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8/1），第五屆唐獎漢學獎得主潔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來台受獎，並受邀發表三場演說。潔西卡．羅森作為世界級重要中國藝術與考古學者，曾長期任職於大英博物館東方文物部，現任牛津大學中國藝術與考古教授。她致力於促進東西方藝術、文化與學術的交流及認識，具多次實地考古考察經驗，其研究促進全球對中國古代藝術和文化交流的認識有巨大貢獻。她於1990年榮膺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British Academy），2002年因其在東方研究的貢獻獲英國女王授勳封爵（DBE），2012年獲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外籍名譽院士，2017年獲頒弗瑞爾獎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2022年獲頒唐獎漢學獎，肯定羅森教授在中國藝術與考古領域的學術成就。
羅森教授來台三場公開演講，圍繞著其新作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遠古時期中國的生與死：中國的現在與來生》開展，講題從整體概念逐步細緻探討，經由在中國12個地區所挖掘出來的12座陵墓，透過對這些出土文物的跨領域研究，能夠進一步了解古代中國，以及中國與全世界的關係。
第一講 青銅禮器與黃金腰帶──中國文化場景的昔與今
在眾多文物中，羅森近期的研究目光聚焦於黃金腰帶。為什麼是黃金腰帶？出土黃金腰帶上又為何有著圓形的孔洞？羅森指出，「其實一開始中國並沒有黃金腰帶這樣的器物，屬於中國的器物是青銅禮器。」是次唐獎演講主題「青銅禮器與黃金腰帶──中國文化場景的昔與今」，正是她最新的一項研究計畫。羅森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立發展特質，指出其與西亞或草原民族文化的不同。
她透過出土的青銅禮器和黃金腰帶來介紹上古中國的中原王朝和草原部族這兩個族群截然不同的文化。前者為中國農業經濟、國家、社會和物質文化奠定基礎；後者在北方形成游牧社會，對促成歐亞大陸文化交流厥功甚偉。自公元前1000年起，這兩族群即不斷接觸、競爭，這次演講以此為重要著眼點。羅森教授也進一步比較兩個族群迥異的墓葬形式和對死後世界的信仰，證明環境和氣候對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社會政治結構的強烈影響。
在動態畜牧與靜態農業之間：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開拓「馬匹之路」
「我們必須時時回到地圖上。」地圖是羅森研究的重要基礎，在偌大的歐亞大陸版圖上，她將目光放在了西藏高原，「西藏高原海拔非常高，通行困難，加上沙漠與山脈形成的天險，都充分影響了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交流，這是我的一個主張。」
交流的關鍵何在？羅森的答案是馬匹。在西邊有來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風帶，在東方則有季風氣候，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農業型態，羅森進一步將歐亞大陸分為西亞、北方草原與中國南方三大塊，在西藏高原阻隔下三者交通不易，羅森指出，其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連結，「一個是綠洲的絲路，另外一個是草原上的馬匹之路。」
確立基本地理概念後，羅森旋即切入物質文化的探討。以金屬器的使用方式來看，西方以金屬打造出人物形象的神祇雕像，而中國則是以青銅鑄造祭祖用的禮器，羅森以安陽出土商朝帝王陵墓的酒器為例，並指出華中地區黃土高原特殊地質條件下能鑄造出相當細緻的青銅工藝，「中國並不打造以人為形象的權力雕像，但製造禮器來確保祖先持續存在於人世間。」
由金屬器的使用，羅森歸納出東西方在各自宗教體系下所形成的社會體系，「西方的社群彼此之間是獨立的，不見得有血緣關係，某種程度上變成一種半平等社會；而中國因為農業的關係，形成所謂金字塔結構的階級制度。」幾千年來，雖數經外族入侵，但信仰體系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共同的農業生活型態、共同的信仰體系、共同的文字，使中國建立起一個非常一致的文化。」
配戴黃金腰帶的人：來自北方的馬上民族
相較於華中地區墓葬出土金屬器以祭祀用的青銅禮器為主，北方草原出土金屬器物則能見到匕首、刀與黃金腰帶。羅森以位於蒙古北邊的阿爾然陵墓出土器物為例，可知從公元前九世紀開始當地的人就已經開始騎馬，「這些穿戴黃金腰帶的人，都是來自北方的人，他們的腰帶上面掛著各種武器，非常富有，掌握大權。」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玉皇廟陵墓出土物中也有刀和匕首，「而且與阿爾染出土物長得非常像。」羅森認為，由此可推測這些住在北京的人，是從北方的草原移居中國北方，並且影響了鑄鐵、游牧、馭馬、乳製品製作等各項技術，「這就是所謂的對話，是中國和他的鄰國數百年來所進行的對話和交流。」在中國本位的歷史論述中，總是論述成「中國為北方入侵所苦」，但其實中國沒有完全被北方入侵，反而在文化上受惠於塞外民族。
基此，羅森認為在北方民族為中介的文化交流中，「其實不是所謂的絲路，而是一條由馬匹所打造出來的路。」至於文化傳播動能的方向，則可能更為複雜。羅森以甘肅中南部地區馬家園墓穴出土物為例，其中也可見華北地區的一些特色，包括了使用馬車。
「大部分在西方的人認為，克里米亞、烏克蘭、敘利亞等地是黃金飾品的起源地，但事實上很多技術都是來自靠近華北地區的這些塞外遊牧民族，從中國傳過去的。」至於塞外民族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羅森由青銅禮器上所見動物紋飾來看，此影響或可溯至秦朝早期就已開始了。「這些穿著黃金腰帶、騎著馬的塞外民族，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不能忽略他們的歷史。」（文／藍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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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如何看待古代中國大墓中的珍寶
講題「如何看待古代中國大墓中的珍寶」內容出自羅森教授新書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講者從殷商至秦代墓葬的「建築結構」與「出土的北方珍寶」兩方向，說明北方與中原文化彼此交流的複雜關係。她透過分析中國古代大墓與地理環境，提出生態系統對文明發展的影響力。解讀出土陪葬物時，不將同一墓葬出土物個別看待，而是以系列、組合式地識別整組陪葬文物的內在邏輯，跳脫傳統藝術史與物質文化研究方法，進而發現屬於「物的語言」（language of objects）。
羅森教授認為中國古代大墓有著複雜的建築工程，其建造困難程度甚至超過埃及金字塔，無論在建築或考古學層面都蘊含豐富的歷史內涵。關於古代大墓的建造技術，以河南安陽殷墟王陵為例，早在3000多年前已出現可以挖掘深度達13.2公尺（安陽殷墟西北崗M1004）墓穴的技術，遠超同期歐美、日本、華南等地。
殷商大墓位於「黃土高原」，此處地質如粉塵般的細小砂質顆粒，雖然缺乏作為建材的金屬礦和石頭，但是黃土高原由風力堆積，黃土受重力影響上下壓密形成結構緊密的垂直節理，使土壁能夠直立不墜，因此只有在此處才可能挖出垂直的豎穴。她認為傳統墓葬最初源自開鑿水井，墓穴也從淺坑埋葬，逐步發展以墓穴深度象徵墓主身分地位，墓越深代表其地位越崇高。然而，北方墓通常挖至地下水線便會停止，或許是考量建築結構因素，原因尚待研究。
若比較年代晚於殷商的湖北包山2號西周楚墓，它的墓葬結構是傳統常見的向下階梯式墓穴，因此更顯得殷商時期垂直向下的豎穴結構極為特殊。羅森教授提出推測，豎穴形制可能起源自北方地區，從西方漸往東遷移，或許與新石器時代墓葬有關。但商人究竟從何處來？晚商時期又為何出現此種墓穴傳統？令人好奇。
公元前9世紀周朝失去對寶雞地區的控制權，公元前8世紀為了躲避來自黃土高原非盟友的北方民族，逐漸向河南洛陽地區遷徙。同時間，北方民族向南遷移，且進入東北地區。各民族大遷移的全新變化，也反映在墓葬建築與陪葬內容物上。例如，陝西出土的寶雞弓魚墓及梁帶村芮國墓；山西出土的天馬曲村晉國墓、橫山倗國墓、大河口霸國墓等皆為豎穴土坑墓，顯示墓主很可能是來自黃土高原的北方人。
由於黃土高原並未生產金礦，因此陝西梁帶村芮國墓出土的黃金飾品腰帶與匕首等金飾，說明墓主曾與北方草原民族接觸。西周墓葬中作為祭祀的青銅禮器，於後期內蒙古夏家店上層文化中，被北方人當作戰利品取得，重新熔鑄成具北方風格的馬具或動物青銅器。
羅森教授認為東周時期區域間關係的複雜性，部分地區比起延續殷商的傳統，實際上因區域交流受到歐亞草原的阿爾泰、蒙古、哈薩克或俄羅斯等地區影響更深，且彼此關係良好。例如：北京玉皇廟墓、安徽蚌埠鍾離國墓；秦朝河北故郡墓、山東河崖頭齊國墓、秦公大墓、甘肅馬家塬M16號墓等，出土來自草原的大量馬匹骸骨，或具外族特色動物造型金飾、腰帶、匕首、鞍具等陪葬品。透過墓葬實例說明，以金器為代表的北方草原文化經長時間的和平交流，逐漸被中原文化吸收。
最後，講者認為中國大型墓葬的建造是經過縝密的系統計畫而成，其顧問團隊來自東、西方不同民族共同參與規劃。因此，考古歷史的討論重點不應僅聚焦於秦始皇的兵馬俑或青銅器等文物上，整個陵墓的規劃工程也值得被多方研究。（文／朱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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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物的言語：跨界論壇
第三場講題「物的言語（Language of Objects）」，也就是物品透過其外觀傳遞訊息，這個語言又與其本身的文化與時代息息相關。
羅森教授說明了她為什麼採用「物的言語」來解釋的原因。她認為語言系統與文化有關，會影響人們對物品的視覺辨識和理解能力。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對世界萬物的認知是建立在不同的觀看系統之上，若是強行移植西方發展出來的「藝術（art）」概念來解讀中國青銅器、玉器、漆器等物件的話，是相當危險的。她以青銅器為例，西方的藝術是建立在繪畫和雕塑等表現創作者個人風格與靈感的創作之上，青銅器則是由一群受過專業訓練的工匠來執行複雜的工藝程序而完成的，並不適用於西方的藝術概念。若是要將青銅器納入「藝術」領域，勢必要擴增其類別，因而羅森選擇以「物件（object）」來涵蓋這些不同於西洋「藝術」的作品。
接著，她以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書中所舉的三個案例，來解釋中國文化的物品言語。
第一個案例為安陽亞長墓（約公元前12世紀）的青銅器，她以此例說明為什麼不能僅單看一件作品，而要從整個墓室環境以及與其他陪葬品一同來解讀。羅森從墓葬規格、陪葬品類別與材質、埋葬方式等角度，來說明可以從整體環境中獲得的資訊，例如墓中有不見於當地的金器陪葬品與飾玉的車馬器，其雕飾方式與馬頭嵌玉石的裝飾可以推論該件車馬青銅器不是在蒙古，而是在中原安陽製作的。另外，墓中出土了一隻青銅手，而墓主的埋葬方式不同於商朝常見的埋葬方式，是以面朝下的方式安葬。講者推測墓主被賦予一隻青銅手，應是讓他來世有手可以使用。如果從一整組陪葬物件來解讀，會發現這些陪葬品不僅僅只是儀式物，也需要透過完整的陪葬品才能瞭解墓主的身分。
第二個案例是良渚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這不僅與宗教信仰有關，而且也反映了該區域有一大群人共享此種用玉方式。過去習慣以公元前5世紀《周禮》的敘述「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來解讀良渚玉器，然而以較晚的文獻來解釋較早的用玉方式是相當危險的。這種錯誤是因為過度依賴文字紀錄而造成的誤解。講者表示要理解這些玉器的意義，就要看各式玉器在中國各地的分佈和變化，並了解它們與不同地區和文化的互動。她表示，一個文化或一群人在取得一件物品，並將這件物品加進他們的語言詞彙時，就會產生新的意義，也就是說，物品在移動過程中會產生新的意義。所以我們要思考物件與持有人、環境之間的關係（association）：為什麼這群人會以這樣的方式來使用這些物件？他們是如何思考，如何與之連結？
第三個案例是四川三星堆遺址青銅面具。羅森表示要理解這些青銅面具的意義，就要看它們的製作過程和使用方式，並了解它們與四川盆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結構的關係。這些青銅面具的造型有模仿木頭雕刻與鑽孔的特徵，另外此區的金器是來自金沙，也就是當地靠近青藏地區的邊緣，顯示出與中原安陽文化完全不同的發展。
最後，講者也再重申物件會隨著被移動到不同的環境而改變其意義與使用方式，她以「物的言語」來解釋她所觀察到的現象：為什麼會發生？有什麼在發生？這個時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文／王韻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