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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的啟示─從疾病看藝術與身心的連結

瘟疫的啟示─從疾病看藝術與身心的連結

Pandemic as Revelation – From Illness to See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t and the Body and Mind
疾病在破壞之後,必有啟示。過去一個世紀這幾個傳染疾病,西班牙流感對我來講,要提醒我們的是「和解」。1980年代出現的HIV,帶來訊息是「無差別的愛」。COVID-19對我來說,它帶來的訊息就是要「相信自癒的能力」,相信內在的力量。

傳染病是讓我們集體通往完整的過程。

如果說過去一個世紀,這些「致命」傳染疾病,給我們的訊息和啟示,我的理解是這樣:一戰期間西班牙流感:和解。愛滋:無差別的愛。Covid-19 帶來的訊息: 相信內在的力量。「內在」不單指我們個人內心,他也包含了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的「內在」。

關於訊息

2020年的一開始,世界因著中國武漢的不明病毒散播,產生莫大的變化,人類的生活與交流模式,被迫轉變成遠端、隔離的狀態。跨國的旅遊停滯,日常的工作、教學、聚會,在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之下,封鎖又解封。時至今日,雖然已有疫苗接種,但因為病毒變化的速度,我們對未來生活回歸以往的正常,有種未知的無奈與憂慮。

這段時間,我們關心的在意的都是每日感染者、死亡者的數量,疫苗的是否足夠、及有什麼辦法可以遏止這瘟疫的擴散等焦慮之中,所有的情緒混雜一團,無法好好看清在這些情緒下,與我們意識更深連結的是什麼。

我自己相信所有大型事件的發生,與那個年代區間的集體潛意識有極大的關係。在這次的疫情之下,我觀察自己對於這個傳染病的情緒,乃至整個台灣到全世界,在疫情的不同階段,所做出的反應和折射出的氛圍,互作對照。「恐懼」是最外層的,但往裡面探究,會有更多細膩的層次,我稱之為「訊息」。這種訊息的看見可以透過靜心、冥想,或者心理諮商、催眠等方式看見。

疾病是通往完整的道路,我們不能逃避、忽視、厭棄它。
—Thorwald Dethlefsen、Rudiger Dahlke《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2017

伴隨醫療進步,有越來越多種身體症狀被定名「疾病」。雖然平均壽命增加,我們對健康的追求也越強烈。我們可以從最不想要看到的地方去看到那個答案,疾病對於健康的意義即是如此。在此作者講的是個體的疾病,而傳染性的疾病,則是帶領群體通向完整的過程。所謂完整,就是以集體內在探索、整理、和解的方式,發現並實踐疾病帶來的訊息。

感冒與細菌沒有關係,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共振引發。
—史坦納(Rudolf Steiner)《人為什麼會生病:人智醫學中的健康與疾病 》,2020

史坦納先生是華德福(Waldorf education)的創辦人,其人智學理論中,對身心有一套系統。史坦納並非否定現代醫學病毒感染的過程,而是以另一個方向,討論是人體內的能量運作、共振的意識,這共振的意識會產生出某一種符合病毒和細菌存在的環境。簡而言之,就是當我們愈對疾病恐懼的時候,愈容易塑造集體感染的情況,而免疫系統與焦慮恐懼的情緒是互有關聯的。

我們在Google的搜尋引擎上面去打「健康、醫學」等關鍵字,會出現一些類似的影像:一位穿著白袍的醫生,以戰士的姿態對抗病毒。醫師被賦予健康的權威與專業的形象,這形象背後的意義是保護與對抗,這也是當代醫療系統的精神。某個程度上我們是拒絕他者生物演化的,因為其他生命的演化,可能會對我們的生存帶來威脅。就如同這次疫情中,醫界不斷想辦法阻止病毒的演化速度,那是抵抗未知的「恐懼」,這是一個集體和個人在面對疫情時最外層的情緒,但在這外層的情緒下面,還有其他的情感與情緒交雜。

集體性的恐懼─恐慌、無助、焦慮、憤怒

集體性的恐懼通常參雜一種被攻擊的情形。各位可回想今年5月底到6月初,疫情到達巔峰時,台灣沒有疫苗的時候,一個近乎歇斯底里的情景,伴隨著無助和憤怒的恐懼感。

老彼得布勒哲爾(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死神的勝利》,油畫,117×162公分,1562。(公共領域)

《死神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繪於16世紀,這張描述的的背景是黑死病。在西方的繪畫,傳染疾病通常被描述成戰爭、侵略者、從天而降的厄運,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結合舊約聖經中索多瑪城被摧毀的意象,在這件作品中,混亂及暗紅的用色,有強烈的憤怒感。畫面左方的骷髏群─死亡、病毒的使者,攻擊了教堂、取代了神父,意指信仰也無法拯救疾病的蔓延。畫面中心的混亂,以及遠方蔓延的硝煙,昭示著傳染病的勝利,不論你是什麼階級。畫面的右方的絞刑台和一個死神準備把人斬首,傳達疾病代表的懲罰、罪惡。遠方的船隻及港口的地景,呼應傳染病是一個外來的侵略者,這回應當代醫學對疾病的概念─對抗。

尼可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亞實突的瘟疫》,油畫,148×198公分,1630。(公共領域)

《亞實突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 格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的繪畫,他以聖經中的城市亞實突(Ashdod)去對應17世紀意大利村莊的瘟疫。整張繪畫有恐慌與無助的情緒。在畫面中除了看見已經死亡的屍體、病患、抬屍體的家屬,左邊出現了一位像耶穌形象的角色。就算在疾病帶來的死亡恐懼中,信仰的力量可以帶來救贖。因此畫面的前景的男子,他朝向左邊的臉,發著光,與畫面右邊的男子成為強烈對比,因為他的背後有著真理保護著。

朱爾斯・埃里・德勞內(Jules Elie Delaunay)《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油畫,36.67×45.88公分,1869。(公共領域)

朱爾斯・埃里・德勞內(Jules Elie Delaunay)的《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Plague in Rome),在此瘟疫講的是最古老的傳染病:天花。當時死亡人數達五百萬。死亡的天使把這個門撬開。感染就像是一個戰爭的比喻,當我們感染COVID-19的時候會發燒,發燒基本上就是一種作戰、憤怒的表現,然後它慢性化,最後發炎到死亡,是慢慢妥協、投降的過程。

阿諾德・柏克林(Arnold Böcklin)《瘟疫》,蛋彩畫,149.5×104.5公分,1898。(公共領域)

在19世紀的繪畫《瘟疫》(Plague) 中,除了下方像血的紅衣女子與屍體,我們看到騎在一個飛行的怪獸上的死神,穿越街道。可以觀察到這個死神與上一幅的天使他們都有翅膀:飛翔是變動的,不知道從哪邊而來,無時無刻的威脅。

李唐《炙艾圖》,68.8×58.7公分,宋代。(©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中國繪畫裡面在對疾病的描寫數量不多,最經典是宋朝時期李堂的《炙艾圖》,描寫農村治病的情形。我們從這張繪畫裡面感覺到的是一個很安靜、沒有死亡的恐懼、害怕或憤怒的氣氛:在一個樹蔭下面,這個醫生在替病人治病。回到中醫對健康的看法,人跟隨著天地節氣,飲食起居跟隨自然韻律,身體自己強壯,自然邪氣無法進入,因此在自然中治病就是一個合理的事情。

個體被隔離的恐懼─憤恨、愧疚、被遺棄、孤立無援、驚恐、絕望

在面對這兩年的疫情時,個體被隔離時的一種恐懼,有些人害怕的並不是疾病帶來死亡恐懼,而是被傳染後,其他人知道我生病,我會不會被拋棄?我要隔離多久?我會不會傳染給別人?我不想面對那樣的愧疚感。在隔離旅館、醫院、封城的狀態,都會產生出這樣的感受。這個恐懼的程度會與疾病的污名化有關。

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自畫像和西班牙流感》,油畫,150×132公分,1919。(公共領域)

西班牙流感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造成了約五千萬人死亡。孟克(Edvard Munch)在感染西班牙流感後畫了兩張自畫像。自畫像可以看到藝術家面對自己的狀態,《自畫像和西班牙流感》(Self-Portrait With The Spanish Flu)這張畫裡面的筆觸與顏色非常特別,他用了綠色與橘色兩個對比色,我們看到綠色地板,綠色床布,綠色陰影。這個綠色其實是個不是一個舒服的顏色,像是不明的結痂或痰,好像疾病到了一個程度後留下來的痕跡。我們可以注意看孟克沒有眼睛的臉孔,張開的嘴巴。這一方面表現了呼吸困難的後遺症,也表達出驚嚇後絕望的感受。

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油畫,58.4×73.6公分,1919。(公共領域)

另外一張自畫像《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After The Spanish Flu)中,他的筆觸更為快速,而他的臉上表情多了無奈絕望的木然,還帶了一些憤怒。此時他的作品正在國際間受到肯定,但因為西班牙流感和戰爭的關係,這些國外展覽的機會都全部都沒了,經濟來源成為問題。孟克畫了很多與疾病有關的作品,因為他自己的家人就死於肺結核,或許這場流感後的自畫像系列,表達出他對人生的抗議。

大衛.沃納羅維茨(David Wojnarowicz)《無題:墜落的水牛》,攝影,102.9×121.9公分,1986。(©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無題:墜落的水牛》(Untitled (Falling Buffalos)是一幅拼貼攝影,作者大衛.邁克爾(David Wojnarowicz),一位死於HIV的美國藝術家,他的一系列作品批評當時候的教會和政府並沒有對HIV做出主動積極的防治與治療。HIV是至今汙名化和影射最強的疾病。1970年代的性別平權運動,將開放與保守勢力的衝突拉至最高。1980年代HIV病毒的出現,因為零號感染者的同志身份,讓此疾病迅速在男同志社群間蔓延,也讓教會和保守派稱此病毒為:上帝對性權運動和同性戀的懲罰。

我們可以想像大衛感染HIV後會多麼憤恨,憤恨是一種被不平等對待、被遺棄的感覺。所以在畫面中水牛,自己衝下來懸崖掉落而死,充滿憤恨絕望,與對世界怒吼的犧牲。19世紀美國有進行一批屠殺野生水牛事件,邁克爾引此作政府對感染者的消極,也是種屠殺。

個體被隔離的恐懼,也可以從精神疾病相關的藝術作品討論。精神疾病的隔離帶來的恐懼可能更甚於傳染病,它攸關自我認同。哺乳類動物被迫離開群體的時候,就是意味著他與死亡接近。隔離某個程度上與監禁相同,把正常和不正常區分出來。

法蘭西斯科・德・哥雅(Francisco de Goya)《院子裡的瘋人》,油畫,43.8×32.7公分,1794。(公共領域)

善於描述內心陰影的哥雅(Goya),《院子裡的瘋人》(Courtyard with Lunatics)這張作品描繪她曾經去看過的一間精神療養院的情景。因為哥雅本身也有些精神官能症的傾向,本身對內在的的自我衝突非常恐懼。在畫面裡,一個很厚的高牆後面,中間有兩個人在扭打,猙獰表情的人望向觀眾,其中一位還拿著鞭子鞭打這互打的兩人。高牆後的天光,打在其中一個人身上,代表哥雅內在清醒的自我,正在跟另一個憤怒憂鬱的自我互相纏鬥。這是一個充滿憤恨與被遺棄、孤立感覺的作品。

李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破碎的圓柱》版畫,78×38.4公分,1986。(© Lenora Carrington)

藝術家李歐諾拉.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破碎的圓柱》(The Broken Clone)我非常喜歡。卡靈頓因為戰爭和失去摯愛,精神崩潰後,被家人送進了精神病院。她後來逃離了精神病院,遠離她的國家。畫面中的灰色的堡壘,是監禁她肉體的地方─嚴肅、沉重、沒有光和愛,黑色的窗戶代表斷絕外界連結,周圍有一些白色天使的靈魂在觸摸這個房子。畫面前方,她的靈魂重獲自由─即使往日的夢魘依然糾纏著她。這是一幅被遺棄、孤立無援的恐懼中,重拾安慰的作品。

個體面對失去的恐懼─驚嚇、悲傷、悲痛、遺憾

馬克西姆.沃羅別耶夫(Maxim Vorobiev)《被劈裂的橡樹》油畫,100×130公分,1842。(公共領域)

失去的恐懼應是最容易被同理和感受的。因為疾病,失去原有生活、擁有的事物、關係、生命。「失去」帶來的悲傷與悲痛,是兩種不一樣的感受:悲傷較為緩慢而延續,悲痛是即刻的、當下伴隨驚嚇的。《被劈裂的橡樹》(Oak Fractured Lightning)中的閃電猶如噩耗,是上述驚嚇與悲痛的感覺。

在醫療未普及的時代,家中的床鋪常成為病人度日,與世界道別的現場。這些房間,對生者而言,是需要長時間結痂的傷口。

克里斯托瓦.羅哈斯(Cristóbal Rojas Poleo)《生病的小提琴手》油畫,113.4×150.7公分,1886。(© Obelisk Art History LLC)

《生病的小提琴手》(The Sick Violinist)是一個男孩感染結核病的場景。在午後溫和的陽光下,家人們注視著在病榻上的男孩,旁邊的牧師/醫師的男人,似乎剛完成了什麼儀式。牆上歪斜的十字架,與男孩臉上的陰影同一個角度:上帝不在此,因為男孩的靈魂也不在此了。

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生病的小孩》版畫,118.7×121公分。(© Artists Rights Society)

前面提到孟克早年經歷多次生離死別,《生病的孩子》(The Sick Child)這幅畫中女孩,就是他小時候死於肺結核的姊姊。在躺在床上這個病人和她右邊這個親人在情感上有很大的對比,孟克並沒有把她描繪如一個病入膏肓之人,在那巨大猶如光冕(Halo)的白色枕頭,猶如天使,安慰我們不要對死亡這麼恐懼。孟克在多年後畫這一幅作品,藉此去療癒他自己當時失去的悲痛。

克勞德・莫內(Claude Monet)《臨終的卡蜜兒》油畫,90×68公分,1879。(© Artists Rights Society)

《臨終的卡蜜兒》(Camille on Her Deathbed)是莫內描繪他的摯愛卡蜜兒病終的情景。畫面當中她的臉,彷彿披了一層紗,一點點黃、膚色,到一些藍、一些灰,參差交疊,這是時間堆積的痕跡。莫內默默坐在病床前,看著妻子的臉,一筆一筆畫下死亡在她肉體上留下的顏色光影變化。從上述的這幾張畫,我們都可以看到,藝術家在面對死亡失去親人時,壓抑的悲傷與悲痛,不是那種聲嘶力竭地喊叫,而是低聲啜泣。

皮爾・波納爾(Pierre Bonnard)《浴缸中的裸女》油畫,65.4×104.8公分,1925。(© Tate Britain)

波納爾(Pierre Bonnard)的《浴缸中的裸女》(Nude in the Bath)是多幅系列作品,描繪他的妻子因肺結核進行熱浴治療。其中這幅的構圖有一種不安的感覺‵.畫面中的顏色繽紛亮眼,在這張畫中看不到任何的臉,右下角與畫面平行的身體,像是一具屍體,畫面家本人則站在一旁。 波納爾妻子後來並沒有過世,此畫顯現了他在面臨這種流行疾病下的恐懼,他則用色彩試圖沖淡這個情緒。

休・史緹爾(Hugh Steers)《浴簾》,油畫,162.56×182.25公分,1992。(© The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另一個同樣是在浴室的場景《浴簾》(Bath Curtain)。藝術家Hugh Steers同樣因HIV過世,這是他染病去世5年前的作品。畫面中的兩個人,不論是怎樣的關係(伴侶/同一人),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面對疾病的悲傷恐懼下的一些淡淡希望─陽光打在兩手交疊之處,而畫面上方浴簾如屍布,蓋住了亡者。這張畫也讓我想起了《聖殤》(Piata)。

疾病的焦慮─失明、對立、完整

下面幾件作品,是關於我自己在面對疾病的時候心理狀態的轉化。因我母親是護士的緣故,從小我對衛生疾病知識就非常熟悉。幾乎只要一感冒,母親就會立刻拿出解方,或帶我去診所醫院。而我小時個性對自己身體的完整性非常在意,這些原因讓我對疾病的感受性與焦慮感比一般人強烈。

2008年的《邊境》(Outland)是我於接受視網膜裂孔雷射手術後的系列攝影。研究所時期,有一段時間眼睛不適,讓我自己很焦慮自己眼睛的狀況。某一次檢查中,在沒有準備好的狀態下,我被告知眼睛視網膜破裂,需立即做手術。雖然手術只是一個雷射手術,但我已經受到了驚嚇。手術後,我出現了畏光、視力模糊等情形,而這情形與醫師確認,與手術無直接關聯。接下來的半年,隨著症狀的反覆,我開始逃避「清晰」這件事情─越想要看清楚,「模糊」的邊界就愈分明。生理上的症狀,反饋為心理上逃逸的姿態。 

牛俊強《邊境(系列)》攝影,130×87公分,2008。(牛俊強提供)

因此那段時間, 我習慣於夜晚外出。我於夜晚去拍攝城市中的邊緣地帶,如河濱公園的足球場、操場、廢棄的工地等。這些畫面不是當時我所看到風景,它是我內在恐懼的轉化:被隔離的恐懼,以及面對未知的無望感:在模糊與不確定的風景中,才能找到安全感。就如同飄浮在絕對的黑暗中,前方一圈微光,打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

延續著失明的恐懼,我在2015年做了這件作品《裂隙》( The Crack),在10分鐘的錄像中,一個躺在床上全裸的男子,沿著窗外灑進的光線,把玩他手上裂掉的鏡子,鏡子的反光,在這空間遊走。某些時刻,這個反光與我們對視,出現白色的閃光。

牛俊強 《裂隙》,單頻道錄像,2015。(牛俊強提供)

這個白色閃光其實是視網膜的裂孔的病徵,閃光就代表是網膜被拉扯,有破裂的可能。當我看到我的眼前出現閃光時,會感到非常恐懼,就如同前面那些描述面對失去恐懼的畫作一樣。因為經歷了驚恐,這個作品正在轉述創傷後的階段。那個閃光也像是訊號,是對外連結的渴望。後天失明重建裡最困難的,包含如何連結他人。因此失明裡的恐懼不只失能,也有被隔離的孤立無援感。

牛俊強《我相信你》,空間裝置,2017。(牛俊強提供)

這種隔離的闡述,也在我於巴黎駐村時的創作《我相信你》(Je Te Fais Confiance)呈現。身為男同志,在社會文化長久標籤化下,對HIV的憂慮與恐慌比異性戀多,這也讓自己對性行為本身總帶著羞愧與焦慮感。這件作品呈現的現場,是在我巴黎駐村所住的房間,窗外我安置了白色日光燈,透半透明的窗簾灑進房間。整個房間我留下了純白的物件,包含摺疊好的棉被,以及牆上兩件白襯衫。當你走進床邊,會聽到一個喃喃低語,是我不斷重複著「Je Te Fais Confiance, Je Te Fais Confiance」這句法文。 我相信你是純潔的,我相信你不會陷我於疾病,我相信你會拯救我。在那些性的激情之後,這是我自己對另一半、對自己、對神的告白。

疾病在當代社會中已轉化為一種身份,而信仰則為一種對自然本質的依循或個體動物性的超脫的行為。這幾年我從「人/神」關係,去切入不同面向的議題。在巴黎駐村時,我對中世紀的耶穌形象有了新的認識,那些被誇張化的釘痕傷口對信徒來說是一種同理與陪伴:他們所信仰的神了解自己正在受的苦痛。我將這樣信仰的傷口與的中醫經絡系統結合,分析它們在中醫系統下與人體運行的關係,表達疾病、救贖與療癒之間關係。

牛俊強《邊界I》,攝影,145×100公分,2020。(牛俊強提供)

《邊界》(The Borderline)是我關注於宗教信仰與疾病之間的階段作品。信仰基督教的人群或地區,與信仰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人群或地區流行疾病有所不同。信仰與文化、生活型態相關,也與肉身有密切的連結。我將這10年間信仰基督教人口的整理出「前十大致死的疾病」:心臟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症狀,寫在紙上,覆蓋在耶穌像上,於陽光下拍攝。若隱若現的文字對比著耶穌的身體,彰顯出信仰與疾病像是一種對立,關於肉身與意識,永恆與消失。疾病也如神的邊界,而因著疾病受難觸及身心的邊界,神性在那顯現。

牛俊強《邊界I》作品細部。(牛俊強提供)
牛俊強《邊界》,「新白堊紀」展覽現場。(牛俊強提供)

療癒─看見衝突、和解、無差別的愛、自癒

我相信雙面是並存的,疾病在破壞之後,必有啟示。過去一個世紀這幾個傳染疾病,西班牙流感對我來講,要提醒我們的是「和解」,那個和解可能因為它是發生在戰爭,也許也是現代醫學的開始,我們正要學習與自己身心和解。1980年代出現的HIV,帶來訊息是「無差別的愛」,不國族信仰性傾向,對自己和對他人都要學習無差別的愛。COVID-19對我來說,它帶來的訊息就是要「相信自癒的能力」,相信內在的力量,內在不只個體也是群體,不只是身體內部也是外部環境,因此自然療法、傳統醫學中的自癒觀念,在這次疫情中會被看見,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牛俊強《邊界II》攝影,86×56公分,2020。(牛俊強提供)

我想以《邊界 II》(The Borderline II)這個作品來說這個雙面性與衝突的啟示,這一張作品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我在拍這系列,是想要拍出的神性的感覺,但是當我拍完之後,看著這個畫面,發現的這張照片有個地方讓我感覺到很不安,在耶穌像後方的陰影,有個長著角的形體,我聯想到魔鬼。

牛俊強《邊界II》作品細部。(牛俊強提供)

有一段時間我把這張攝影收著,不是很想看它,它如實了反映了我內在存在、但還沒理解的部分。後來我真正體認到光明與黑暗並須同時存在,神與魔、生與死、病痛與治癒、恐懼與勇氣,他們本身是中性的,那些衝突與對立的情感,是我們通往完整的必經過程。

牛俊強《邊界II》,〈新白堊紀〉展覽現場。(牛俊強提供)

因此,這個兩年疫情,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必須去正視自己內在的衝突。外在的衝突:疫苗,或許可以讓我們有一層保護,但如果因此依賴此法,放棄了在疫情下,我們內在成長的機會,那我們依舊會以舊的價值認定,所有的變異都是危險的。內在衝突的看見,將是在面對疾病的恐懼之外,可以治癒自我、群體、乃至整個環境生態系,期待我們都可以將這恐懼化為啟示。

牛俊強( 2篇 )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研究所。從事當代藝術創作與教學。目前工作於台北,為實踐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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