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拍，蘇富比現代亞洲藝術部特別策劃「戰後亞洲藝術」專題，系統性地介紹了從二戰結束至1970年代末所發生的「戰後藝術」之誕生背景、其於現當代藝術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以及作為東西方藝術在20世紀深度融合的歷史契機，突顯亞洲現當代藝術之主體性與話語權。緊接上季佳績，本次秋拍之際，蘇富比繼續推出「亞洲藝魂：全球啟動」，以質量更高的大師傑作，深入剖析亞洲現代與戰後藝術之間的傳承關係與發展形勢。
李仲生《040》，油彩、畫布，90×64.5cm，1973。（香港蘇富比提供）
吳大羽《無題》，綜合媒材於紙本裱於木板，64x45cm。（香港蘇富比提供）
現代亞洲藝術的茁壯發展，在1920年代正式開始，從中國與日本遠赴以巴黎為首的西方藝壇留學的現代先驅，此時陸續歸國，積極投身現代藝術教育及創作；然而二次大戰的爆發，讓這段黃金時期只能僅僅維持十餘年；在1930、40年代的戰爭動亂當中，這些先驅度過了他們最具魄力的歲月，及至和平以後，他們大部分已進入暮年，在社會及藝壇上的角色，從前衛急先鋒轉變成備受敬仰的前輩，譬如曾經執教中國國立藝術院（現今中國美術學院前身）的吳大羽、李仲生和關良，以及兩戰之間活躍巴黎的常玉和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在戰後莫不從積極奔走轉向深居簡出，潛心創作經典風格，樹立一家之言，以於百年之後名留畫史；代之而起活躍藝壇者，則是在二戰前後受教於第一代亞洲先驅的戰後藝術家。誠如上述，典型的戰後藝術家多數生於1920、30年代，青年時期經歷戰火洗禮，對於現代文明的創建、自毀與重生深具懷抱，對於國家民族的身分體認充滿矛盾衝突，與國際同儕間具有更多相同的關注與交流之熱情，如吳大羽培養之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謝景蘭；李仲生開導之蕭勤、李元佳，他們在戰後的國際活動範圍與歲月，均遠超師輩，成為亞洲藝術在20世紀走向國際的主力。
李元佳《藝術往何處去》，彩墨畫布及彩墨紙本，44x420cm。（香港蘇富比提供）
蕭勤《宇宙之放射 3》，壓克力顏料、畫布，100x140cm，1965。（香港蘇富比提供）
在現代及戰後亞洲藝術的轉折過程當中，吳大羽和李仲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他們不僅在戰前積極吸收現代主義精粹，更將東方藝術激活更新，形成代表亞洲的國際性藝術語言，與歐、美發展鼎足而立，深刻影響了門生後進，如吳大羽20年代於巴黎師從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及安托萬．布德爾（Antoine Bourdelle），至1941年定居上海時發展出「勢象」（Dynamic Expressionism）理論，並以書信函授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謝景蘭等身處重慶的藝專門生，率先埋下抽象創作之種子，及至他們日後遊歷海外，遇上合適的環境與時機，即發展成華人抽象藝術之國際代表；李仲生1930年代在東京師從藤田嗣治，獲得了開放自由的現代精神，不僅促使他在移居台灣以後開創抽象風格，更善用藤田的啟發式教育，培養出以蕭勤、李元佳為首的「東方畫會」諸君，下開1930年代「龐圖國際藝術運動」之端緒，成為戰後藝術史上首個標舉東方「靜觀精神」的前衛藝術運動。
朱德群《第268號構圖》，油彩、畫布，148x300cm，1968。（香港蘇富比提供）
吳大羽、李仲生在戰後分別居於上海及台灣，兩人在戰前卻同屬國立杭州藝專（現今中國美術學院前身）系統，以中國現代主義精神花開兩岸，並透過滿門高足邁向國際，由此可見，中國、台灣與海外華人之藝術發展實乃一體三面，及至1980年代，兩岸重新開放，活躍於西方長達30年的戰後亞洲藝術家紛紛回歸，催生此後至今蓬勃發展的當代亞洲藝術，由此更可見現代、戰後、當代亞洲藝術薪火相傳的發展關係。隨著亞洲藝術家在戰後積極活動於西方，亞洲藝術自1950年代起亦一改戰前對於西方藝術單向輸入的全面引進狀態，產生更多的雙向交流，甚至走進戰後藝術發展之核心；這次的蘇富比現代藝術夜拍及現代亞洲藝術拍賣特別呈獻法蘭西藝術院五位院士的精彩作品，除了為人所熟知的旅法華人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尚有貝爾納．畢費（Bernard Buffet）及喬治．馬修（Georges Mathieu）兩位法國本地大師。
趙無極《23.05.64》，油彩、畫布，200x160cm，1964。（香港蘇富比提供）
喬治．馬修（Georges Mathieu）《清氣》，油彩、畫布，97x130cm，1989。（香港蘇富比提供）
馬修是法國抒情抽象主義的理論創建者與活動家，在1940年代率先發表相關論著及策劃展覽，更大力向歐洲引進美式抽象表現主義，可謂慧眼卓識，其個人創作更是精彩絕倫，並因為與趙無極之深刻友情，從東方書法與哲學之中獲得靈感，成為亞歐戰後藝術交流之西方代表；畢費則畢生反對抽象藝術，成就卻受舉世矚目，顯示抽象藝術雖是戰後藝術之主流，卻非戰後藝術的全貌；畢費的作品不脫風景、人物、靜物的傳統主題，造型手法卻明顯受到東方書法影響，思想上則富於存在主義精神，深刻反映戰後知識分子對於時代的敏銳思考與深刻批判；與畢費遙相呼應的，則是大半生在中國堅守現代精神的吳冠中，其作品雖以風景馳名，宏旨卻始終繫於「油畫民族化」與「國畫現代化」，並借助畫中景物，寄寓深刻的情思個性，為戰後亞洲具象繪畫樹立重要標杆。
林飛龍《無題》，油彩、畫布，114x146cm，1966。（香港蘇富比提供）
本次夜拍尚有一位極為重要的藝術家林飛龍，他畢生立足拉美、縱橫西方，雖然畢生始終無法一償夙願回歸東方，卻對於遙遠的文化根源念念不忘。林飛龍戰前、戰後在巴黎極為活躍，早年與畢卡索（Pablo Picasso）關係親厚，日後與趙無極更同樣在巴黎由皮耶．勒布（Pierre Loeb）及在紐約由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之子代理其作品；林飛龍的作品具有濃厚拉丁美洲風格，如今其鉅作首度登陸蘇富比香港夜拍，象徵現代及戰後亞洲藝術版圖補充了最遙遠而重要的章節，形成覆蓋亞洲本土、歐洲、北美及南美的全球性格局。
林壽宇《繪畫浮雕12.12.63》，綜合媒材、畫布，116.8×137.2cm，1963。（香港蘇富比提供）
吳大羽在1948年得知自己親手栽培的藝專門生正陸續出國，就像30年前的自己一樣去實踐抱負的時候，曾經留下一句讓人為之動容的寄望：「我在打掃門庭，等待，有一日，新型英雄歸來！」（《致吳冠中書》，1948年3月）盡顯英雄遲暮卻壯心不已的慷慨豪情；李仲生以善於啟迪學生名留畫史，卻強調「現代藝術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模仿自然、模仿老師。」他們在現代亞洲藝術最為幽微之際，播下日後最光最亮的種子，時至21世紀，亞洲藝術方能展現今日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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