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使用黃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埃及舊王朝時期，金銀合金已被作為藝術媒介加以利用。步入青銅時代，約公元前4000年巴爾幹半島黑海西岸瓦爾納文化（Varna）遺址先後共發掘出土超過1萬8000件黃金製品。其後在古埃及帝王谷、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文明的烏爾第三王朝（Ur III）帝后陵均有精彩發現。歐亞草原古部族開始有意識地開採金礦、製作黃金用品可追溯至約公元前3000年中亞草原銅石並用時代的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以及青銅時代的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所見金器以錘鍱成型的耳環、手鐲、髮簪、服飾為主。公元前7世紀前後，活躍於西起黑海北岸、東及南俄草原的遊牧民族，創造了橫跨歐亞草原的斯基泰黃金藝術，以野獸、獸搏、神獸紋為其特色，服飾、馬飾為主，兼及金銀器皿。中國史前文化尚玉、三代尚青銅，相對美索不達米亞與古埃及，中國黃金製品晚至距今約3000－4000年的青銅時代方才出現，相當於夏時期。本文分三個階段論述近3000年中國古代黃金藝術發展史，揭示各階段的特色及其反映的地域間與代際間的交流。
金器的萌芽─夏商周時期
中國古代黃金製品首見於北方，多為小件首飾，如新疆溫泉縣阿敦喬魯石板墓SM4－2（公元前2000年前後）喇叭形包金銅耳環、四壩文化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約公元前1980－前1780年）一端作扇形的〈金耳環〉。（圖1）從火燒溝100餘座墓葬中僅發現200餘件金器看，當時黃金的使用並不普遍。
商代，黃金的使用漸趨廣泛，但南北自成一體。北方陝西、山西、北京等地依然以新月形項飾、耳環、臂釧、簪等裝飾品為主，其形制、加工技法，與前述火燒溝金飾一脈相承，多錘鍱成型，鑄造工藝開始出現。而早期北方地區所見項飾、耳環之造型，於阿凡納謝沃文化及安德羅諾沃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源頭，表明中國古代早期金器的出現與北方草原文化的密切關聯。在南方長江流域，黃金的使用首見於湖北盤龍城楊家灣17號早商墓，兩組以小綠松石片排列而成的龍形，龍眉、眼、牙等部位以薄金片覆蓋加以凸顯。河南30餘座商代墓葬多見以薄金片裝飾漆器、青銅器表面。河南安陽大司空村171號墓所見金箔厚度僅有百分之一公釐，厚薄誤差在正負千分之一公釐之間，表明當時金箔加工水準已頗為高超。如四川三星堆、金沙遺址，金片被貼於青銅人首面部如黃金面具一般（圖2），結合遺址，推測具祭祀性質，頗為獨特。山西石樓桃花莊之穿綠松石珠金耳環、湖北武漢盤龍城飾金綠松石龍、河南殷墟婦好墓玉柄綠松石金睛獸首端飾，均為稀缺且珍貴的金、玉、綠松石、青銅的組合。黃金的稀缺使之不可能像青銅、玉一樣成為當時禮制的主要載體，但其珍貴卻毫無疑問。這在兩周時期表現得更為明顯。
西周時期，北方金器以內蒙古赤峰寧城那斯台、小黑石溝墓（夏家店上層）所出臥馬、方折形飾、鳥紋圓牌等飾品為代表，均模鑄成型。中原主要見於諸侯墓中，如山西天馬－曲村北趙晉侯墓、河南三門峽虢國國君虢季墓、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陵，以及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公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中晉侯墓地8號墓、虢國墓、芮國公27號墓均出土組合形式相同的金腰帶飾件，顯示此類金腰帶的流行及等級標識作用。芮國墓地出土48件金器中，9件為鑄造；西周晚期大堡子山秦陵鷙鳥形、宮形金片達長52公分、寬32公分，數件或十數件形制、大小幾近相同，表明黃金鑄造以及批量模制技術的成熟。此期中原金器在器型、紋飾方面對青銅器的模仿頗為明顯。
進入戰國，最重要的金器均見於晚期墓葬。北方以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的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溝遺址1號墓，以及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準噶爾旗西溝畔兩處匈奴墓最為引人矚目。（註1）金飾是主要隨葬品，巴里坤西溝1號墓雖然被盜，出土仍達133件之多；阿魯柴登墓有218件、4000餘克；西溝畔墓出土金器數量亦超過銀、銅器。出土金飾多錘鍱、模沖成型，少量模鑄，以首飾、服飾、劍飾居多，流行馬、虎、鹿、狼、牛、鷹、神獸或獸搏造型或圖案（圖3），熟練運用金珠或金粟裝點器表，顯示受歐亞草原斯基泰黃金藝術的強烈影響。從考古發掘看，公元前7世紀前後興起的斯基泰黃金藝術首先在新疆留下痕跡，繼而東傳影響中國北方地區。東塔勒德墓是目前中國境內最早集中出土斯基泰風格黃金飾品的遺址。斯基泰藝術影響之餘韻一直延續至漢代。
中原地區以甘肅天水張家川馬家戰國晚期戎人墓、河南洛陽金村周天子墓、河北平山戰國晚期中山王厝墓（鮮虞）及辛頭莊燕人墓、以及湖北隨縣戰國早期曾侯乙墓為代表。馬家、辛頭莊出土之隨葬品，顯示北方農牧交錯地帶民族的用金特色。兩墓均出土青銅禮器。馬家黃金服飾，如項圈、手鐲、腰帶、帶鉤之奢華，與北方草原民族幾無二致。以金銀箔片盛裝的車馬器（圖4）和武器，更是絕無僅有。辛頭莊出土之金飾數量雖不及馬家，但對羊紋飾片、牌飾及刀劍或劍鞘金飾，無不顯示斯基泰藝術元素。
洛陽金村周天子墓、中山王厝（公元前344－前308年）墓以及曾侯乙墓（約公元433年卒）可為典型中原及長江中游金器的代表。三墓均有小件金飾出土，但最引人矚目的是錯金銀器，工藝水準較之春秋時期極速提升。同時，鎏金工藝出現，但以小件器居多，例如洛陽金村的嵌石鎏金禽獸形鐓、鎏金獸形器座、鎏金銀耳杯、鎏金銀盒，山東臨淄商王村1號戰國中期齊國墓5件銅鎏金嵌綠松石帶鉤。金質器皿僅見曾侯乙墓的金杯、金鼎、金蓋以及浙江紹興戰國初期306號越國墓的玉耳金舟。與此同時，黃金鑄幣〈郢爰〉（圖5）在楚國鑄造發行，開啟黃金貨幣之先河，後世尚見漢代麟趾金、馬蹄金、金餅以及明代金元寶等。
燕下都辛頭莊30號墓的金人頭形飾、西溝畔2號墓金帶扣與銀節約、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的一幅〈金帶扣〉（圖6）背面都鏨刻篆書銘文，標明重量或製作者，應是秦、趙等少府工匠專為胡人貴族打造。（註2）西安北郊康村戰國晚期鑄工墓出土的斯基泰動物紋牌飾模具，進一步證明秦人為草原遊牧民族生產金屬製品的事實。（註3）戰國晚期至漢代掐絲、珠化及彩石鑲嵌的流行（圖7），或與來自巴克特里亞以「黃金之丘」為代表的河中地區的影響有關，此遺址曾出土漢代銅鏡；往北哈薩克阿拉木圖Kargaly遺址出土的1世紀下半葉金冠飾，其上翼馬羽人被認為是受漢代藝術所影響（註4），草原絲路互動交流於此可見一斑。戰漢時期與西北諸民族的交涉促進了藝術風格的借鏡。
「黃金」大時代的來臨─秦漢至隋唐
伴隨青銅禮制的式微，黃金製品（圖8）成為標識等級地位的重要象徵。鎏金（圖9）、錯金、珠化（圖10）工藝於漢代更為精進。上述源於戰國時期的北方、裝飾於束帶兩端的動物形飾牌、帶扣，至漢代流行於帝國全境，於青海、寧夏、內蒙、河北、安徽、山東、廣東、廣西、雲南、四川都有發現，甚至出現玉質牌飾，裝飾母題既有北方的野獸及獸搏，亦有龍、龜等中原意象。（註5）漢晉時期流行的另一類前圓後方式帶扣，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作坊生產，以龍、天祿、辟邪、虎等瑞獸紋飾區分等級，賞賜邊疆首領以及權貴，以強化漢王朝之統治。（註6）兩類帶飾的流行都顯示，在戰國時期業已存在的地域間互動的基礎上，伴隨秦漢大一統的建立，黃金工藝地域差異逐漸消弭。山東、雲南、安徽、江蘇、廣東等地於戰國晚期至西漢貴族墓出土源於西亞的裂瓣紋銀或銅豆、盤，暗示當時經由北方草原、海上絲路以及西部所謂「月亮形地帶」與西亞的交流。（註7）
圖10 西漢〈金灶〉，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區盧家口村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右）
北朝是外國文物輸入的重要時段，集中於北方青海、寧夏、甘肅、內蒙古、山西一線，亦即草原絲路，出土所見有東羅馬金幣及包金銀腰帶、薩珊銀幣及鎏金狩獵紋銀盤、帕提亞銀壺、大夏即巴克特里亞銀多曲長杯及酒神紋銀盤、粟特八棱帶鋬杯等。北朝與西域交流的繁盛，得益於鮮卑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近百年。當時，固原是西域商人進入北朝門戶，平城則是北方的國際化都市，兩地胡商雲集，考古出土域外金銀器也以二地為多，例如希臘神話故事紋金盤及海倫故事紋〈鎏金銀壺〉（圖11）、〈銀鎏金頭像紋圜底碗〉（圖12）及高足杯。此類流行於希臘的裝飾題材，隨馬其頓亞歷山大東征而流行於西亞、中亞，在當地流傳至少800餘年，流布的地域也頗為廣泛。學者考證銀壺產自帕提亞（今伊朗東北部），金盆、銀鎏金圜底碗及高足杯推測來自巴克特里亞，由粟特人帶入北魏。
圖12 北魏〈銀鎏金頭像紋圜底碗〉，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右）
東魏茹茹公主（537－550）墓花鈿、北齊婁叡（570年卒）墓博鬢（圖13）、隋史射勿（609年卒）墓銅鎏金帶銙、隋李靜訓（608年卒）墓的手鐲及嵌珠寶項鍊、初唐竇皦墓的金框寶鈿白玉帶以及北朝墓葬出土的鑲嵌覆鬥形或凹雕寶石戒指（圖14），都具有濃鬱的西域特徵，風格與中土頗不相同。這些帶具或飾品的主人有的即是鮮卑、粟特或柔然貴胄。北朝至隋唐有大量粟特商人奔走於絲路，互通東西之商品，甚至客居中土。他們之中有的本身就是工藝大家，比如何稠家族，來自中亞昭武九姓何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城西），為粟特鉅賈。據《北史》、《隋書》，何稠的叔叔何妥「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其父何通善斫玉，曾為隋煬帝「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所役工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何稠所召集的工匠中相信有來自粟特或其他西域地區者。上述南北朝至隋唐首飾、服飾的產地，很可能來自中亞，或為西域工匠在中土所製。
圖14 北魏〈金戒指〉，河南省洛陽市吉利區呂達墓出土，洛陽博物館藏。（右）
北朝至隋與域外頻密的交流帶來的金銀器的引進，本土貴金屬製作技術的成熟，以及認為使用金銀器可達致延年益壽的信念，都使得唐代金器及金花銀器獲得空前繁榮。唐代金器重要的出土有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法門寺塔基地宮以及江蘇鎮江丁卯橋窖藏，分別發現金銀器1000餘件（組）、121件（組）及956件（組），大部分為金花銀器和銀器，器皿居多，首飾多金質。發現於唐長安城興化坊內的何家村窖藏以及法門寺地宮懿宗、僖宗供奉的70件金銀器（圖15），反映了皇家器用的奢華。丁卯橋窖藏所在的鎮江為唐代漕運要港，反映繁華都市權貴的器用（圖16）。何家村及丁卯橋窖藏均被認為因戰亂匆忙掩埋，從其數量之巨可以推想當時使用金銀器之盛。陝西西安李倕墓（736年卒）的金鳳冠、金團花嵌石裙飾，則反映盛唐黃金飾品的精緻，其珠化工藝之細微可謂出神入化。總體而言，唐代開始，金銀器已躋身皇室、貴族的主要日常器用，金器及金花銀器涵蓋首飾、金銙革帶、食器、酒具、茶器、香具、宗教器具等領域。〈金帶銙〉（圖17）開始成為輿服制度的重要內容，並為宋、遼、金、明所承襲。唐宋時期用於道教投龍儀式的〈金龍〉（圖18）於蘇州一處遺址被發現。裝飾母題以花鳥、龍鳳、纏枝花卉最為多見。盛行珠化及寶石鑲嵌。如果說初唐之金器域外風情明顯，那麼其後則無論器型和紋飾都逐步中國化。（註8）吐蕃金銀器顯示出唐代與中亞地區金銀器的共同影響，對動物的刻畫氣勢更為淩厲。
圖16 唐〈銀鎏金龜負酒令筒、酒令籌〉，江蘇省鎮江市丁卯橋窖藏出土，鎮江博物館藏。（右）
圖18 宋〈金龍〉，江蘇省蘇州市金庭鎮林屋洞出土，蘇州博物館藏。（右）
黃金藝術完全本土化─宋代至清代
金質器皿、金花銀器以及鎏金銀器的並行至宋代亦然。只是自宋代開始，金器的本土化更為明顯，幾乎不見外來影響的痕跡。流行花卉形、瓜果形等仿生器具，出現高浮雕或雙層器壁的碗、杯，器表盛行人物故事畫裝飾，首飾、佩飾因應時尚而造型、組合各異。偶見於唐代的纍絲技法（圖19）趨於成熟。囿於絲路的隔絕，或亦因為審美的差異，宋代金器甚少珠寶鑲嵌。
吐蕃、遼、金、西夏、元等金器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圖20），仍或多或少保留著本民族或北方民族的金器特色，比如都注重金或銀鎏金鞍具（圖21），遼代的捍腰、皮囊壺、摩羯耳環（圖22）最具契丹特色，金、元高足杯以及遼、元時期帶鋬耳杯相襲傳承自唐代（圖23）。
圖21 元〈臥鹿紋金鞍飾〉，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鑲黃旗烏蘭溝墓出土，內蒙古博物院藏。（右）
圖23 遼〈八曲人物紋金杯〉，內蒙古通遼市吐爾基山墓出土，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右）
明代金器多見於定陵萬曆帝后墓以及各地藩王墓。明代有著非常明確的用金制度，禮制用品多由內府機構（如御用監、內官監、銀作局）或藩王府承（丞）奉司製作，以供內廷、外藩以及高級官員及命婦使用，所以在品類、形制上體現出一定的規制。（註9）金器多亭臺樓閣人物故事裝飾及紅藍寶石鑲嵌。插戴於髻上的多達數10、20餘枚的各式簪釵（圖24），構成皇室、命婦華麗的首飾，奢華超越前代。金簪釵以金絲或窄金片盤卷、焊接出立體、鏤空造型，甚至配合珠化點綴，使得器型玲瓏剔透，又能減輕飾品重量。中晚明江南地區官宦之家更流行小件鑲嵌金飾，金質器皿少見。金花銀器不再流行。
此外，隨著青銅禮制的衰落，錯金銀、鎏金於漢代開始已不多見，但在宋明的復古風氣下，時有所見（圖25）。戰國時期鐵器表面的金銀附飾，大概在元代發展成金技術，明、清時期廣泛運用於馬具、武器、儀仗、藏傳佛教法器以及鎖具等日用器具上。康熙晚期由歐洲引進畫琺瑯技術後，由清宮造辦處製作的金胎畫琺瑯製品，專供皇室使用。清代皇家金器製作囊括前代幾乎所有工藝及使用範疇，金佛像、金塔的體量為前代所不及，工藝冠絕前代。
結語
總之，黃金飾品首先出現於夏商時期的北方地區，直至兩周，其使用有明顯的南北之分。在北方，黃金多用作身體的華飾，是地位的象徵；而在中原及長江中游地區，黃金多只是青銅、玉石禮器的點綴。秦漢大一統國家的形成使得金器的南北分野漸趨消亡。伴隨青銅器的式微，黃金確立了在禮制中的地位，並被納入歷代輿服制度的範疇，成為最高等級的標誌。戰漢時期細金工藝的成熟、彩石鑲嵌的流行、裝飾母題的多元；唐代金銀器的勃興，成為精英階層最重要的日常器用；明代寶石鑲嵌的復興、清代金胎琺瑯工藝的出現，無不與絲綢之路中西交流、古代中國南北融合的幾個關鍵節點相契合。
如果說自青銅時代開始，歷戰漢、初唐，中國古代金銀器主要吸收來自域外的影響和工藝，北朝多域外成品輸入的話，那麼，從唐代開始以瓷器貿易為主導的海上絲路的繁榮，開啟了之後近千年中華文明對域外的影響。唐、宋金銀器的外銷，見於黑石號、南海一號出水，那些鏨刻作坊名號的金質容器、項鍊使我們可以一睹出口金銀器的風貌。唐代設計精巧的銀鎏金鏤空香囊（圖26），盛唐時流傳東瀛，蒙元時期西傳伊斯蘭世界，啟發馬穆魯克王朝（1250－1517）工匠精妙仿製黃銅香球。（註10）由是觀之，黃金藝術實乃歷時3000餘年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縮影。
（備註：本文改寫自《黃金為尚：歷史與交流》。原文發表於蘇州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聯合主辦的《黃金為尚：歷史．交流．工藝》展之同名學術圖錄中。本文引用之插圖均為展品。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大師工作室合作研究專項《中國古代黃金工藝》的研究成果之一。本研究專項由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全力資助。）
註釋：
註1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院等〈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溝遺址1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5期，頁15－31，圖21－26；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頁1－10；田廣金、郭素新〈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匈奴墓〉，《考古》1980年4期，頁333－368。
註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巴河東塔勒德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3年3期，頁4－14。
註3 郭物、劉煜〈第六屆世界冶金史大會綜述〉，《中國文物報》2006年10月20日。
註4 Christoph Baumer,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he age of the steppe warriors, 2012, p.267.
註5 孫機〈先秦、漢、晉腰帶用金銀帶扣〉，《文物》1994年1期，頁50－64；鄒厚本、韋正〈徐州獅子山西漢墓的金扣腰帶〉，《文物》1998年8期，頁37－43。
註6 郭物〈作為政治信物的漢晉瑞獸紋帶扣〉，《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7期，頁4－18。
註7 關於裂瓣紋器的研究回顧及最新研究見李零〈論西辛戰國墓裂瓣紋銀豆：兼談我國出土的類似器物〉，《文物》2014年9期，頁58－70。
註8 尚剛《唐代工藝美術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
註9 張燕芬《明代金銀器製作機構研究》，《文博學刊》2019年3期，頁94－101。
註10 尚剛《大唐香囊》，《藝術設計研究》2016年1期，頁54－57。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許曉東、楊軍昌主編，童宇著《中國古代黃金工藝》，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7。
許曉東〈金銀工藝研究〉，《文博學刊》第4期（2018.12）。
齊東方、申秦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林梅村《黃金藝術所見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2017。
馬健〈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3期。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市北齊婁叡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10期。
寧夏固原博物館編《固原文物精品圖集》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唐李倕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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