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文化專題】博物館「數位典藏」的商業路漫漫：以故宮為例看台灣圖像授權發展

2016年在政黨輪替之下，台灣重要部門首長大換血，隸屬行政院下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歷經人事變動，改由林正儀接任院長。在就職前夕的媒體專訪中，被問及未來在政治因素下、如何面對中國文博單位與台灣交流停擺的困境時，他回應兩方原定合作計畫仍舊持續進行，並強調：「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價值系統，博物館回歸到博物館的專業上，去思考博物館的價值在哪裡？它的使命在哪裡？它的定位在哪裡？不斷地去思考，所以關於很多問題，我都覺得很開放，也正是因為開放才會有不同的可能。」

看似不經意的理念闡述，如今看來卻是意義深遠。同年6月，故宮推出「Open Data開放資料專區」，逐步釋出館藏文物的中低階圖檔，不僅無償提供大眾下載，隔（2017）年7 月更加碼宣布，開放商業文創無償使用。這項開放政策的成立推動，僅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不只是近年來台灣文博界與國際潮流接軌的重要指標，也可謂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內、最有感的故宮政策之一。

這項開放政策順利執行，也道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故宮擁有完備的數位典藏系統。若無完整的圖像資料及資料庫系統，身為收藏文物達69萬8,694件（冊）的博物館，是難以在短時間內釋放出超過千張300dpi的中階圖檔、逾萬件的文物低階圖像。根據館方公開資訊統計，即便圖書文獻進度較緩，完成率為18%，但現今館藏書畫的數位典藏完成率逾95%，器物的數位典藏完成率也達85%。不禁令人好奇，如此龐大的數位典藏工程，是從何時開始？

伴隨著科技發展，早於20世紀末便興起「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的概念，如1995年由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執行的「國家數位圖書館計畫」（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rogram），在精選與國家歷史文化的藏品之後，進行數位建檔及編目。而台灣的數位典藏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的「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成型於2002年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的「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簡稱「數位典藏計畫」）。這項計畫並非針對單一館藏，而是邀請九個典藏機構，是繼防災、電信、農業生物技術及生技製藥之後的第五個「國家級計畫」。除了故宮名列其中，尚有中研院語言研究所、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國立台灣大學、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參與。

這項計畫長達十年，奠定了如今台灣數位典藏的樣貌。在中研院主持下，參考美國國家檔案和紀錄管理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及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轄下的「數位典藏計畫」，支援技術並制定了統一的數位典藏文物數位化規格及工作流程，各典藏機構再依循範本，執行獨立的分支子計畫。回想當時推動計畫的氛圍，第二期計畫主持人王汎森憶道：「十年前的整體網路環境與風氣和現在差異頗大，而且大部分收藏珍貴文物的典藏單位多諱莫高深，把典藏品當『藏寶』，對於政府將透過數位平台讓外界能夠上網觀看典藏精品的作法，心理上基本是抗拒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項名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國家計畫中，預期目標除了著重在學術研究發展、遠距教學及增加國際能見度，亦提及促進知識經濟與產業的發展，預示朝商業發展的可能性。這傾向也影響發展策略，進而將文物數位圖檔分成「典藏級」、「電子商務級」和「公共資訊」三個等級，其中「電子商務級是提供給加值業者的素材，將以電子商務的形式公開販賣。」不過對多數執行計畫的機構而言，建構數位典藏早已是「從無到有」的苦差事，遑論提到商業使用。

在這大型計畫之下，故宮先後執行「故宮數位典藏系統之研製」及「故宮精緻文物數位博物館知識庫建置計畫」二項子計畫，替院內典藏文物數位化，並編目整理多個資料庫系統，其中器物典藏系統及書畫典藏系統也在第一期計畫中完成，開放公眾查閱。（註1）除此之外，故宮也開始許多有趣的新嘗試，試圖將數位典藏轉化成網路共享資源，無償讓大眾瀏覽。其中經典一例，即是搭配「大觀：北宋書畫、汝窯、宋版圖書特展」於2005年3月完成的「大觀：北宋書畫」網站。

從現今角度來看「大觀：北宋書畫」的網站建構概念及呈現方式，與2009年Google推出的Art Project有幾分相似。其收錄海外博物館及故宮北宋書畫共70件，瀏覽者登入網站，從「宮廷書畫」、「士人書畫」及「新風尚」選取感興趣的書畫之後，便會跳出「印鑑說明」、「題款說明」和縮放控制軸。瀏覽者可按自己喜好閱讀解說內容、縮放作品的尺寸。當時受限於頻寬傳輸效率及資訊技術，若直接將高像素數位圖檔上網，瀏覽者必須忍受冗長的等待時間外，甚至導致無法讀取的情況。為了達成高畫質且圖檔傳輸迅速之目的，故宮將單一作品的圖像以100x100dpi為單位，切割成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局部，加快圖檔在網頁呈現的速度。而在之後推出的「追尋浙派」展覽網站中，也可見這項圖像展現技術。到了2019年，比對「大觀：北宋書畫」網站及Google Art project的圖像，清晰程度難分軒輊。

在數位典藏的推廣應用上，故宮的貢獻有目共睹。然在國際知名度的優勢下，也積極推動「商業利用」，不過卻引來爭議。2001年，故宮公告實施「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管理及收費規定」；2010年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發佈之後，依循第21條規定，修正更名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文化創意）產品管理及收費規定」，向使用者收取權利金。按此規定，學術用途以每張圖像400元計價，商業用途則依發行量收費，如某家涮羊肉店使用《元世祖半身像》及《元世祖出獵圖》，應付的授權費為18,000多元。

公立博物館處理藏品圖像對外開放及授權之公務，可依規費法收取行政規費及使用規費，但故宮收的是「授權費」，亦有媒體質疑，每年上億元的授權金收入是否過高？再者，典藏文物已逾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應屬公共財（public domain），因此法界對收費一事持反對態度。即便爭論多站在博物館不該利用館藏盈利的立場，但博物館收取授權費、從事商業活動並不罕見，如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簡稱V&A博物館）一年多的商業活動收入有560萬英鎊（折合台幣2億1,940萬元），其中重要來源即圖像授權。事實上2002年「數位典藏計畫」勾勒的藍圖，也與故宮備受爭議的商業模式相似，而台灣的博物館文創商品，部分仍持續沿用其計畫規劃授權。（註2）

圖像授權收費並非純然壞事，但在故宮的組織架構卻引發一連串的問題。有別於V&A博物館是另行成立公司（V&A Enterprises）執行商業活動，營收再回饋至博物館基金會，故宮未以企業化思維進行，因此僅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代辦，銷售授權商品及餐飲盈餘分紅給員工，此舉曝光後引發外界不滿，認為是館方自肥。而2011年爆出的龍藏經圖檔監守自盜事件，更是故宮在制度缺乏監督下造就的嚴重弊病。

另值得深究的是，博物館應該在文創產業鏈中扮演何種角色？十餘年前公部門懵懂的「電子商務」、「文化產業」及「內容產業」等新興名詞，如今早已被IP產業（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財產權）給取代。在大眾娛樂多元化的當下，博物館需要知名度來增加參觀人數，它無法只是閉門研究、被動地等待群眾探索。相反地，它必須主動成為IP產業的推動者，透過文物增加曝光度，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故宮於2017年無償開放中低階圖檔，提供民眾及有志文創者使用，無疑也回應了此潮流。另在員工分紅爭議之後，故宮紀念品商店改成委外經營，由時藝多媒體接手成立的故宮精品，創造不少吸睛的行銷手法，其中知名的汝窯泡麵碗，亦對故宮推廣文物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這些新氣象也呼應了故宮開放圖檔時提出的理念：「國寶不應只是在博物館內冰冷的文物，而應是全民共享的溫暖療癒物，同時也是可以讓人民致富的寶物。」繼故宮開先例之後，是否有其他博物館跟進，目前仍是未知數。（註3）但故宮在數位典藏領域中的嘗試，卻是台灣博物館在思考數位典藏的運用及開放性等問題時，值得參酌的重要借鑑。

註1 第一期計畫完成的器物典藏系統及書畫典藏系統，即是2017年開放下載中低階圖檔的資料庫，只是2017年前僅有查詢功能，並未提供下載管道。

註2 除了故宮因員工分紅遭到監察院糾正，當時立委也在調查中發現，許多國立館博如屏東海生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央圖台灣分館等也存在類似情況。再次彰顯在組織架構不足下，商業模式在公家機關面臨的問題。

註3 2001年Creative Commons（公眾授權條款，台灣稱為「創用CC」）興起，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也在2003年成立Creative Commons台灣合作的子計劃，推動公共知識性資產的流通，當時罕有博物館採用。近年來，國內陸續有博物館公開館藏，開放群眾有限度地瀏覽及無償使用。如故宮無償於開放資料庫中提供部分300dpi 圖檔作為商業使用者，仍屬少數。關於故宮文創授權相關資訊，可見其官網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