新任館長洛朗．勒邦（Laurent Le Bon）及其新策展框架在中國進行的首次主要嘗試。

展場由國際知名的阿德里安．卡迪工作室（Studio Adrien Gardère）設計為半開放式的盒狀空間，每個單元的入口都在外牆印有畢卡索的大幅肖像照，在內牆貼有不同時期的印刷肖像和關於藝術家工作室的圖像，顯示出6個盒狀空間所對應的藝術家創作階段。「早期畢卡索」聚焦於畢卡索童年的創作及早期受到的影響，作品有《戴帽子的男人》（1895）和《古典雕塑石膏像寫生習作》（1893-1894）；「藍色和粉色畢卡索」階段，藝術家放棄模仿後印象派繪畫，轉而塑造最早的個人風格，並逐漸確立了最初的藝術身分，作品包括《瘋子》（1905）和《兄弟倆》（1906）；「驅魔人畢卡索—《亞維農的少女》的革命」展現了藝術家簡化形式和空間的探索，在尋找、發明新的藝術語言的過程中，創作了《自畫像》（1906）等作品，並孕育傑作《亞維農的少女》（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1907）；「立體主義者畢卡索」中，藝術家對標誌物等符號元素的運用催生出立體派作品，如《彈曼陀林的男子》（1911）和《壁爐旁的男人》（1916）；「多變畢卡索」著眼於藝術家對古典的致敬、引用與革新，《戀人》（1919）、《習作》（1920）等作品均展現出畢卡索獨特的探索；最後部分展示了藝術家1927年至1972年較為晚期的一系列繪畫和雕塑，顯示出青年時期的藝術實驗所產生的影響。

畢卡索的生命歷程近一個世紀，他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也貫穿了將近一個世紀。20世紀初，隨著西方藝術的引進，畢卡索的名字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美術史》中以「立方體派」歸納畢卡索的創作，並在次年的《美術史參考書》中稱畢卡索為該派之首領。到了1930年代，中國的美術出版物將畢卡索的藝術風格做出更細緻的劃分，其中藍色時期的底層生活的風貌使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十分親近，他們稱為「繪畫上的列寧」，自此中國人對畢卡索的精神投射，除了藝術也附加一層政治色彩。在藝術家中，1920年到法國巴黎學習繪畫的常玉、林風眠身上，都能看到受畢卡索影響的痕跡。1930年代，畢卡索畫作中明快的色彩受到劉海粟等現代主義者的喜愛，但徐悲鴻、豐子愷等寫實主義者則不以為然，自此分成了兩派，待北派取得政治地位後，印象派與立體主義便消聲匿跡。1944年，畢卡索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中國《解放日報》認為畢卡索的創作有對底層人民的關注和進步的政治傾向，在中國具有充滿政治意味的身分，使他成為中國人眼裡的「人民藝術家」。

自1949年，畢卡索三次為世界和平大會創作和平鴿，並獲得了史達林獎，隨後在美國雖然舉辦了個展，卻被拒絕入境。鴿子的喻意不斷被社會主義國家詮釋，認為他的階級身分在轉換：從為資產階級服務到無產階級藝術家。1956年，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法國並到戛納拜訪畢卡索，曾任中央工藝美院副院長的藝術家張仃贈送《齊白石畫集》給他；同年，張大千亦攜夫人徐雯波到加里富尼別墅拜訪畢卡索。1950年代後，中國展出法國現代藝術展，包括畢卡索等人的複製品，同時卻又受到蘇聯對現代主義藝術的批判，將其作品視為「資產階級腐朽的藝術」。到1960年代，畢卡索在中國成為禁忌；1969年，15歲的費大為在繪製巨幅毛澤東肖像時，偶然聽到旁人提及寫實主義創作早已落後西方的畢卡索，卻苦於找不到相關資訊。直到1980年代，中國又開始展出畢卡索，1981年，抽象派畫家丁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的《信使》雜誌做的畢卡索專輯中，第一次全面的認識畢卡索。畢卡索真跡在中國首次亮相是1983年，中國美術館的舉辦「畢卡索繪畫原作展」展出33幅作品。然而在改革開放後，85美術新潮的藝術健將們迅速將目光聚集到更先鋒、更激進的藝術方向上，畢卡索一時成了過氣的老大師。直到2011年，上海世博園中國館才又展出畢卡索62幅原作；2014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則展出畢卡索版畫100幅。

「畢卡索對於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層面的，他是個創作力旺盛的藝術家，對藝術和生活都充滿激情。」周春芽說。對中國當代藝術的錯位進程而言，畢卡索是不可迴避的重要人物，不僅僅是他的天才、成功、傳奇人生與財富。大膽的著色、立體主義解構的人臉肖像和前衛的繪畫構圖，似乎與傳統中國美學相去甚遠，但他作品中有著無論如何轉型都存在的具體形象，並且立體派的多視角圖像與中國山水有相似之處，這令中國收藏家感到親切。畢卡索在傳統中又具備著現代性，是當代中國藝術追求並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