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經濟大師的個體經濟實踐：凱因斯的藝術投資

僅管不熟悉或未曾真正接觸過經濟學及相關專業，但現代生活中總是會在媒體及報章雜誌，特別是財經版中，聽過或讀過：總體經濟情勢、GDP、通貨膨脹乃至於政府擴大內需投資等等關乎民生的經濟學名詞。而這一切都與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這本經濟學上的巨著有關，而「總體經濟」這個概念恰是在這本書中首次面世。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Keynes）以一己之力獨創了經濟學的新視野與領域。無論喜歡與否，認同與否，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絕對是影響20世紀及其後全球經濟趨勢、發展與思想的經濟學巨人。 

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和他有關，戰後日本、台灣、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也和他有關。從某個角度上看，凱因斯諸學派猶如佛教或基督教、伊斯蘭教的諸宗派一般，儘管彼此間或有見解上的不同，但殊途同歸於凱因斯的思想基礎。撇開20世紀後期及諸如奧地利學派（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經濟學家對凱因斯的批判，可以確定的是二戰後西方或者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服膺並遵循凱因斯的總體經濟理論，也因此可以說「凱因斯主義」也幾乎完全等同於現代主義經濟學。

僅管凱因斯在經濟學研究上的主要貢獻是對於總體經濟的詮釋和見解（可以確定的是奧地利學派的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以「…書中原創的理論沒有一個是真的，而書中真的理論沒有一個是原創的」來批評凱因斯的總體經濟理論），或許更為有趣的是，凱因斯身為一個思考社會如何生產財富以及促進整體社會富裕的經濟學家，其個人的經濟實踐表現，是否符合一般人對於經濟學那是「致富之道」的想像？而這樣一位指點江山，激昂文字的國家經濟設計師，又會如何進行個人的理財投資？特別是他會如何投資藝術市場？而他的舉措又會為藝術市場投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與觀點？猶如約翰．伯努利（Johann Bernoulli）對於牛頓（Sir Isaac Newton）匿名解開知名難題時所說出的稱讚：「靠著爪印認得出一隻獅子」，凱因斯的個體經濟實踐成果讓我們看見了那高踞山頭的獅王身影。畢竟當凱因斯在1917年至1945年間在藝術品投資了不到1萬3,000英鎊，到了2019年初，其公開市場價值估計超過7,600萬英鎊。（註）這耀眼的表現，必須說除了第一批挖比特幣的玩家外，這世上很少有人的長期投資報酬率可以高過凱因斯的藝術投資了。無論他的經濟學理論或者概念是否正確，可以確定的是在財富和風險的遊戲中，凱因斯證明了對於「財富」他的確是個翻雲覆雨手。

2018年3月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了一篇名為《當凱因斯扮演藝術品買家時》（When Keynes Played Art Buyer）的文章，內容提及了凱因斯購買藝術作品的故事。儘管那場百年以前的拍賣會讓凱因斯獲得十分重要的收藏，然而首先吸引我目光的卻不是他收藏的作品，而是他對於英國財政部的建議。

如果說《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是凱因斯鑄造的經濟學聖誡，那麼可以說1918年的藝術作品拍賣，則是他「作品、利息與債務的價值交換」的經典範例。凱因斯預測由於戰爭龐大的借款及其利息，將會造成法國以壓低自身貨幣價值的方式，才可能進行償還，因此英國將會嚴重損失其已放款給法國的貸款。簡單來說，即是當法朗與英鎊的比例是1：1時，法國向英國借100英鎊（等於100法朗），而當償還時由於法國增印了十倍量的法郎，於是法郎的價值也因此稀釋成1/10，而貶值成1/10英鎊。因此當法國償還100法郎給英國時，英國實際只收到了10英鎊，直接損失了90英鎊。 

面對這必然發生的經濟與金融衝擊，身為英國政府經濟智囊的凱因斯，其解決困境的方式，必須說充滿了創意與想像力，更重要的是對於「價值」的深刻認識。相較於選擇黃金、白銀等和金融與貨幣價值掛鉤甚深的貴金屬作為保值的工具（法國未必願意接受讓予及償還），凱因斯的建議本身即可視為一項深具開創性的概念，他選擇了向英國財政部建議投資購買藝術品。透過向法國購買藝術品，而不是再向法國提供貸款，將金融放款變成藝術投資。於是凱因斯建議財政部可以在即將於巴黎舉辦的竇加（Edgar Degas，1834-1917）遺藏拍賣會上買下畫作，用高品質的藝術品代替壞帳。一方面，英國政府依舊讓貨幣流入法國，協助法國社會運作需要的金流不斷。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毋須面對法國貨幣貶值下必然的帳目虧損，而是可以期待藝術品的長期保值和增值的空間。於是凱因斯要求財政部出資2萬英鎊，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館長霍姆斯（Charles Holmes）則以這筆經費購買了大約12幅作品，凱因斯則用自己的錢為自己買了4件作品。

一如先前所述，凱因斯的藝術投資建議，真正的洞見在於將貸款的應收利息轉換成作品未來的價值增長，與此同時更一次性地解決了法國的債務償還（藝術品售出）。因此，法國無需再向英國墊付利息（儘管可能只是一部分），而英國也能避免遭受因法國貨幣貶值而造成的財政損失。更有甚者，英國國家美術館的藝術收藏也因此擴大與成長，更增添了館藏的實力與豐富。

凱因斯在藝術市場上的斬獲與成績毋庸置疑，然而或許真正重要的是，凱因斯如何思考投資。世界上存在著許多經濟學家，然而凱因斯卻是絕無僅有在各類風險市場中，經歷過大風大浪而後獲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那位。也許正是那長期地與風險及不確定性相處的經驗，讓凱因斯對於投資有著與眾不同的眼光與視野。從凱因斯的投資哲學中，可以發現其深諳專心找出內在價值遠高於市場的標的。畢竟，市場陰晴不定，與其推測市場趨勢，不如著眼於某一特定標的未來的獲益能力，而不被整體市場過去的趨勢所矇蔽。這個投資選擇模式，同樣地出現在凱因斯的藝術收藏結構中。他將藝術投資中的80％用於十件作品上。2013年，這十件最有價值的作品佔其總體作品總值的91％。而這種看中「個體表現」重於整體趨勢的思考恰與約翰．坦伯頓爵士（Sir John Marks Templeton）「買進價值，而不是買進市場趨勢或經濟展望」的基本態度不謀而合。

凱因斯的收藏模式及其表現，恰恰表明了藝術市場是一個只有少數極受歡迎的藝術家的作品能獲得豐厚回報的市場，亦即所謂的「超級巨星市場」。與此同時，也表明了藝術市場基本上和股票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一如凱因斯對於投資的堅持，他認為真正的投資者要關心的不是被市場炒高的交易價格，而是價值；也因此真正的收藏同樣是重質不重量，不進行分散投資，而是將相對較多的資金，投入潛力股實踐「集中投資組合」的策略。另一項，凱因斯對於投資徹底執行的原則是：「長期持有」。

根據巴黎高等商學院（HEC Paris）金融學副教授斯帕傑爾斯（Christophe Spaenjers）的說法：「據我們所知，這是我們唯一能夠真正觀察到藝術品組合的購買決定，然後隨時間推移追踪藏品價值的人，……你會看到所有這些決定在幾十年內都在發揮作用……你可以看到他的購買決定如何隨著他的個人財富而變化。」這個長期持有的習慣，讓凱因斯的各類投資都存在著驚人的報酬率。「時間」讓真正的價值更加得以彰顯，又或者說唯有真正的「價值」能通過時間的考驗。

根據跡象表明，儘管凱因斯是個人生大玩家乃至於學術界的巨人，然而其審美品味的天賦，似乎是這位天才難得的缺陷。從許多記載中可以發現，凱因斯實際上欠缺審美的品味，他總是會挑到知名藝術家那件最糟糕的作品。然而，有趣的是，這個審美眼光欠佳的經濟學者卻能挑中一手好作品。研究其生平可以發現，藝術評論家羅傑．弗萊（Roger Eliot Fry）及藝術家鄧肯．葛蘭特（Duncan Grant）、凡妮莎．貝爾（Vanessa Bell）乃至於文化評論家克理夫．貝爾（Clive Bell）、文學家維吉尼雅．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等，都是凱因斯重要的好友，恰是這些好品味的朋友給予了凱因斯良好的建議，也因此構成了那宛若中樂透般的投資報酬率。然而，從凱因斯交友的情況來看，真正重要的是凱因斯對於特定個人其專業素養的品鑑能力。也因此才得以讓真正的專家能夠有效地協助他，又或者說能找到真正具備眼光的專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些建議下凱因斯最成功的藝術投資，依舊是1918年那一場最具創意想法的拍賣。「時間」的另一個意義是：把握住最佳的時機。

儘管文章主要著眼於凱因斯那傳奇般的藝術投資報酬率以及藝術投資的故事，然而或許真正令人敬佩的是，身為現代經濟學的教宗凱因斯對於藝術與文化的胸襟與視野，一如他的總體經濟學一般遼闊和寬廣。

在文化、藝術及審美的領域裡，凱因斯徹底地發揮了對於「總體」的關懷，他將個人在各類型投資中所獲得的財富用於支持博物館、劇院、舞團乃至於其他各類型的藝文活動上。甚至啟發了大英藝術協會以及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的概念，甚至還提供他某些藝術家朋友終身年金，讓他們得以在金錢無憂的狀態下進行藝術工作。

從某個角度上看，凱因斯其藝術收藏的投資報酬率，僅僅是他自身個體經濟遊戲的其中一個項目。然而，凱因斯的藝術關懷卻一如其經濟學研究般乃是朝向總體的福祉而去。從1918年那場建議英國財政部的藝術拍賣開始，凱因斯始終努力地為英國累積總體的文化、藝術財富。而或許，英國各類公積金（勞工保險）及國營事業將藝術收藏視為避險及資產投資的一環，正是從那場1918年的拍賣開始。也許在這位經濟學大師眼中，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真正奧秘還在於物質之上的精神與文化富裕。

註　 凱因斯各類的筆記、收藏、單據在身後都捐贈給了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其收藏的135幅畫作也遺贈給了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age）。2020年初，劍橋大學發佈了一項研究報告：《作為資產的藝術：來自收藏家凱因斯的證據》（Art as an Asset: Evidence from Keynes the Collector）。該研究詳細分析檢視了凱因斯藏品的表現，論文由劍橋大學賈吉商學院（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經濟學教授錢伯斯（David Chambers）、迪姆森（Elroy Dimson），以及巴黎高等商學院（HEC Paris）副教授斯帕傑爾斯Christophe Spaenjers）聯名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