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窗作針黹：《紅樓夢》中的女紅與情思

Sewing by the Window: Needlework and Sentimentalit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對生活在「賈府」這種簪纓世家的少女來說，「我心悅你」這般直白的告白，從來不屬於她們的語言。情意往往隱藏於生活細節裡，托付於繡帕、茶盞等物件往返之間，成為情感的隱微載體。其中，又以「繡帕」這類針織品最具有象徵意義。

少女的日常

《紅樓夢》有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所謂「女兒」，正是未出嫁的少女，也是曹雪芹筆下最靈動的生命樣態。作為刻畫青春百態的長卷，《紅樓夢》不僅透過詩詞唱和，建構一種理想的文雅生活，更細緻描繪女子們在重重禮教規範下，那些若隱若現、情思流轉的瞬間。

改琦繪製《紅樓夢圖詠》時，以當中「晴雯補裘」的段落，突顯人物的個性。清改琦〈晴雯〉，《紅樓夢圖詠》清光緒己卯（五）年（1879）刊本，東京藝術大學藏。圖取自Wikipedia Common©Kcx36。

曹雪芹曾不只一次提醒讀者：這些女子閒暇無事時，多半在作「針黹」。而「針黹」看似是閨中日常功課，卻也成為她們想像自我、投射未來，以及寄託情感的重要方式。

「針黹」的性別意義

所謂「作針黹」或「針線活兒」，《紅樓夢》所指，乃是布料的加工與縫製，而非紡線織布本身。第15回中，賈寶玉為秦可卿送殯，途中路過農家，見炕上一架紡車，一時興起、試轉把玩，惹得村女驚呼：「別動壞了！」寶玉慌忙放手，訥訥一笑：「我因沒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看似輕巧插曲，恰恰點出現實：在寶玉所熟悉的閨閣日常裡，女性並不從事基層的「紡織」勞動，而是以刺繡或裁縫為主的針黹為常。

全書諸如「姐妹們一處玩笑作針線」、「手裡拿著針線，卻打盹兒」之類的描寫屢見不鮮。若以貴族家庭的生活脈絡觀察，針黹既是消遣時光的閨房雅事，亦承擔著家內生產的實用功能—它意味著時間耗用與勞力投入，更潛藏著女性社會角色的再生產。《紅樓夢》對針黹活動的描寫極其細膩，不論主僕，賈府眾多女性人物皆與之相關。「針黹」被視為女性的專屬技藝，實根源古代社會「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模式。此模式不僅界定了家庭「內」與「外」的勞動邊界，更延伸出「牛郎織女」的神話敘事，及七夕「乞巧」的儀軌。在針黹主導的乞巧活動中，女子以縫補與編織的姿態，模擬織女操織的神聖職能，希冀藉由「相似律」的巫術邏輯，祈求巧藝加身，庇佑姻緣與子嗣圓滿。針線，遂成為女性勤慧德行的表徵，也寄寓對命運與人生和諧的想望。

白馥蘭（Francesca Bray）在其研究中國女性與紡織文化的著作中指出，「男耕女織」不僅將紡織視為女性專屬技藝，更隱含一套道德訓練的機制。成婚女子可透過日復一日的針線活，實踐國家所推崇的節儉與自律；尚未出閣的少女，在學習織布的過程中，接受潔淨、克己與尊重勞動的倫理訓練—這是一場成為「賢妻良母」的文化預演。

相較於女織工所從事的紡績勞動，刺繡則更深切關聯於上層階級對女性教養的期待。女性的刺繡行為與男性菁英的文學創作，實則發揮著相似的文化功能。前者以身體性的針線實踐，學習德性、修養與禮儀；後者則以筆墨彰顯辭章風範。男性標舉的「文」，關涉文辭、儒雅與禮教，女性則在「紋」的形式中，以手藝體現家族的延續與倫理秩序的維繫。《紅樓夢》中，賈府對女性「文」與「紋」的教養尤為重視。林黛玉初入賈府，王夫人即交代：「你三個姐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此話不僅揭示「文」與「紋」的教養雙軌，也點出針黹作為「女德」的重要實踐場域。

另外，在女性長幼之間，針黹亦常作為禮物往還。第22回湘雲以針線為寶釵賀壽；第53回賈母壽辰，寧府由尤氏與賈蓉妻聯袂準備針線賀禮；第57回薛姨娘生日，賈府諸人皆有所贈，黛玉亦備有針線禮物以應。此類贈禮，固為日常禮俗，亦蘊含倫理義務之展演。黛玉作為賈府中一員，必須藉此回應針黹禮儀中「孝順」與「悌睦」等倫理期待，展現女性「本份」所承載的道德角色，亦由此維繫詩禮簪纓之家的內在秩序。

清光緒己卯（五）年（1879）刊本《紅樓夢圖詠．黛玉》，東京藝術大學藏。圖取自Wikipedia Common©Kcx36。

織品傳情

「針黹」對於少女的意義，正是在無聲無息的日常裡，她悄然「成為」女性。針黹固然象徵著「未來妻子」的德行，然對未婚女子而言，在漫長而靜默的待嫁歲月中，更寄寓了青春特有的心緒與情思。

《紅樓夢》第18回，寶玉陪同父親細賞大觀園，在眾人面前大展才情。因賈政大悅，小廝們爭相索賞，寶玉遂將隨身配物盡數分贈。黛玉得聞消息，特來探問，嗔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夠了！」旋即回房，將「才做了一半」的香囊剪碎。寶玉知那香囊「雖尚未完，卻十分精巧」，見之已毀，忙將衣領解開：

從裡面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

臺北故宮「看得見的紅樓夢」現正展出：清〈紅鍛金銀線繡荷包〉，長10.8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此段之所以動人，正在於「荷包」與「香囊」的特殊性。它們不僅為實用之物，更具有貼身與私密的屬性。因其隨身佩戴，遂象徵相伴同行、情誼相許。少女投注心力所縫之物，不僅是德行的象徵，更是一種情感的宣告—一旦作為贈禮寄予異性，其背後所蘊之情意，往往具備「盟約性」的結構，兼具「情意」與「情義」的框架，不容輕棄或背離。

臺北故宮「看得見的紅樓夢」現正展出：清〈玉荷包形佩〉，長4.2公分，寬4.3公分，高1.7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那麼，寶玉是否有所回應？細讀第34回，寶玉後來託晴雯轉交黛玉兩條「半新不舊」的舊手帕。黛玉初聞是「家常舊的」，神情益發凝滯，「著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晴雯終究不明此中深意，寶玉卻早有定見，自信地說：「他自然知道。」在如賈府般富貴之家，手帕自不匱乏。正因如此，寶玉所贈的「舊」才愈發深意綿長—這是他曾親自使用、貼身攜帶之物，可能沾染了汗漬與淚痕，凝聚著幽微而含蓄的「身體感」。手帕，遂成為身體的延伸。

在封建貴族的日常禮俗中，愛意難以明言，惟有借物傳情。織品，成為了最貼近肌膚、最適於悄然遞情的媒介。正因如此，黛玉後來「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餘意綿纏」，這段看似平淡的贈物，已隱伏千絲萬縷的情感波瀾。小說藉由手帕、荷包與香囊的往返，不僅細寫寶黛之間纖細敏感的情誼，更映現出彼此心靈深處那無言而深刻的「知己感」。

「針織」與「真知」

《紅樓夢》最擅針黹者，莫過於寶玉的貼身婢女晴雯。書中屢次讚其手藝精巧，然真正描寫她親手縫織之物，卻僅有兩件：一為寶玉所穿「大紅褲子」；一為絕無僅有，出自「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所織」的雀金裘。

「雀金裘」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織品。清代正白旗包衣出身的曹家，自曾祖父曹璽起四代皆任江寧織造—專門徵收各地紗線、生絲，織製絲織品進貢宮廷。若將《紅樓夢》作者視為曹雪芹，則書中對緞、織錦、綢、羅紗等織品與工藝技術的細緻描繪，確實呼應其家族背景與品味。

臺北故宮「看得見的紅樓夢」現正展出：清康熙三十四年（1704）七月二十九日〈恭請聖安並請赴京見江寧織造郎中曹寅奏摺〉，長20.5公分，寬48.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曹家所擔任的江寧織造為皇帝親信擔任的要職，除了買辦皇家所需絲織及各類用品，更是皇帝在南方的耳目。©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第52回中，賈母所贈寶玉之「雀金呢」，是賈府所藏唯一之物，其珍稀華貴自不待言。賈母再三囑咐：「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

是故，當寶玉不慎以手爐燒損後襟，便急遣婆子遍尋巧匠，卻無人敢貿然補織。唯病中晴雯能認出此裘乃以「孔雀金線織的」，便不顧病體沉重，毅然承擔補織之責。小說細描工序，筆致近乎手藝紀錄：

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囬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

晴雯補至深夜，力竭方成，寶玉笑道：「真真一樣了。」

晴雯在病中仍為寶玉「勇補」雀金裘，不僅是危急之際婢女對主子的回護，更顯示她深知此物對寶玉的重要性：晴雯知物，更知寶玉。既具專業技藝，亦蘊深情體貼。此處不僅彰顯晴雯「勇」的性格，更凸顯她針黹技術在《紅樓夢》中的特殊位置，即「針織」與「真知」之間的密切連結—大觀園唯她一人知曉此裘界線之法。所謂「真知」，不僅為她對材質、工序與結構的掌握，更是對寶玉性情的「知己」體認。

清沈謙《紅樓夢賦圖冊．晴雯補裘》，34.5×28.5公分，愛爾蘭Chester Beatty Library藏。圖取自Chester Beatty Library Online Collection。

針織品因與肌膚親密接觸，所製成品是誰做的、給誰用的，有極大的差異性與專屬性。事實上，寶玉貼身之物基本皆由襲人、晴雯等女婢親手縫製，不假外人。但第32回襲人曾因生病央求湘雲代補鞋墊心子，湘雲訝然道：「這又奇了。你家放著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我們知道，因「針黹」是細緻且耗時之勞動，女眷間存在相互合作的現象。

更例如，第36回襲人為寶玉縫製白綾紅裡鴛鴦戲蓮圖樣兜肚時，因久作而「脖子低的怪酸的」，寶釵見其活計可愛，便「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做」。襲人雖為寶玉主婢中最具責任意識者，但她的「未完成品」竟可由他人代工。對她而言，針黹乃義務性勞動，具有可替代性與共享性，屬於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但與襲人不同，晴雯之針黹在書中多具有「針對性」與「稀有性」。晴雯雖最擅針線技，卻非事事皆肯承接。所以當晴雯病中補完衣物後，襲人曾對晴雯道：「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此語點明了晴雯之針黹，乃是對於賈寶玉的深情和體貼—不出於日常義務，而是以情感為引的勞動。

將襲人與晴雯的針黹相比，一為日常與義務，一則是場極具個人色彩的奉獻。晴雯之「勇補」，帶有強烈「不可替代性」。雀金裘的珍稀，與晴雯的才能與心志，共構成晴雯和寶玉兩人「非一般性」的關係模式，是以生命為代價的「補」，恰恰突顯了晴雯對寶玉「用情」之所在。

清光緒己卯（五）年（1879）刊本《紅樓夢圖詠．襲人》，東京藝術大學藏。圖取自Wikipedia Common©Kcx36。

女子的盼望

熟讀《紅樓夢》者皆知，晴雯終被誣為「狐狸精」而逐出賈府。臨終前，她向寶玉哭訴：「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勾引你」，極力撇清「私情」之嫌。她將二寸長指甲咬下（註），置於寶玉手中，又脫下貼身舊紅小襖作別—此二物皆為身體的延伸，象徵無可言詮的情感與不捨。晴雯與寶玉之間的親密，乃「閨閣良友」式的精神「意淫」，而非王夫人所欲加之「皮膚濫淫」。

紅樓女子的「針黹」日常，不僅乘載未來成為人妻的德性教養，也蘊藏對情意的細膩體會與寄託。而晴雯之死，也揭示《紅樓夢》悲劇精神的總體：「未嫁女子」的夭亡。後四十回中，寶玉的小廝焙茗提及寶玉再見雀金裘，傷懷道：「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

晴雯補織的雀金裘，從日用之物轉化為記憶與情感的載體，其「日常性」亦漸次「去日常化」。雀金裘原由賈母所賜，卻因晴雯以病體縫補，注入技藝與情意，而賦得新的意義。在晴雯「不在」的空間中，每一次「見」物，皆召喚她「在」的痕跡。晴雯之死不代表情感的斷裂，而是一輩子的「擱置」—人雖亡，物卻在。那是大觀園內女子「臨窗作針黹」的回憶身影，也是她們留下最靜默，也最深刻的情意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