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向策展人提問：再思亞洲的雙年展——2025新加坡雙年展策展團隊成員許芳慈

典藏・今藝術＆投資（以下簡稱典藏）：長期來看雙年展具有某種城市文化品牌的效應，然而在雙年展林立、藝術展演參與者國際流動愈發頻繁的當下，這種「城市文化品牌」效應如今是否還存在？雙年展的目標是否發生了轉化？

許芳慈：自1990年代以來，亞洲雙年展的興起（可追溯至1979年由福岡亞洲美術館發起的「亞洲美術展」[Asian Art Show]），源於建立屬於本區域的藝術史與擺脫歐美中心敘事的渴望。這些雙年展逐漸被視為展現「另類現代性」的平台，促使文化範疇在傳統歐美框架之外重新被定義。亞太三年展（APT）試圖跨越國家之間的界線，並指出「亞太」這一詞彙本身是一種建構，而非反映歷史或文化的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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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雙年展與三年展等大型藝術展覽數量的增加，這些展演機制構成了一個能夠挑戰「國家」侷限觀念的空間，一方面倡議跨國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又強化各地文化主體性。如同，文化評論家C. J. W.-L. Wee教授於其新著《一種地區性當代》（A Regional Contemporary）中所闡述， 像新加坡雙年展與福岡亞洲藝術三年展的設立，推動了區域自主的文化實踐，支持「亞洲當代藝術」作為實驗性藝術的論述框架。

關於2025年的新加坡雙年展，我們希望透過展覽建立一張跨越歷史與地理的地圖，不僅超越「區域」的概念，更藉由探索新加坡與世界之間鮮為人知的歷史連結，促進跨界對話。

例如，日本／美國藝術家Aya Rodriguez-Izumi的作品《Gate: 3》從其出生地日本沖繩出發，思考二戰的祖輩記憶與美軍長期駐紮的現實。作品靈感來自藝術家自身的沖繩、古巴、波多黎各血統，以及非裔大西洋離散家族的記憶。她在新加坡與紐約舉辦多場串珠工作坊，與在地社群共同創作逾千串珠飾，藉由集體創作連結不同世代與地區的社群，圍繞「邊界、團結、和平與跨越」的主題，既紀念當代戰爭的生存經驗，也讓記憶得以跨越地理界線傳遞。

相對地，墨西哥團體RRD（Red de Reproducción y Distribución）的《美食地理：從墨西哥到新加坡的故事》（Gastrogeography: Stories from Mexico to Singapore）以藝術與出版結合的方式，揭示兩國飲食文化間意想不到的連結。作品透過食譜、街頭小吃包裝、繪畫、壁畫與雕塑，追索殖民遺緒下的平行歷史與跨全球網絡。

其中一對畫作靈感來自19世紀墨西哥畫家José Agustín Arrieta的靜物畫，面向歷史悠久的丹戎巴葛港（Tanjong Pagar），描繪過去連結亞洲與拉丁美洲的麥哲倫貿易中的食材，象徵共享的過往。最終，《美食地理》透過食物日常的視覺敘事，引導觀者跨越地理邊界，思考殖民親密性與文化共通經驗。

典藏：雙年展是否能夠生成新的知識？還是更多是在再現、重組、演繹既有的知識？在亞洲語境下的雙年展，是否有與歐美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當策展人面對全球性知識體系與在地知識傳統，雙年展如何避免落入殖民式的知識架構？

許芳慈：雙年展可被視為一種「論述性環境」，其核心不僅在於美學呈現，更在於研究、批評與對話。

自1994年起，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JFAC）舉辦的研討會即致力於建立「文化基礎設施」網絡，以深化對亞洲藝術知識的「智識掌握」。這些平台促成跨國討論與區域藝術主體性的建立。雙年展與相關的論述性實踐代表了對「新知識框架」的追尋，以更有效理解並呈現區域藝術文化，尤其是在經濟互依性日增的背景下。策展人如Patrick Flores與Gridthiya Gaweewong等人，致力於生成超越歐美學術體制的知識，以揭示藝術知識生產中潛藏的殖民結構。

2025年新加坡雙年展以「純粹意向」為主題，旨在引導觀眾深入思考「意念」的多重維度——它不僅象徵著一種美德，也揭示出矛盾與複雜性。透過探討意圖、目的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展覽邀請不同公眾群體以參與者的姿態，共同介入這場關於意念的對話。主題所蘊含的核心張力——「結果與初衷之間的矛盾」，指向人類與社會普遍的經驗，亦反映出我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持續往復的思考與實踐。作品雖立足於新加坡，卻能與全球觀眾產生共鳴：來自其他城市的訪客可在自身的城市經驗中看到相似動態。鼓勵觀眾連結自身生活經驗，理解新加坡的敘事如何嵌入更廣泛的全球論述中——關於進步、權力與其後果。

在展覽結構上，超過80位藝術家與多個策展團體跨越五個社區，體現「集體創作者」（collective authorship）的概念。知識在這裡是多聲部且交流性的。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被邀請提問、批判與貢獻自身觀點的主體。觀眾對「意圖與現實落差」的個人反思，也被視為對話的重要組成。這一過程使雙年展超越展覽形式，成為生產多元共享知識的動態平台。

典藏：雙年展常被期待是批判性場域，但如今的雙年展也深深依賴官方機制，同時也被認為消耗大量資源、為既定系統服務。你認為雙年展還可以具有批判力嗎？若要重新發展出一個「不依循既有雙年展模式」的國際展覽機制，你會如何想像它？

許芳慈：當雙年展以研究與知識生產為基礎、作為「論述性事件」（discursive events）運作，而非僅止於展覽盛會時，它們便能保持批判性。雙年展的激增，建立了強調批評與對話的「論述性環境」，促使文化範疇與現代性被重新定義。藝術史學者姜苦樂（John Clark）在〈亞洲雙年展：歷史、展覽與文獻〉（”Asian Biennials—History, Practices, and Literature”，2013）中指出，雙年展可作為「切換機制」，為當代藝術提供一個此前尚未建立的可見平台，從而促進文化基礎建設與資源流通。

然而，這種制度整合也引發批評——雙年展可能淪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侍女」，或成為「全球城市體系中吸引資本與旅遊的工具」。雙年展的批判能動形，正是在於它是否願意直面這種張力。

在東南亞，出現了一些被藝術史學者Leonor Veiga稱為「抵抗的雙年展」（biennales of resistance）的展覽。這些活動旨在推動被低度代表的藝術形式，並挑戰大都會中心或保守、由國家背書的藝術體系之主導地位。這類模式強調打破國家邊界、結合國際會議，以及培養論述性的藝術環境。

具代表性的例子包括菲律賓的Viva ExCon與泰國游擊式的曼谷雙年展（Bangkok Biennial），兩者都明確地以對抗大型、由國家主導的活動為目標。而創立於1995年的光州雙年展則透過紀念民主運動鎮壓事件，持續維持其批判性立場，並以這段歷史作為其存在的根本正當性。策展的透明性——例如光州雙年展2012年的策展團隊曾公開他們「在討論過程中達到洞見的臨界點，卻又遭遇僵局」——對維持展覽的批判能動性而言，至關重要。

將新加坡雙年展視為一場「論述性事件」時，2025年的展覽提出了一個策展行動的網絡構想。這個網絡集結了新加坡美術館（SAM）的四位策展人，以及來自全球的藝術團體與類機構組合（para-organisations，共同促成對「纯粹意向」這一主題的多元、複聲式詮釋。這項網絡提案邀請來自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同行參與策略性的反思。當「纯粹意向」在這個網絡架構中被重新審視時，它成為一個關鍵的思考工具。雙年展並不提供單一的答案，而是展開了一整個由多種詮釋構成的光譜。

典藏：雙年展本質是限地的、短期的展覽，它如何（或不能）對抗時空上的局限（甚至是困境）？你如何看待雙年展與持續性平台（如藝術機構、長期藝術計畫等等）之間的分工和差異？

許芳慈：雙年展是一種矛盾體：它在地理上固定、時間上有限，卻試圖產生持久且具有全球影響的效應。挑戰在於如何將這些限制轉化為創新的契機。2025年新加坡雙年展以「纯粹意向」為題，展現當代雙年展如何將時空限制轉為力量——不同於博物館等持續性平台，它更像一場集中的、連動式的批判性介入。

雙年展可以超越其固定時空，當它被重新構想為「過程」而非靜態的作品集合。在空間上，這一屆新加坡雙年展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開，橫跨新加坡五個社區，將城市的建築、歷史與日常生活轉化為展覽舞台，使城市成為「集體作者」的場域。

在結構上，這一屆雙年展以跨國策展網路為架構，透過新加坡美術館（SAM）四位策展人，以及來自全球的藝術團體與類機構組合（para-organisations）長時間的持續性對話——這種模式成為突破地理與知識限制的最有力工具。此一架構天生促進多中心的思想交流，有效瓦解傳統的「中心／邊陲」二元對立它確保「纯粹意向」這一主題不會被侷限於單一機構的視角，而是發展成一場眾聲喧嘩的交互詰問。每個策展節點都從自身的脈絡出發，批判性地檢視潛藏於各個層面的「纯粹意向」——從新加坡的城市發展，到更廣泛的科學與人文領域——從而構築出一個以人際關係與智識交流為特徵的跨國文化空間。

在時間上，雖然實體展期有限，但其知識生產具有長遠性。本屆新加坡雙年展透過「意圖與結果的落差」發出批判性提問，讓展覽成為思考「進步」與「變遷」的平臺。這樣的論述空間延伸至展期之外，作為思想檔案持續被重新詮釋與引用。博物館專注於收藏與知識建構的長期任務，而雙年展則成為短期但高能見度且集體思辨的。

雙年展經常作為一種具有批判性的介入行動，並擁抱了「具生產潛能的模糊-矛盾」這一特質。儘管雙年展與官方機構及其資源密切糾纏，它們仍能開闢出批判的空間。今年新加坡雙年展正是如此：它運用展覽主題，直接而從體制內審視主辦城市的敘事。透過將「纯粹意向」視為辯證而非美德，雙年展得以質疑支撐自身存在的體系，並展現出即便是地理上固定、時間上有限的活動，也能保持強大的批判能動性，並為持續的全球對話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